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 ： 两位曾经的报人

丁崇吉自海关退休后，在家族生意中担任管理工作。

在经商领域，他可算老资格，早在任职海关初期，便已与其弟合开商业公司。退休后则担任位于上海广东路的锦章号经理，这个自家生意主营德国礼和洋行的缝衣针批发，在上海还有些房地产生意，此外，还曾参股合营老家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和舟山轮船公司，曾拥有过三艘轮船。

丁崇吉的幼子为其晚年所生，他曾回忆老父晚年时的逸事，比如“他个子较矮，留着白胡子，喜欢吃鱼冻和溏黄的鸡蛋，稍不留神，鱼冻或蛋黄沾在胡子上，滑稽的样子引人发笑”。当年的留美幼童们虽多严重西化，但到了晚年，仍是穿长衫者多，丁崇吉却常年西装，也不喝茶，酷爱白兰地和雪茄，办公室桌底更是长期摆放一箱白兰地。

不过，他晚年并非只是享受。

据其后人回忆，他长期订阅《ChinaPress》等报纸，还常备一套1899年出版的八部头百科全书式的自学教程，一本原版的《韦氏大词典》，因词典体积大，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如乐谱架般的木架子，将词典置于其上，长期翻阅。此外，他还常备一套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编撰的七大本《汉英词典》，也因其体积大，打了一个分格的箱子，一本本分别存放，随时翻阅。他还常去家乡的私塾，坐在后排与孩子们一起听课，他说自己从小出国，中文底子太差，于是常读古书、练书法。

出身留美幼童的他，对教育和留学的事情自然也相当看重，曾将儿子丁金生送往留美同学梁诚等人筹款创办的香港大学学习，将儿子丁联生送往美国留学，侄儿丁汉保赴美留学时，他亦给予资助。他所喜爱的小孙女丁秀瑞在读完初中后，因家族中颇多老人有浓厚封建意识，不准她继续读书，丁崇吉则力排众议，还为她交付学费。

1941年，因对日军暴行深感激愤，他不幸中风，后来又摔了一跤，卧床不起，1942年逝世于上海，时年82岁，在留美幼童中可算高寿，他去世时，故人多已零落。

（清末第一批幼童三十名赴美留学于同治十一年(1872)摄于香港；图片来源于网络）

定海北门丁家的荣耀

丁崇吉出身贫苦，但在上海打拼的哥哥却逐渐闯出一番事业，到了民国时代，定海北门丁家更是成为定海第一名门。

据载，丁家的发迹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即丁崇吉留美前后），独家经销德国礼和洋行缝衣针，也就是丁崇吉退休后担任经理的锦章号。至1890年前后，锦章号开始兼营德士古火油。到了清末，锦章号已成为上海滩上最大的五金和火油商号，当时的经理丁钦斋于1905年被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二任议董，并任上海总商会第二、三、五、六任会董。

丁钦斋除在上海广开业务外，还在老家定海开拓船运业。民国《定海县志》记载，定海城南海岸线上有个“可贵码头”，专供可贵轮停靠，可贵轮于清末开始运营，来往于上海、定海和海门，所有者即为丁家。

1840年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水上交通多为外国轮船公司把持，民族资本不可在内河航运中运营。直至十九世纪末，清廷才允许商人自办轮船公司。锦章号就是在这时开始涉足船运，创办“锦章航船局”。1902年，“锦和”客轮开航上海经宁波、镇海至定海这两条航线。其后，便有可贵轮的运营。丁家此举也带动了民族资本参与船运的热潮，宁波籍大商人朱葆三和虞洽卿等都进入了这一行业。

锦和轮几年后“退役”，可贵轮则于1916年在海门触礁沉没。至于丁钦斋，则于1919年因病猝亡。

丁钦斋与丁崇吉是兄弟，而且，丁钦斋之后的丁家掌舵人丁梅生，原本是丁崇吉的次子，只因生母猝亡，才于几个月大时过继给了连生五个女儿的丁钦斋。丁梅生曾留学日本，学习农业，1918年当选为定海农会会长。

丁梅生接掌锦章号后，大力开拓经营，1920年赢利达八十万两银子，还与朱葆三、朱祺祥等人共同捐资建造定海体仁局分局。

1922年，他又与朱葆三、许廷佐等合资32万元，创办上海舟山轮船公司，朱葆三任总董，许廷佐、程庆涛任副董，在上海瑞荣船厂打造了一艘800吨级的“舟山”轮，行驶上海、定海、穿山、海门航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发起人和最大股东（占股份48%），丁梅生并未担任总董和副董，但担任副董的程庆涛却是丁家心腹，锦章号的副经理。

据载，这位程庆涛是前清举人，丁钦斋的秘书，后担任锦章号副经理，在上海商界声望极高。丁钦斋死后，他又尽心尽力辅佐少主人丁梅生。因为丁梅生那时年轻，名气也不大，难与朱葆三和许廷佐相较，于是才推程庆涛担任副董。而且，丁家人在舟山轮船公司中所占分量也最重，根据其筹资股票上的签名可知，丁梅生的堂弟丁益生（丁益生是丁崇吉的第四子，所以二人名为堂兄弟，实为亲兄弟）与丁钦斋的女婿徐翔生均担任董事，经理丁似兰也为丁家人。

