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国的大学组织新生军训，都会有大约0.78%的学生出现“同手同脚”的情形。当初，我们系的同级邻班里便有一个男生，被他那些名字还认不全的同学团团围住，询问他是如何拥有此种特异功能的。“他怎么说？”周围的人互相打听着，激起了我对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和心理的兴趣，“他说，他一听口令响就特别紧张，忍不住要去看自己的手和脚，也不知怎么搞的——就同手同脚了。”
好像西方的确有这样的谚语，说一个人如果注视着自己行走，他就会走得歪歪斜斜，手脚失调，直至跌跟头。戏台上的演员，排练时可以百般斟酌自己的动作，到了表演中必须浑然忘我，才能不把角色演僵。然而，写作者，尤其是当代的那些批评家，却刚好反其道而行，他们习惯于紧张，带点沾沾自喜和自我中心，他们把一把洛阳铲（又名探铲，一种考古工具）塞到读者的手里，却不加以训练，也不给他们配备更多更先进的设备，就引着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发掘坑，一铲一铲地挖了起来。我一直不太能接受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者的写作方式，并不是我不爱看堆砌术语的文章，而是我疑心那些写作究竟价值几何：作者和文本被他们埋葬，甚至读者也一块跌进陷坑里了。
法国结构主义者在1960年代的崛起，世界各地的批评家都不能无视他们。在美国，批评界两大豪强爱德华·萨义德和苏珊·桑塔格，其文风程度不一地受了影响。桑塔格的文字向来以流动、恣肆著称，但流畅并不等于“晓畅”，桑塔格是个惯于给文字增加错杂感的作者。《在土星的标志下》，这本批评文集所收录的论文，谈的都是些以复杂、晦涩见称的文人——本雅明、罗兰·巴尔特、卡内蒂，以及复杂难解的现象，例如纳粹与艺术。
“土星的标志”是什么意思？在那东西的下面的，是些什么人？瓦尔特·本雅明说：“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在土星之下的人，如同月球潮汐牵动着女人的自然生理一般，变得“漠然、犹豫、迟钝”。本雅明是个忧郁症患者，“注意到太多的可能性，而未发现自己缺乏现实的感觉”，如本雅明所说，“进入我视野的东西我好像连三分之一都看不到。”不过，这本书里所讨论的几个文人和电影制片人，并不都是如此极端的性格，尽管桑塔格说，他们都有着光辉伟大的“极限知觉”。
著名的电影领袖莱妮·雷芬斯塔尔就是一个例子。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艺术家，桑塔格当然必须在意识形态上与她划清界限，但她肯定了《奥林匹亚》、《意志的胜利》这两部颂扬人类健美和力量的纪录片为经典之作（它们都是雷芬斯塔尔在纳粹的旨意下拍摄的），她也正面评价了雷芬斯塔尔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说这本书可以为她“平反”，“这确认了她的权威：她始终是美的追求者，而非可怕的宣传家。”于是，美学与政治分离了开来，桑塔格可以肯定里芬斯塔尔艺术的价值，不仅是因为，而且也是因为纳粹也有它自己的一套哲学。
然而，当桑塔格说到“迪斯尼的《幻想曲》、巴斯比·巴克利的《一帮人全在这里》和库布里克的《2001》……均包含了法西斯主义艺术某些形式结构和主题”时，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个“结构”，怎么一个“主题”。可能，桑塔格必须顺带将她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也顺带分析下，我想，这会比仅仅分拆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美学追求和政治信仰要有意思得多。
我常常怀疑，桑塔格是否过于注重局部的字词、优雅的转折、美妙的悖论，而忽略了字词句真实的意思，也许，她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与“在土星的标志下”这一美丽的意象颇有共通之处，本雅明的含糊暧昧，吸引了那个年代的一大批西方知识精英去深酌浅饮，魅力至今不衰。而像桑塔格这样的批评家，似乎觉得含糊暧昧是一种平衡、理性、睿智的表现。举个例子：在《论保罗·古德曼》一文中，她说她欣羡作为作家的诺曼·梅勒，可她并不“真正相信他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太巴洛克了，未免有些做作”，而古德曼的声音“才是货真价实的”。于是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声音不真实的诺曼·梅勒仍能得到桑塔格的仰慕？在梅勒和古德曼之间做的对比，是不是故意找事，为对比而对比呢？
悖论思维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悖论当然是有价值的东西，它肯定比直挺挺地告诉你孰好孰坏、孰是孰非更接近真实。然而，很多吃文字饭的人深知悖论的妙处，练了一套说含糊话的技术。在当代艺术圈里，一大批人以堆砌术语和说含糊话为能，因为当代艺术，尤其是那些“观念艺术”，大多缺少外观的美感，智力含量亦十分稀薄：一台正在缓慢旋转的旧录音机，一架嗡嗡作响的风扇，哈一口气吹散沙子……因此，艺术批评写手们要在简陋平庸之中挖出意义来，就必须借助一些貌似深刻的分析、类比、描述：破录音机“包含了艺术家对时间、声音、速度之间的关系的深沉思考”，电风扇“象征着当代的喧嚣与轰鸣的简陋本质”，面对一块挂在墙上的破布，他们可以宣称其“以绝对的、不加掩饰的粗鄙性来反映现代人孤寂的内心世界。”
曾认识位艺术家，他收集了1949年前许多大陆高校的学生毕业照，扫描下来，把自己的头像ps了进去，又用照相纸重新打印一遍。这套作品的寓意（我记得个大概）是：“艺术家通过对一个已逝年代的主动参与，呼应了……（某外国哲学家的理论）里所说主体性的游移”云云。假如这话的作者当真是这么想的，那么，他就是那种专注于手和脚，而不知道自己走得有多难看的人。
回到《在土星的标志下》。“作为作家，”桑塔格写道，“古德曼并非经常是优雅（grace）的，然而，他的写作、他的思想却风姿绰约（touched with grace）”。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作家的不优雅，可以和他的写作的优雅共存，进一步说，他的写作其实也并非优雅，只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带上了优雅的质素。西方批评的这种习惯性措辞，可以深入复杂的层次，但也有缺陷，即，作者自己未必真搞清了他要说的意思。掌握了这类修辞术，你就能生产出无数此类表述：此件作品看起来平平，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却深刻得令人难以置信。
附图书出版信息：
《在土星的标志下》
作者：[美]苏珊·桑塔格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姚君伟
出版年：2006-7
页数：202
丛书：苏珊·桑塔格文集
ISBN：9787532740314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