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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嬗变原因浅探 赵 蓝 二○○四年九月二十日，《姑苏晚报》刊载了孙荣昌先生的《太仓话和苏州话》，文中谈及了吴语的词语中至今保留着古代汉语的本义，如“汤”、“伯”；又比较了同属吴语体系的苏州话和太仓话的现状，可以看出苏州话的嬗变速度快于太仓话。 按照一些教科书的说法，现代汉语共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七种方言，吴方言分布在上海市、江苏省的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和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8.4%。与其它方言一样，吴方言中的各个次方言之间的差别也是较大的，苏州人不能全部听懂宁波人讲的宁波话，宁波人也不能全部听懂苏州人讲的苏州话。如果把吴方言分成吴语和越语两个次方言，把吴语界定为太湖周边地区的吴方言，那么，在这个范围内的人进行语言交流时，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相互听懂对方讲的本地话。 孙文中提及的“汤”、“伯”的本义，见《说文解字》：“汤，热水也”；“伯，长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州的许多中老年人仍把洗脸水称作“面汤水”，如今六十岁上下的人还是记忆犹新的；当时，一些“老虎灶”在夏天兼营“淴浴”业务的，用布帘或者“芦fèi”在屋内辟出一隅，放置三两只木浴桶，供人“淴浴”，在店门口则大书数字：“盆汤，每位五分”，这五分钱在当时约为半市斤粳米的价格，对于收入不丰且生活要求不高的人来讲，这样的“盆汤”解决了暑日的“淴浴”之需，而“老虎灶”则可增加些营业收入。同一年代，苏州的青少年人称呼父亲的姐姐，或称“伯伯”，或称“姆姆”，则视各家的传承而异，“伯伯”与“姆姆”是同时并存的。到了世纪交替之际，苏州的青年人多为按照政策而产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的子女就成了第二代独生子女，这一代的小孩在咿呀学语时就很少接触到“姆姆”与“娘娘”（父之妹）之类的称谓，对于父母的同辈亲友常常是以其性别区分，统称为“叔叔”或“阿姨”了。这“阿姨”一词在苏州话中有着不同的语音，用以区分不同的亲戚关系，称呼母亲的姐妹时（甚至称呼与母亲年岁相仿的、非亲戚关系的女性时），“阿姨”中的“阿”发音为“啊奥”两音相切；称呼妻子的姐妹时，“阿”必须发音为“啊”，否则就混淆了两者的区分。至于将祖母称为“亲婆”，将外祖母称为“好婆”，并非仅存于太仓话，在苏州话中也是这样称呼的，而且“好婆”不仅仅用于称呼外祖母，凡年长于父母的妇女都可称为“好婆”。因此，为了将“好婆”这一个词的外延加以区分，有的老苏州人家就将外祖母称为“亲好婆”，并将祖母称为“好亲婆”，对有亲戚关系的，则在“好婆”之前冠以其相关的称谓，如“姆姆好婆”、“阿姨好婆”。 “阿”在古代汉语中有尊敬、亲切之义，于称谓之前常冠以“阿”字，如《孔雀东南飞》中的“阿母”、“阿兄”、“阿女”，《木兰诗》中的“阿爷”、“阿姐”，《琵琶行》中的“阿姨”。 “阿”有两个语音的现象，在吴语中并非绝无仅有，如苏州话中的“大”在一般情况下与“杜”的发音相同，像“大人”、“大哥哥”、“大房子”、“大公园”、“大模大样”等，而在“大哥”的发音中则同于普通话中的“大”。 吴语中的一字两音，其中一音专用于特定对象，而另一音泛用于非特定对象，使得同一词语有了不同的内涵。掌握这类词语的语音及其区分作用，对于自幼娴熟苏州话的人而言是在吴语环境中养成的，无须专门的讲授，而对于接触吴语不多的人来讲，就需要细心体会才能领略。这种区分特定对象与非特定对象的语音表达方法，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语音现象。 在古代汉语中有些词的使用频率逐渐减低，有的仅存于书面语中，但可见于方言的口语中，如上述的“芦fèi”的“fèi”，本指竹席，在吴语中扩展为用芦苇编制的席子，这种芦席，北方人称为炕席，用来铺炕和囤粮。时至今日，“芦fèi”在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出，“芦fèi”一词就很少出现在苏州话中，如果“芦fèi”一旦在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绝迹，“芦fèi”一词就很有可能退出口语而仅存于书面语中。在三十多年前，苏州话中称呼父亲、母亲的“爹爹”、“姆妈”就逐渐被普通话中的“爸爸”、“妈妈”所替代，如今五六十岁的苏州人还沿用着前两个词，他们的下一代则用后两个词的为多；又如，“姐姐”的发音在四十多年前开始，从苏州话中的“爵”变为“佳”。这些变化反映出吴语在传承过程中，其语音和词汇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嬗变。 引起吴语发生嬗变，人口迁徙和社会进步是其两大原因。 人口的迁徙主要由战乱和经济所致。前者如历史上的晋室东迁和宋朝南渡。晋室东迁建康时，北方的士族和民众迁至长江流域的人口不下七十万人，东晋的大臣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就常说吴语，因而被以讲洛阳话为荣的北方士族所鄙视，这可看到迁徙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入乡随俗地以当地的方言进行交流，另一部分人则沿用着原先的语言，反映了方言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和改变语言习惯的艰难性；宋朝南渡临安后，大批的官员从北方来到南方，当时有位诗人林升写有《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官场的风气弥漫到语言上，杭州话受其影响而带有浓厚的“官话”味，这反映出一种地方话受到外来方言影响时的兼容性。后者如清末民初时，社会经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许多江苏北部的农民来到苏州地区谋生，在与当地人语言交流时，一般不再沿用属于北方方言的江淮方言，而改说苏州话，是一种带有江淮方言色彩的苏州话，并且在语音和词汇上对苏州话有所影响，他们的后裔一般能讲一口较为纯正的苏州话，但在讲“姐姐”时往往就讲成“佳佳”，而且影响到当地人后裔在讲“姐姐”时的发音。 社会的进步使得吴语中的词汇不断增加新词，又有一些旧词逐渐消亡。西方国家有关电的发明传入我国，这些科技成果使得吴语有了“电灯、电话、电线、电影、电视、电线木、电风扇”等新词，这些新词中的每个语素仍然保持了吴语原有的发音和声调，这样，既适应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语言需求，又保持了吴语的特色。社会进步使得吴语中的一些旧词消亡了，如从事于茶馆、酒馆和饭馆服务的“堂倌”，从事于家政服务的“娘姨、大姐”，这些旧时的职业称谓如今已成历史；又如随着电灯的普及，“油盏、手照、灯草”等词也成陈迹。还有一些词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在吴语中，同样因之很快在吴语中消失，如在清末民初随着舶来品进入市场，吴语中出现了“洋钿、洋油、洋火、洋灯、洋布、洋蜡烛”等新词，未及百年，这些词就在吴语中消失了。 至于苏州话与太仓话在嬗变速度上的差别，可以从苏州地处城市而太仓地处农村来加以观察和分析。作为城市，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往往快于农村，人口迁徙和社会进步所引起的现象也常常首先在城市显露而后扩展到农村，由此影响到语言上，就使得同一方言中不同的地方话有了不尽相同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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