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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与《孙子兵法》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里，在《道德经》的文本里，“道”和“术”是结合在一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块的。一切都是模糊的，不清楚的。就像孔子的“仁”和“礼”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样。从辩证法上来看，这种模糊性也构成了一个逻辑的起点：它是模糊的，所以才是全面的；是模糊的，所以才不是具体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个逻辑的起点就好比一个胚胎，尽管还没有开枝散叶，但却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的丰富性”。说它“原始”，是因为还没有历史地、实际地展开；说它“丰富”，是因为它已经潜在地蕴含着各种可能性。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原始的丰富性”必然会向“片面的具体”转化，也就是由“一”向“多”转化。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部伟大的著作，在其身后，都会面临着被肢解或分裂的命运。“墨分有三”，“儒分为八”，“道术将为天下裂”，说得就是这个意思。佛家曾经通过“盲人摸象”这样一个故事对此进行了形象地说明。后来的这些继承者，都把某一个局部，某一个部分，某一个环节看成“道”之全部了。其实，这恰恰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胚胎迟早要发芽、开花、结果，一开始的“原始的丰富性”已经为后来者留下了引伸和发挥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引伸和发挥，具体了，深刻了，也片面化了。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命运。对其进行发挥和引伸的就是庄子和孙子。庄子紧紧抓住的是老子“道”的世界观内容，从而阐发出了其“逍遥游”的人生境界学说。但孙子看重的不是老子的世界观，而是方法论。他感兴趣的不是“道”，而是“术”。我们上面讲了，孔子和老子都对《易经》进行了吸收，对“阴阳鱼”进行了发挥，纳入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形成了不同的辩证法内容。孔子致力于阴阳之间的平衡，所以才有了中庸之道。而老子的辩证法是一种动态的辩证法，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转化，即在“祸福相依”的思想指导下，促成矛盾双方合理转化，以实现“以柔弱胜”的目的。而“反者道之动”，正是这种辩证法的精髓。
我们上面说过，科学研究的思维是因果思维。但是，军事理论的思维逻辑并不是严格周密的因果模式，因为你的对手并不是像死人一样等着你去打，而是和你一样的“活体”。因此，复杂多变的阴阳模式更适合对战争的理解和阐述。而在《道德经》中，老子对这种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消长的阴阳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美与丑、难与易、高与下、有与无，损与益、柔与刚、福与祸、智与愚、巧与拙、荣与辱、胜与败、进和退、静与燥、生与死……这一系列矛盾因素，都不过是阴阳关系的具体表现，它们既是相互对立、彼此区别的，又是相互依赖、彼此共存的。而且，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矛盾因素还会相互转换，彼此更迭。正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道德经?第五十章》）
这种辩证法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战争的实质，不就是正确处理敌我之间的矛盾关系吗？这就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有所了解。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孙子引申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篇》）孙子认为，战争要取得胜利，不仅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还要引诱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德经?第三十六章》）孙子引申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孙子兵法?虚实篇》）具体地说，就是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打仗不能让对方抓住软肋和弱点，否则就会陷入被动。因此，最高明的将领总是“无形”的。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道德经?第十章》）孙子引申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能为敌之司命。”（《孙子兵法?虚实篇》）老子说，顺应大道就要无为，否则就会背道而驰，所以要“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孙子则直接把打仗看作“诡道”，认为战争也要顺应局势，抓住时机，而不能简单地靠人力：“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兵法?势篇》）“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法?势篇》）
从以上我们这些《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的比较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断定，二者确实存在着师承关系。不过，《孙子兵法》仅仅把《道德经》中作为方法论的“术”抽了出来，大做文章，用于了战争领域。而战争本身，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运用，都不是单向度的因果推论，而是阴阳彼此纠缠，此消彼长的辩证法。正因为此，《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战争艺术的瑰宝和精华，在学术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君道无为，臣道有为
