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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什么无数个体的分散决策能够导致一定的秩序而不是无序（为什么一群有着各自不同目的的人能够形成社会而不是陷入霍布斯丛林）？为什么分散决策导致的秩序反过来有助于其中的个体实现各自不同的目的?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不可能兼容不同个体的目标实现? 回答这些问题，是理论经济学的任务。 理论经济学针对的，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的内核逻辑，它们不随具体经验现实的改变而改变。同自然科学的纯理论部分一样，理论经济学也是试图把那些客观地在那里的逻辑（或者说，秩序结构）揭示出来，然后，再用它们来观照、理解复杂的、流变的经验现实世界。当我们做到了将观察到的经验现象“还原”成我们能够理解的基本逻辑时，或者说，把它们可以“看成”是有关基本逻辑在具体经验条件下的结果呈现时，我们就可以同时领会经验世界的规律性和流变性了。 亚当斯密第一次系统地把无数个体的自主行动形成的世界当成是有规律的、值得探究的现象，这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经验科学。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可以导向秩序" 的洞见其价值既不在于告诉我们说，世人感兴趣的秩序现象在经验现实中是存在的，更不在于它使我们像相信神谕一样去相信“看不见的手”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导向好的秩序结果。它的价值在于，将我们引向探寻秩序背后的逻辑之路。哪一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模糊地承认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规律的或有序的这样的阶段，而是能够基于对客观地在那里的逻辑的认识而切实地“看出”其规律性时，哪一天经济学就可以认为是上轨道了。 二. 经济学所针对的经验现实世界不同于自然界。它是无数个有自我目的的个体行动的结果，是一个人化的客观世界（人的行动相互交错而编织出来的“网”， 或形成的“扩展秩序”）。在大多数社会中，我们会观察到人际间频繁的互利交易发生。这些互利交易在微观的层次上意味着个体自身目标的实现或福利的改善，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意味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和谐。社会就这么运转着，其中大多数的个体似乎是“自动地”选择了以自愿交易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这样做本身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生物本能，或者简单的基于最大化的刺激反应，而打上了“社会”的属性。 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不是单纯的最大化策略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的规则之下个体策略的呈现。在交互作用的社会游戏中，除非个体的自我目标实现是受到一定的规则约束的，否则，个体单纯的最大化策略导致某种性质的秩序结构得以涌现就是太偶然的事情了。不仅如此。个体的行为遵守一定的规则这本身也必须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个体目标的实现一致的，是作为一种稳态的均衡策略而自我实施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自我目标驱动的个体行为它们相互作用才能导致秩序结构的涌现。 个体行为不仅因为对社会规则的遵循而成为“社会的”，价格机制也使得个体进行的经济计算从来都是“社会的”。如果不是因为货币作为统一的价值尺度使得个体的经济算计可以与他人的决策关联起来，不管个体动机如何，作为独立决策主体的A不会因为B特别需要使用某种资源就为其节约，或者因为B需求什么就尽量为其生产什么。但是，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形下，个体的行为似乎就好像是有意地为他人服务一样。个体和他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价格机制之下不是偶然的，而是系统性地发生的。 我们身处的人为的世界不是上帝驱动的，也不是具有高级智慧的主体指示每个个体怎么做、怎么相互协调的结果。它是无数个自主行动的个体造就的。个体作为时间中的有限存在，就他必须以某种方式使得他的生命展开而言，“完美”这个词与他无涉，也与由这样的个体形成的社会无涉。经济学的价值从来不在于跳出这个世俗的视界去寻求改善社会的良方。 它只限于，在这个视界之内去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这个视界也是普通人的视界，是普通人在人际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视界。普通人看不到个体行为超出一定范围的后果，但他看得到，如果同他人打交道，长期中自己单边得利是不可持续的，自己采取暴力的、掠夺的手段很可能是要遭到反抗的；普通人看不到远在另外一个地区的人的某种迫切需要，但他可以看到与这种需求对应的商品的价格，懂得据此采取有利于己的行动。正是循着普通人的视界，经济学会有这样的惊奇：“一个个如此平凡的个体，一次次如此平凡的目的性行为，它们是如何就造就了大大超过任何个体头脑的智慧可以想像的文明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惊奇，经济学才试图从普通人的行为出发，take men as they are,一点一点地试图对所观察到的社会层面的经验现象进行重构。人际间的协调规则，以及人际间的价格协调机制，无非是经济学揭示出来的、平常人日用而不自知的、使得分散的个体努力可以有效地整合进更大的秩序结构的两大支柱。当然，这两大支柱，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实践的产物，同个体在社会中的实践本身一样，没有“完美”一说。 三. 在鲁滨逊的世界中单独的个体行为是没有任何超越个体的力量在牵引着的。个体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在人和人的世界中，因为某些日用而不自知的力量的存在，个体的行为确实就不再是纯粹个体主观意志、意愿的结果的，而是一开始就被打上了社会的烙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学科，它理应致力于理解“普通人为什么能够形成社会”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决定了经济学的关注点绝不是个体的目标驱动行为本身，而是在个体是自我目标驱动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下，那些将个体的行为整合进更大的社会秩序的力量。 但是，自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学逐渐走上了一条歧路。它的重心不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这涉及到个体和他人的关系），而是个体的目标实现行为本身。以最大化理性人概念为中心，以边际分析为主要的工具，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变成了一门对个体的决策理性进行形式化刻画的学科。它的学科独特性也由此建立了起来。当然，它也没有忘记对于经济学来说不可或缺的斯密洞见。阿罗-德布鲁基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理性人的逻辑构架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被认为是将在斯密那里仅仅是用比喻模糊地表达的思想予以精确化了。也因为此，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算是找到专属于自己的逻辑内核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怎么具体应用它了。 一般均衡的理论证明对经济学的发展在技术上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它们直接导致半个世纪多以来人们一直在错误的轨道上做经济学，使得经济学因为没有正当的subject matter越来越变成了一门琐碎、无聊的、炫技的行当。这两个后果分别是：1、最大化理性人作为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得到了巩固。2、“市场作为看不见手可以导向秩序”因为这个证明而变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帕累托效率将会实现”。人们从此之后围绕“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如何实现（可以达致帕累托最优的）完全竞争”做文章。 由于经济学关心的问题从来不是个体如何具体地决策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个体在社会中如何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以一种对他人有害的方式，还是有利的方式，而最大化理性人概念丝毫不触及人际之间的秩序结构，因此，不管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个体的决策行为有什么帮助，对于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它是不相关的。平行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命题的要旨绝不是像一般均衡理论家以为的那样，是个体的最大化本身如何能够导致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最大化，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也能够导致他人目的的实现。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良性的秩序结构，而非特定的结果状态。今天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内核的经济学在形式上科学的包装下只是假装在探索经济学应该探索的与现实相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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