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匡胤《誓碑》的宪章性质 独立学者 金纲 “宪章”，是根本大法的文本。“宪”字的基本义项是“法令”，《尔雅》言：“宪，法也。”宋代诸路提点刑狱公事，也即后来的按察司，一般省称为“宪司”，就是此意。但“宪”的义项不止于此。它还有方法、公布、制裁诸义项。《管子》：“犹迹求履之宪也。”这里的“宪”，就是方法的意思。《周礼?朝士》注言：“宪谓幡书以明之。”“幡书”有“露布”的意思，应该是最早的公开文书。因此，“宪法”，古来有公布、公开的意思。法，因为公开的性质，对士庶公侯以至于君王都会构成一种制度性约束，故在法治不明的条件下，一般权贵对此有抵触情绪。如《南齐书》言：“被宪者多结怨。”显然，“宪”有“制裁”之意。“宪”与“章”组合为一个固定词“宪章”，含有成文须公开、违宪即制裁、国家根本制度的意义。它是纲领性的国家制度文本。英文charter，对应于“宪章”，即含有纲领、许可等义项。统而言之，“宪章”，是阐述国家纲领、典章制度的根本大法，是具有宪法作用的制度性文件。1215年英国颁布的“大宪章”，即具有此类性质。 现代宪法、宪章，含有对国家官员的根本性约束。传统中国无宪法，但有“类宪法”，多见于《尚书》中对国家官员和职官组织的制度或道义约定。 大宋帝国有来源于后周的《刑统》以及各类法规、法令。其中有一个《誓碑》，具有大宪章的性质。 《誓碑》，又称“太祖誓碑”。这是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一项奇异法令，一项超迈千年的圣贤德政。因为《誓碑》的存在，令大宋在国家性质上脱略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中国法律、中国德政，提供了了不起的思想增量贡献，也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 按宋?陆游《避暑漫抄》，关于“誓碑”的来龙去脉大略是： 赵匡胤践祚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个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壁室内，谓之“誓碑”。“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壁室门钥封闭甚严。并诏敕有司：从此以后，天子岁时祭祀，及新天子即位，到太庙礼毕后，要由有司奏请，恭读“誓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黄门侍者跟从，其余的侍从一律站在远处，不得窥见。这时，皇上要到“誓碑”前，拜跪、瞻仰、默诵，完毕，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皇上在此有何盟誓。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要按此行事。 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誓碑”的内容。直到靖康之变，兵乱中，太庙各门皆洞开，才有人得以窥见“誓碑”。 据说，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南宋高宗赵构因为起于仓促，没有见过这个“誓碑”。《宋史?曹勋传》说，靖康末（1126年）金灭北宋，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徽宗还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可转告高宗：“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说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说“太祖誓言，得之曹勋。”据记录，曹勋终于有机会从金国回来，他见到赵构，带来了徽宗的帛书和寄语，告诉赵构关于“誓碑”的内容。所以，自赵构开始的南宋，也继续了太庙的盟誓。 据此可知，大宋18帝，都受到了“誓碑”的绝对制衡。 但这三条内容，有不同说法，清?王夫之《宋论》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孙； 二、不杀士大夫； 三、不加农田之赋。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刘邦也不是贵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文明时势”，即由赵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319年的“文明时势”；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没有孙中山，没有《建国大纲》，就没有中国的新格局一样，没有赵匡胤，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的“文明时势”。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这里按王夫之《宋论》中提及的《誓碑》三条，略作分析。 一、为何要“保全柴氏子孙”？ 因为柴氏“无罪”。 赵匡胤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逊周”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斩草除根，以免王朝复辟的手段，赵匡胤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赵匡胤有“天下目标”。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胜残去杀”，须有“英雄手段”。这是真的“强者”的“宽容”。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专说“宋待周后之厚”。 1、宋太祖迁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庙于洛阳，派出官员迁移神主牌位，命周宗正按时祭享。又遣工部侍郎按礼数到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的陵墓拜谒。开宝六年，郑王柴宗训病逝，赵匡胤素服发哀，辍朝10日，谥曰恭帝，命还葬世宗陵旁。 2、仁宗嘉佑四年，诏取《柴氏谱系》，在诸房中推最长一人，要他按岁时奉周祀。还录用周世宗的从孙柴元亨在宫中供职。又下诏：以后每次郊祀，都要录取周世宗后裔子孙一人为官。至和四年，封柴氏后人柴咏为崇义公，给田10顷，奉周室祭祀，并给西京洛阳的周庙祭享器服。 3、神宗时，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人给以公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柴若讷袭封。 4、徽宗时，再官周恭帝的后人为宣教郎，监周陵庙，并规定世世代代“为三恪”。所谓“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孙为王侯，表示他们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这是古来““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制规定。周王朝成立后，以周之前的舜后陈国、夏后杞国、殷后宋国为“三恪”；后周以后唐、后晋、后汉的后人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后裔，并吴越、荆南、蜀汉等国后裔为官，主宗庙祭祀。这类作法体现本朝“宽容”之义，同时显现前朝为正朔，本朝也为正朔，但天命有变之大义。宋徽宗的作法，就是承认后周为正朔，这是对在世的柴氏后人极大安慰。从历史文化有机性考察，这也是将本朝纳入历史长河的一种法统安排，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种历史性连续性讲述。