孙子和老子具有师承关系没有史料上的支持，我们仅仅是通过《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的相似性进行了揣摩和推测。但是，韩非子和老子的渊源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韩非子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喻老》，一本是《解老》。这两本册子虽然只是对《道德经》一书部分文本所作的注释和说明，但这丝毫掩饰不住韩非子直接接受老子思想的影响问题。而且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对一个文本进行注释和说明，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读者想从这一文本中找到自己期望的东西。任何读者的心都不是一张白纸，读者和文本也不是直接通过眼睛建立起联系起来的，当中总有那么一个“有色眼镜”，也就是伽达默尔说的“偏见”。而《道德经》本身的模糊性又为这种所谓的解释和发挥提供了空间，以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可想而知，推行“外王之术”的韩非子，绝对不会像庄子那样把兴奋点放在“道”的本体论层次和对世界的观照上，而是和孙子一样，把着力点放在了其辩证法因素上；主要不在于“无为”的人生境界上，而是在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功效和手段上。但是，他和孙子还是有所不同。如果说孙子在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兵者，诡道”的兵法大略，那么韩非子则在老子“圣人无常心”的“无为”中发展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无为”的管理理念。（《韩非子?主道》）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带兵打仗是兵以诈立，靠的是出奇制胜，所以孙子重视的是“奇”。而治理国家是一门管理的学问，针对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子民，不能讲“奇”，而要讲“正”。而这，也正是名副其实的“君人南面之术”。对此，韩非子在其《主道》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君道无为”的观点：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韩非子?主道》
这是《韩非子?主道》中的第一段，开门见山，直亮观点。其对“道”的迷恋无疑已经深深地打上了老子的痕迹。所不同的是，他将老子的自然之道演化成了君王之道。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以无为驭有为，则是无为而无不为。
所谓 “君道无为”，是指君主应该保持虚静无为的心态，遇事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做到 “无为”、“无形”。老子说：损而又损，至于无为；孙子说：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在这里也是一样，君道无为，就是让臣子无见其所“执”。这样，大臣们就无法猜测君心，因而也就觊觎不到君权。如果君王个个都像一个纯真的孩子，喜怒哀乐形于色，势必给手下人留下了或小或大的辫子，抓其弱点者有之，投其所好者有之，君王就会变成玩偶了。《三国演义》中有一段精彩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其关于所谓“英雄”的描述，无疑是这种“君道无为”最为形象的描述：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三国演义》
在这里，曹操借龙的大小变化来比喻真正英雄的“无形”。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变化莫测，没有固定的形状，正是对英雄的最好比喻。正因为无形，所以才能“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才能“方今春深，乘时变化”。而“君道”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一个是像龙一样变化、审时度势，立足于天地间而不败的“英雄”，一个是左右捭阖，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君王”罢了。前者是处世之道，后者乃驭人之术，道理却是相通的。
所谓“臣道有为”，是指君主不必事事亲躬，而是主动性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其实，正是因为“君道无为”，才会有“臣道有为”。如果作为君王的管理者事必亲躬，不分轻重，都横加干预，大臣的作用又显现在哪里？从管理的角度看，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支军队没有什么区别。最为高明的将领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将军，而不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孙子兵法》曰：“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这里，所说的道理只有一个：没有勋章的将军才是最好的将军。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的领导不是最好的领导者，头上带满光环的君王也不是最好的君王。真正的高手不会时时刻刻都发挥关键作用，他们“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经常充当幕后英雄，无冕之王。
但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必须设定好规矩和规则。否则，大臣们的“有为”就无法调动起来。对此，《孙子兵法》中也有论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孙子兵法?势篇》）“分”和“数”分别是指中国古代军队两个不同的建制单位。“分数”说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形名”是指军队的指挥号令。只要把军队按照一定的编制组织好，并加以统一的号令，这样，领导一个人和领导千军万马的效果是一样的。捻重若轻，说得就是这个道理。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不过它需要的不是“形名”，而是“法律”。在韩非子看来，只有建立一套赏罚分明的法律制度。君主不会明确指明臣下应该如何如何去做，而之告诉他们需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至于如何去做，是臣下施展他们才能的过程。君主的权势与威严，在于权衡臣下的所作所为，赏罚分明，而不是奴役臣下、统治民众，不偏袒、不徇私、不蒙蔽。所以，韩非子说：“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韩非子?主道》）正是表明了这样的观点。
