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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对桑塔格的风格已经比较熟悉，这两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力远不如刚读到她文字的那个瞬间。赵武平先生曾经在文章里讲述过一则桑塔格的花絮:在一次讨论会结束的时候，桑塔格在众人簇拥下走出会场，一个头发灰白的犹太老年女性走近她，言辞激烈地批评她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桑塔格这次再也不让步了，她恼怒地瞪着双眼，也用手指着那个老太太说:“你们真自私，难道就不能站到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吗？”或许有不少人会觉得发火的桑塔格重新焕发青春，我看了这个故事，第一感受却是桑塔格老了！当她指责那个犹太老年女性无法“站到别人的立场”的时候，她似乎也未曾站到那个犹太老年女性的立场上。这种用批判代替分析的做法，有时恰恰降低了批判的力度，而是呈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这不像她写《疾病的隐喻》，虽然身患癌症，依然非常从容——看来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年龄比疾病更具杀伤力。 《关于他人的痛苦》完成于世纪之交，避免了歇斯底里却有些唠叨。它从战争摄影入手，探讨痛苦和影像的关系。书中没有插图，给部分中国读者造成障碍，不过那些照片大都在摄影史上赫赫有名，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文字，免得照片分散过多的注意力。整部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战争摄影史上的种种细节，虽然也有一些精细的分析，却总让人觉得阐释的复杂性不够，读起来不太过瘾。直到第6节才有些渐入佳境，桑塔格逐渐呈现出她思考问题所常有的多重性。她指出:“所有展示一个有魅力的身体遭侵犯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色情的。”桑塔格特别举了巴塔耶的例子，这位爱欲理论家把一张1910年摄于中国的照片摆在桌上，那是一名正被处以凌迟之刑的犯人的照片。巴塔耶称这张照片在他生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对那种痛苦形象“既陶醉又难以忍受”。于是，“欲罢不能”和“忍无可忍”这两种完全相悖的感情，成为面对同一张展示他人痛苦的照片的反应。桑塔格接着迂回包抄，分析感伤也有可能跟残暴兼容，分析我们的同情心只是在宣布我们的清白。可惜书中这种段落非常有限，附录《关于对他人的酷刑》更接近乔姆斯基而非桑塔格本人的水准。 相比之下，问世于1980年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显示出中年桑塔格的魅力。书中那篇论述本雅明的同名文章，我最初在《本雅明:作品与画像》(文汇出版社，1999年)读到，那本书还收有汉娜·阿伦特的本雅明论。这对“姊妹篇”堪称珠联璧合，现在分别收录这两篇文章的《在土星的标志下》和《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几乎同时出版，也是一个巧合。在这篇文章里，桑塔格充分动用了面相学和星相学的知识，先是从本雅明的肖像照入手，再引用占星术的说法，解读本雅明的忧郁理论。当下天文学界正在讨论是否将九大行星扩容为十二大行星，可是无论行星怎么扩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却越来越少了。 集中“在土星的标志下”的除了本雅明，还有保罗·古德曼、阿尔托、希贝尔贝格、巴特、卡内蒂等。这不是说他们都很忧郁，而是指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这种被遗忘不是无法获得关注，而是无法得到理解。桑塔格谈到保罗·古德曼时指出自己几乎从未希望他成为媒体明星，但让她不满的是，“就连保罗·古德曼的崇拜者也每每不拿他当回事”。桑塔格对保罗·古德曼的态度就像一个单相思的高中女生，她每次在公开场合见到他都想搭话，可每次都受到冷落，于是退却。这种单相思的纪念，使得这篇文章成为一篇感情充盈的悼文，不过题目《论保罗·古德曼》应该改为《悼保罗·古德曼》，因为文章几乎略过这位作家的写作和思想，让我们读了之后依然对保罗·古德曼所知甚少。《走近阿尔托》占用了整本书的三分之一篇幅，阿尔托至今也未获得中国读者(除了戏剧界)的足够重视，他对一些欧美思想家有着致命的影响，福柯把他与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凡·高等称为患疯癫病的天才。书中惟一一篇偏重于批评而非致敬的文章是《迷人的法西斯》，这篇文章曾被收入《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只翻译了第一部分。译文质量从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本书名可见一斑，《视觉文化读本》把它翻译成《悲惨的热带地区》，这里把它翻译成《热带的忧郁》，而这本书早已被翻译成《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0年)在国内出版。 “桑塔格旋风”已经形成，这两本书也陆续登上各地排行榜。让我担心的不是它们的销量，而是如桑塔格对那些崇拜者的不满，让人不满的是“桑塔格旋风”下的汉语写作似乎看不出桑塔格的任何影响，她的身影跳上书架却还没有出现在写字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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