历朝历代，无论优劣，皆在这种连续性中。是光荣是丑陋，都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断。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因此，不必“历史从我开始”。就这个意义言，“三恪”之礼，意义重大。 5、大宋南渡后，高宗也不忘柴氏后人，还特意选柴家长者袭封崇义公。 6、南宋理宗时，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赵翼评论道：“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不仅如此，赵翼《廿二史札记》还说：“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论大宋与诸国“角力而灭其国”，但从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 这是大宋独有的特色。大宋帝国在征服四方的战争之后，对俘获或投降过来的君王公侯，都尽力给予了安顿和照顾。湖南周保权投降，授千牛卫上将军；荆南高继冲纳土，仍令镇守其地；南汉刘鋹被擒，仍封恩赦侯；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 赵翼评论道：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这是说，赵匡胤不仅对柴氏优待，对归附诸国也优待，原因是自身的强大。 按《誓碑》之建构，首先是赵匡胤内心之强大。他对自己所秉持的圣贤道义，有天然的自信。他做应该做的事时，没有犹疑，毫不勉强。待己之“俭”，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简”，全出自然之天性。“俭、慈、简”是最接近于“仁”的品性。儒学论“止于至善”，“至善”事实上是一个最佳平衡点。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个人都在共同体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会有变化，譬如，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对太太而言是丈夫，对“君王”（上级）而言是“臣下”（下级），对“臣下”而言是“君王”，对国人言，是广义的“朋友”。现代社会，在办公室里可能是总裁，坐上飞机，就是乘客。传统对“止于至善”有个说法：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与国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这类“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结果，外力是不可能强加于角色的。 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在反求诸己的程序中，对“仁”这个境界有感觉。由于赵匡胤“君王角色”的“表演”，以“仁”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绎为一个以“和解”为主题的共同体。赵匡胤试图与各类“敌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实地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誓碑》就以这种“和解”精神约束了大宋十八帝，令大宋十八帝在面对“敌国”元首时，放弃杀戮。这是中国文明之所以“造极于”大宋的原因之一。 二、为何要“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赵匡胤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史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 太祖《誓碑》推动的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方有望贡献智慧，方有望为共同体带来福音。这是经由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铁律。所有对言论的限制，一定是出于独夫、部落或政权利益而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赵匡胤立国伊始即诉诸于“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 “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续资治通鉴》载一事，说赵普为人寡语，性情沉着，但又有严肃刚正的一面。一般认为他对人阴刻，有嫉妒心，但“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大节。有个循例该提升的臣子，赵匡胤不提升，据说是因为赵匡胤“素恶其人”，所以不给他提升。赵普第二天接着上奏，还是这个人这件事。赵匡胤还是不用。第三天，赵普再来，还是此人此事。赵匡胤大怒，把他的奏章撕碎扔在地上。赵普脸色不变，把地上撕碎的奏章拾起来回家，修了补了，重新粘贴在一块，再来上奏。赵普坚持要让此人提升。赵匡胤耍赖，像孩子一般发怒道：“嗨嗨！朕就是不给他升迁！你怎么办吧？”赵普这时候说出了一句名言： “刑赏，天下之刑赏，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 据说赵匡胤“怒甚”，干脆站起来，走人。但赵普还是跟着他。赵匡胤入宫了，赵普就立在宫门口，很久不走。最后，赵匡胤服软，答应了他。事后证明，赵普推荐的这个人还真是很合适。 大宋三百多年，这类事很多。君相博弈中，往往是相胜出，君败下。而君王最凌厉的手段也不过是“怒甚”，拂袖而去，并不曾将言事的大臣治罪。 甚至有些怀念前朝的大臣做了出格的举动，在赵匡胤那里也不过小事一桩，从不治罪。赵匡胤喜欢便宴，常常很随意地宴请宗亲大臣，读书人或外国使节。有一次宴请很多读书人，翰林学士王著乘着酒醉喧哗不已。赵匡胤认为他是柴荣时代的大臣，对他很客气，见他已醉，就让人把他扶出去。但王著不肯走，反而靠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等于把他拽了出去。第二天有人来上奏，说王著逼近宫门大恸，是思念周世宗。赵匡胤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在世宗幕府时，我就知道他。没关系。一个书生哭哭世宗，又能做些什么呢？没关系。”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录了赵匡胤很多这类故实。 书中说，“太祖豁达”，得到天下后，有些在赵匡胤“微时”待赵匡胤不很友善的人物，也在朝中做官，名相赵普就多次说到这些人，准备暗中加害他们，赵匡胤看出赵普的意思，就说：“不可！若在红尘中，人们就能识别谁是未来的天子、宰相，人人都去找天子找宰相去了！世上哪有这类事！”赵普因此看出了自己的卑污，从此以后不再说这类事。 今天来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条，也有宪政之影。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脑讲述的“言论自由”，为“清议”也即“异见”也即“物议”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评政府的权利”开一生路，从此成为政府内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于恐惧的权利”。千年之前，由一个中国帝王宣布言论自由，几乎具有神秘的性质。 考两宋319年，杀过两个读书人：陈东、欧阳澈。都在宋徽宗时。是太学生“示威游行”，“上书言事”，要求恢复李纲官位，主持汴京防务，极力与当时的权臣对着干，被有司抓了，杀掉。此外再无杀过一个读书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