看来，韩非子从老子的“无为”中学到两样东西：一个是驭人之术，另外一个是管理之方。前者来自于韩非子的“人性恶”的主张（在讲述“百家争鸣”时我们还会论及），后者来自于其追求事功的社会抱负。就这样，老子哲学中那种晦涩的、朦胧的、或隐或显的“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子这里成了公开的、露骨的、淋漓尽致的“法、术、势”。这种法术与权术并用，阴谋和阳谋兼施的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无为”中的管理智慧
在韩非子这里，所谓的“无为”仅仅是一种极其高明的驭人之术。但是，在这种似乎丑恶和阴暗的谋略后面，我们往往能够觉察到一门管理的艺术。其实，所谓管理在古代称之为“统”，又“管”又“理”，然后再把资源整合，发挥整体的组织力量，所以称之为“统”。但是，相对于国家的管理而言，就不叫“统”了，叫“治”。比如我们说，天下大治，即是此意。现在我们说的“统治”其实已经变味了，有些贬义的色彩了。对君王而言，“统”的对象是自己的王公大臣，目标就是让这些人搭配好角色，使得政府这一系统能够良性运转，从而做到政令畅通；而“治”的对象是自己的子民，目标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关于“无为而治”，我们下一节会谈。这一节，我们重点谈谈“无为之统”，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
在中国社会，管理是作为一门艺术来被谈及的。其实，不止管理，很多东西都被打上了艺术的痕迹。管理艺术、领导艺术、战争艺术……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任何东西如果无法上升为一门艺术，估计都没有到最高的境界和水准。而在西方，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们总是把“科学”当作最高的水准，一个东西如果不被称之为“科学的”，好像走的就是旁门邪道，上不了大雅之堂。于是，西方人总是说管理科学、执行力、领导科学、战争科学……至于这种“泛艺术”和“泛科学”之间的区别，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仅就管理层面的“无为”而言，它无疑仅仅是一门手段，而非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因为它是带着目的的，那就是要达到“无不为”的效果。看似漫不经心，无执无著，实则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种智慧估计也只有身为中国人，才能领会到其中的奥秘和玄机。
用今天的话说，所谓管理，就是保证一个有系统的组织良性运转，以达到组织目标。那么，对一个组织系统而言，怎么才能将资源最优化配置，达到组织目标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要有一套保障这一系统组织良性运转的规则。如果这一规则不合理，不良性，这一组织就不可能良性地运转，势必产生内耗。正如下一盘象棋，首先要确定好象棋的游戏规则，对弈者才能展开对局。没有规则，就无所谓象棋着一个游戏。二、让这一系统的各个环节都能切实发挥自己的角色作用，做到实至名归。正如在棋盘上，如果每一个棋子的作用都不能充分发挥，该系统也不会良性地运转。
与此相对应，作为组织系统核心的最高管理者，就有两个主要任务：一、制定规矩，并能使这个规矩保持良性，一一贯之，不因人而废，不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组织系统就会自发运转，自动调节，而不需要领导者过多地干预。二，选贤与能，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做好了这两件事以后，最高管理者就可以退居次要位置了，不能再以个人的身份对这一系统指手画脚，除非这两个关键的地方出了问题。
这就是“无为”的管理思想。毛泽东主席深谙此道，他说：“领导干部的责任，归结起来就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 出主意要出神入化，用干部要如火纯青。前者是制定好的管理原则或规则，后者则是让合适的干部到合适的角色和位置上去，不求全责备，只要能在他能把自身的角色发挥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资治通鉴?卷第一》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吗？左边高。”田子方笑了，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说：“对”。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国家治理好，只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怎么能去关注“鐘聲不比”这样的琐事？对琐事关心的太多，必然对大事糊涂。难怪田子方批评他“审于音而盲于官”。领导也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他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而“审于音而盲于官”则是偏离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国家这一系统怎么能治理好呢？他管的太多了，反而在自己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没有尽到责任。本人家乡有一个地方官，是一个市的市长，可是手下的人经常喊他“科长”。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经常管一些鸡毛蒜片的琐事，办公楼前停的车太乱了，机关家属楼的颜色不好看啦，谁和谁不能谈恋爱拉，一天忙忙碌碌，倒是勤政爱政，结果反而把一个城市治理的一团糟。
历史总是无情地嘲弄了那些“有为”的管理者。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因战起家，异常骁勇，却不善战。刘邦上马不能征战，下马不能抚民，却最终取天下，皆因其有独门法宝。个中原由刘邦最为清楚：“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杰，皆人杰也，能用之，皆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项羽的确是英雄，本事很大，大到不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手下的谋臣都跑到刘邦那里去了，因为自己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诸葛亮本事更大，大到几乎可以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全办了，这种表面风光的另一面却是：手下的人越来越不会思考，不能思考，也不愿意思考了。队伍带不起来，最后连一个像样的接班人都没有。诸葛亮之所以活活累死，是因为他只相信自己，对别人太不放心了。而另一方面，群臣没有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走不出诸葛亮的锋芒和阴影，结果使得才能因为得不到锻炼而蜕化。诸葛亮临死还要把死后的事情安排好，何等可悲！蜀国的旋即衰弱到最后灭亡，固然原因很多，但诸葛亮的光芒太盛，以至于群臣无用武之地，以至于越来越无能，恐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现代的管理者何尝不是如此？我敢肯定，那些忙得满头是汗、脚不在鞋里的领导绝对不是最好的领导；同样，那些为儿女把心操尽，事事干预的父母肯定也不是最好的父母。都说“虎父之下，焉有犬子”，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或者比拟，而真实的情况是：父亲本事太大了，儿子往往很平庸。李世民本事太大了，儿子们一个不如一个，选了个李治，还让一妇人夺了江山。我有时候想，李世民的万丈光芒和武则天这个中国唯一的一个女皇帝的上位，这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治大国若烹小鲜
