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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 原载于《文史知识》1984年第2期“治学之道”栏目 读史零简 一、史的概念的发展 “史”的含意，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史”字的较早含意，是指一种特定的人。《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篆文写作“ 史，原来是神职，是沟通人神之间的一种职位。古代常以祝史连称，卜史连称，巫史连称，卜筮、星占、圆梦、望气等等都随时可以跟史职联系起来。《左传》闵公二年记：“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史的神职性质一直到春秋时期并没有什么改变。齐太史记崔杼的故事，晋董狐记赵盾的故事，以直笔为后人所称赞，但这同他们的职业性质恐怕也有关系，因为他们要对神负责、要作忠实的记载。在另一方面，史在进行祭神活动时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在祭神的文告乐章里，也必然要有不少媚神的话。这也同样是对于神的忠诚。孔子说：“文胜质则史。”这个“史”字，我想就是作为神职的“史”。他既然要媚神，当然就“文胜质”了。后来，“史”的地位逐渐低下了，但他作为神职的性质，还保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司马迁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他这话是把史官跟有剖符丹书之功的人相比而言。这里，他有很多牢骚，但也可以看出史官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但神职的性质却仍然相当保持着。 《孟子》上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个“史”字有新意，是指史事的记载。但把“史”字普遍用于记载史事的称呼，是比较后起的。司马迁的书，原来也没有正式的书名，荀悦《汉纪》卷十四，可能是开始称他的书为《史记》的。《三国志·王肃传》也称《史记》，用“史”字称史事记载，大概是在魏晋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五代史志》的《经籍志》，创立了史部的着录，可以说是广泛使用“史”字为一切史事记录的标志。这跟过去以史称人是有区别的。刘知几的名着《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它们所谓“史”，也都是指史事记录或者史书而言的。《史通》主要是讲记传史体例，《文史通义》大量的内容也还是讲史书的体例，而范围远比《史通》要广泛，同时也讲到一些编写史书的理论问题。这两位史学家所说的“史”，既不是指记载史书的人，也不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 到了近代，已有学者意识到历史的客观存在，但在使用“历史”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怎样明确的。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又说：“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第二句话说的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但他不叫这作“历史”。第一句说的是历史记录，但他却把这叫作“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把“历史”的概念，解释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这所谓“历史”，也不是客观历史，而是历史的记录和历史的研究。 明确地把历史记录跟客观历史区别开来，恐怕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形成，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它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尸，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寻，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他又说二十四史等等，“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它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这两段话，把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是前所未有的科学论断。 历史记录不等于客观历史，但研究客观历史离不开历史记录。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它的遗迹还保留下来。古代的遗址、墓葬、文物和文字记载，都是历史的遗迹，但自有文字发明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对客观历史的探索，主要是依靠文字记载的资料。研究历史记录，是历史工作者不能避免的工作的一部分。说它是一部分，就是说，它只是研究历史的准备工作。要对客观历史进行探索，还要从记录的研究更前进一大步，必须作更复杂的劳动，必须从历史记录上看出各种历史现象，看出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从而发现历史的规律，这才能看出客观历史的真的面目。历史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真象，总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的研究每前进一步，总都可以多了解一些，都可以更多知道一些真实的东西。如果只停留在历史记录本身的研究上，对于历史实际接触的机会，就要少得多了，甚至有时还会无形之中对历史有所歪曲。 从史学工作的分工上说，我们对于历史记录的整理和历史的研究不能有所轩轾，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也不一定就抛弃了长期沿袭的习惯，但在思想认识上应该对二者有所区别，这对于我们史学工作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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