可惜的是，丁梅生也仅仅执掌锦章号五年，便英年早逝。其后，其堂兄丁慎庵(清末至抗战时期的美孚火油汉口总买办，统管长江上游美孚火油的销售)、生父丁崇吉和堂弟丁益生等相继担任经理。丁崇吉任经理期间年事已高，实际掌舵人亦为丁益生。不过直到1942年丁崇吉去世后，丁益生才真正冠以经理头衔。

舟山轮的历史颇为坎坷。抗战时，因日军封锁海面，定海至上海的中国客轮停航，舟山轮改名海福轮，挂德国礼和洋行的旗号，并委任一名礼和洋行的德国人为船长，继续在定海、上海、海门和温州之间航行。丁家与礼和洋行的合作亦有数十年历史，发迹亦依托礼和洋行，此次又借其相助渡过难关。而礼和洋行的相助，也是丁家在舟山轮船公司地位的体现。1949年，舟山轮又运载着国民党伤兵，被强行驶往台湾，长期停靠于基隆港，1962年左右被丁似兰变卖。

那位丁钦斋的女婿徐翔生也值得一提，他又名徐虎臣，民国著名资本家。他在上海开有鸣昌营造厂，还拥有大量房地产和股票。他与锦章号共有的上海永生金笔厂大楼，在1949年之前曾长期作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使用。1949年后，他退出所有生意，坐吃股息，文革时被抄家，财产被查封，文革后才得解封。

报人曾笃恭

另一位报人曾笃恭，经历不似丁崇吉这般丰富。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可算是丁崇吉的师兄，1856年出生，潮州人。

据载，他曾先后入读美国埃尔姆街文法学校、斯普林菲尔德高中、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后考入耶鲁大学。

关于他的事迹，如今所留不多，即使是《潮州市志》这样的权威文献中，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极爱读的《听雨楼随笔》（高伯雨著，香港牛津版）中，曾提到他与另一位潮州籍留美幼童曾溥，指后者是潮阳县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

钱钢所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中则提到了二人，有人还综合此书与马幼垣所撰《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研讨会论文》等各种资料进行考证，发现曾溥和曾笃恭其实是亲兄弟，1854年出生的曾溥是兄。

这一考证相当有趣：既然曾溥是兄，为何曾笃恭是第一批幼童，曾溥反倒是第二批？而且，曾笃恭作为第一批幼童，16岁的年纪已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曾溥以19岁“高龄”入选第二批名单，更是奇怪。想来也正是因为年纪的问题，在四批留美幼童的出洋资料中，他是唯一未注明年龄之人。

个中内情倒也不算复杂，主要与二人的父亲有关。二人之父名为曾兰生，本名曾恒忠，祖籍潮州，生于新加坡，父亲为潮州人，母亲为马来人。父母双亡后，他进入美国领事馆当侍从，在美国传教士引荐下入读教会学校，1843年更是前往美国，1846年留学于汉密尔顿大学，比容闳入读耶鲁还早四年。也正因此，有人将他视为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但他出生于新加坡，严格来说只能算华裔。另外，因学费无着，他读了两年后便辍学，因此容闳作为首个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华人则全无争议。

辍学后的曾兰生随即来到中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工作。1850年，他与同为中马混血儿的南洋女子结婚，1853年前往上海经商，曾溥和曾笃恭均在上海出生。

1866年，曾兰生应聘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教员，1872年5月被委派到上海，在出洋肄业局设立的留美幼童预备学校里教授英文。由于曾家平时一直习惯用英语交谈，曾溥和曾笃恭也有相当基础，便一起任教。据说，因父子三人授课时都极其严厉，幼童们称曾兰生为撒旦，称曾家三人为“三恶魔”。

曾笃恭一边授课，一边参与了幼童选拔，得以入选首批幼童。曾兰生则作为首批幼童的翻译随团出行，而且与陈兰彬、容闳等人单身前往不同，曾兰生全家都随团赴美，包括其妻子和三子三女。也正因此，曾溥在美读书时也受到清政府资助，并被列入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中。

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后，曾笃恭返回上海，曾在上海的《北华日报》和《字林西报》任编辑。他的报人生涯持续多年，其间还担任耶鲁大学中国校友会副会长，帮助编译校友会目录。直到民国成立后，他才进入南京政府外事局工作。晚年的他还曾任职于铁路局，任津浦铁路秘书和株萍铁路局长，直至1916年去世。

至于他的哥哥曾溥，在美期间同样考入了耶鲁。幼童们被召回后，他又个人返回美国，继续就读于耶鲁，是四批幼童中第一个耶鲁毕业生。此后，他又前往德国弗赖堡大学攻读采矿业硕士，回国后成为矿业工程师。1889年12月赴香港出差时暴病身亡。

据潮州文化研究者记载，曾溥之所以事迹不彰，是因为他留学美国时，西化严重，是最早剪辫的幼童之一，属于清政府眼中的“顽劣之辈”，因此对其历史刻意抹灭，不予记载。我倒觉得这说法有点想当然，清政府固然不满幼童们的西化，因此才将他们强行召回，但要说反感一个年轻人，并在其去世后刻意抹杀其事迹，倒还不至于——在历史上，这可是反臣的待遇啊，曾溥只是性格叛逆，却非谋逆之人，清政府对他只是讨厌，却未必会重视。

其实，曾溥被历史遮蔽，只因他并无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当年的留美幼童中，有唐绍仪、詹天佑这种大人物，但更多的则是曾笃恭和曾溥这种无甚名气、但颇有贡献者，他们是一代精英中的基石。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