如果说“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表现的是一种驭人之术，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反映的则是种治国方略。前者是“统”，后者是“治”。前者的理想境界是政令畅通，后者的理想境界则是天下大治。
在国家的治理上，老子的观点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炒一个小鱼，不能随便搅动它，否则它就烂了。这个观点和老子“大道无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无为而治”，又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为而为，即要顺乎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六章》）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它根本就不需要某些所谓英雄的振臂高呼，更不需要所谓圣贤的耳提命面，只要做到“无为”，把主动权交给人民自己，自然走的是正途。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就像今天炒股票一样，最低级的炒股手天天看盘，手忙脚乱，累得半死，结果也没有挣到钱。其次的是跟着指数跑，患得患失，钱没有挣到，心却已经疲劳过度；而真正的高手却是看趋势，看个股不看大盘，喝着茶聊着天挣了大钱。股市不养勤奋人，同样，在国家的治理上也需要“无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领路人”和“领跑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意思是说，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主观偏见，应百姓的意见为意见。可见，无为而治，才是老子眼中的圣人之治。
根据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世界：“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车舟，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老子眼中的这个理想世界当然无法实现。也正因为此，用“无为”的方式来治国，多被理解为“消极”，遭后人诟病。但是圣人终归是圣人，其智慧的光芒穿透寰宇，为历史尘埃所不能阻挡。以史为鉴，多少前朝兴亡事，不无证明了老子思想的宝贵。世道沉浮，王朝更替，也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统治者无为，则百姓有为；统治者有为，则百姓倒霉。不相信，我们可以像放电影一样看一下历史上这几个鲜活的例子。
先说秦朝吧！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文治武功似乎彪炳千秋。但我们去关注一下当时的百姓民生，则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在秦国统一之前，秦国就有“暴秦”之称了。当时秦国虽然最强大，但其统治下的人民确是最痛苦的。秦统一六国后，且不说秦国通过“焚书坑儒”消灭了六国文化，摧残了社会的文明成果，只看那万里长城与三百里阿房宫，就让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血泪成河！“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的暴政激化了社会矛盾，到了秦二世的手里就土崩瓦解了。究竟有为还是无为，百姓心里有谱。万里长城虽然威武，但怎能掩盖孟姜女的眼泪！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随便去打扰老百姓的生活。同样，统治百姓，就不能经常去劳民伤财，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到民不聊生之时，你的统治也不长了，秦王朝的灭亡就是历史教训。
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的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朝得到发扬光大，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汉武帝凭借强大经济和技术条件，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把匈奴赶到欧洲去了。“犯我天威，虽远必诛”——古往今来，只有大汉时代有如此豪言壮语。大道无为，无所不为。这种高妙的辨证法则，真是非庸人所能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北宋，在中国统一的版图上，大宋王朝的面积最小，不过是偏安的半壁江山而已。北方辽国占领了其幽云十六州，宋太祖赵匡胤虽一直耿耿于怀，但一直没有下决心收复之。他曾说有朝一日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但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明太祖朱元璋指导下遂行。一般人看来，赵匡胤与他的继任者，在军上与政治上似乎都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从来不会将国家机器与权力发挥到及至；但无为之中却包含了大智慧，能为常人所不能为。赵匡胤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而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轻易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他对南方一些小朝廷采取怀柔政策，统一了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小朝廷原来的首领都受到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事件，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他颁布了“不杀大臣，言者无罪”的法令，他的五个继任者都不曾砍过一个文人和大臣的脑袋，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政治清明，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学家都生活在这个朝代。