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之一
□罗志田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易经》 中国历史悠久，是我们常说的话。正式书写下来有确切纪年的中国历史，从西元前841年（即西周所谓共和元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没有确切纪年而见诸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长得多。司马迁（约西元前145-前87年）的《史记》里记载的第一位帝王是黄帝，据说生活在西元前2800年前后。而他只是“五帝”之首（或之一），传说中在“五帝”之前的君主至少还有“三皇”。后来一般所说的“三代”，指的是更晚的夏、商、周。 《史记》中关于商代皇帝世系的记载，大部分可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中，因此被视为可信的。像甲骨文这样的书写体系，若非一两人在短时间里所创造，就必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我们似不能因为没有出土材料以表现其形成过程，就确认它是仓颉或商代什么人造出来的。同理，在今人视为科学的考古发现中虽然还没出现夏代的文字记录，但其频繁见于商、周两代人的日常叙述之中，我们当然也不能“以不知为不有”（傅斯年语）。 据最近一项有争议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约为西元前2070-前1600年，商代约为西元前1600-前1046年，而西周则是西元前1046-前771年。依我个人的陋见，年代固以准确为佳，但远古的事情，模糊些可能更正常，精确了反容易生歧义。且不仅远古，凡事涉宏阔者，或也以表现得“浑沌”些为宜。若析分而精确之，则可能出现“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结果（《庄子·应帝王》）。 广义地看，中国这一实体，与很多国家不一样。过去有人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片大陆，或是一种文明。而中国的历史和史学，也与很多国家不一样，一直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至少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价值观）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中国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间既有所区分，又不是二元对立的，而始终是互通的。天卵翼着人，却不主动干预人世，仅以周而复始的四时变化提示其存在，表现出其运行之道。另一方面，天虽不言，人对天道的追求又是永恒的，就像其他一些社会中的人始终在寻觅上帝一样。 在一个没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就重要得多。在很长的时间里，史学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来说明并论证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因此，历史和史学在中国的核心地位，远非其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例如我们常引为标准的西方）的地位所能比拟。 历史和史学，在中国都是后起的名词，皆源于早期的“史”。在“史”的基础上，又产生出“历史”的说法。这个观念有些模糊，喜欢准确概念的人会问：究竟是过去的人和事是历史，还是把这些内容记载或叙述出来的是历史？ 在实际生活中，过去发生的历史和被陈述的历史，都被看作历史、称作历史。只要有说话写作时的上下文在，一般人也不觉得难以理解。梁启超曾主张，实际发生的历史（即史迹）、记录下来的历史以及撰写的历史，均为“史”；此外还有研讨如何撰写历史的学问，是谓“史学”。为了概念的准确，我们或可分为“史事的本身”和“认知的历史”（含口头和书面等传述）。这样区分后，两者仍有一个显著的共性，即它们都是当事人所创造的。 在建构后人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方面，“认知的历史”反比“史事的本身”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因此，从原初的史事到所谓的“历史知识”，是一个相当长且可能一直发展着的过程。今日所谓的历史研究，也是这过程的一部分。要了解历史，恐怕也需要某种参与意识，主动置身于历史形成的进程之中。接下去我试从这一进程来看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 “守先待后”是北京大学罗志田先生就“史学在中国”给“笔会”写的一组文章，将陆续发表。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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