宋朝没有征兵制，为历朝所仅见，它尽量避免征派税赋于民间，刑罚都较其他朝代温和，但对官吏管理严格。那时的百姓生活究竟如何？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略见一斑。《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生活在画中的每一个百姓，都享受着其他朝代难有的幸福生活。难怪金庸先生说，如果再重新写历史，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幸福程度当作一个重要指标。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较300年后的明朝财政数字，你会惊奇的发现，大明王朝的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后的大清王朝，其人口与版图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财政收入也远远不能达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强接近。
中国历代皇帝，唯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作为出色的将军，他当然不甘心偏安于一方，想建立奇功，征服北方，一统天下，名垂青史。但他又很清楚，穷兵黩武和采用严酷的政治制度，只会给百姓带来痛苦，给国家带来动荡与灾难。有为与无为之间，他选择了无为。后人不得不叹服于他智者的境界与行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虽然宋朝后来被北方蛮族灭了，这不是因为无为而治的错，而是赵匡胤后来的继任者没有真正领会无为而治的真谛。如果把“无为”理解为什么也不干，那就大错特错了。前面提到了，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就是要在无为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汉朝就是懂得了大道“无为无所不为”道理。如果北宋王朝在国力强盛之后，集中力量打败北方蛮族，收复失地，重定疆土范围，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也可以继续实行无为而治了。
无为而治，其实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可惜的是，历代政治家，真正能领略无为而治的高妙境界的其实很少。那些自认为伟大的政治家，都不过是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桂冠，将自己的伟大奠基于人民的痛苦之上。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那些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让自己变得平庸无为，因为只有他们的“无为”，才会有百姓的“有为”，才会有人民的幸福。正如喀尔诺说的那样，“自由的国度里，怨言多，痛苦少；在专制的统治下，怨言少，痛苦多。” 孟德斯鸠也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 19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陆，记者问如何评价克林顿政府对90 年代新经济的贡献时，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回答说：“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给他打个8分吧！”的确，克林顿除了折腾了一个不太正经的莱温斯基事件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更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美国经济却获得了复苏与持续增长。而小布什动不动就反恐，动不动就挥舞大棒侵略别国，看起来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美国的经济却陷入了萎靡。而小布什政府又不得不动作起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结果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搞越糟。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第二十九章》）老子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除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背影和一部短短五千言的《道德经》，他什么都没有留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不知道我们还要咀嚼多久，才能慢慢消化。
上面一篇，是本人对于“道家”所进行的全方位透析。从各个方位来打量“道家”，力图提供一个“多维视野”中的道家。其实，在说完“阴阳思维”后，才发现很多地方虽然有所触及，但是不够全面，亦没有能深入，但实在不愿在面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时间看看专门针对《易》与中国文化写本书。在我看来，《易》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它本来就是个黑箱，怎么打都打不开，怎么打都无法穷尽。儒道两家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传了下来，就在于其对《易》有所领悟。对于道家而言，也是如此。
对道家，本文可提炼为：一、从历史视角，道家体现了对远古母系社会的留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是道家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说其有恋母情结。二、道家贵“阴”，而儒家贵“阳”，对《易》之“阴阳”作了不同的发挥。三、道家是一门深奥的哲学四、道家偏重于阴阳转化，“反者道之动”。而儒家看重阴阳均衡，强调“中庸” 五、道家在后来也被历史性地拆解，一方面是庄子的“逍遥游”，关注“内圣”，另一方面是孙武和韩非子，看重“外王”。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儒家。儒家的东西，使这几部分中最不满意的。因为本人的思想好像还没有触及到对“在境遇中修德”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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