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之五
□罗志田
如前所述，孔子创立了历史褒贬应“见之于行事”的撰述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史学据事以言理的传统。而“事”不能离“人”，故以人为中心来构建历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20世纪以前，所有中国正史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各类重要人物的传记。但人物的重要却不一定体现在功业之上，史书不仅记载事业上的成功者，也关注那些能体现道德力量的人。《史记》中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传》，讲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反对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领兵攻打其君主商纣王，到周武王灭商而成为君主后，两人遂不食周粟而饿死。 在古代中国，历史记忆的重要正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事功上无表现，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无意义。没有多少事功表现之人，仍可因其体现的历史意义而纳入历史记载。历史记载的一个目的，是要使读史者自身能有道德的提升。伯夷和叔齐能够入史，就是基于他们的人格力量，而不是其事业的成功。 实际上，中国史学有一项很早就开始并长期持续的原则，即历史叙述之取舍，不以成败论英雄。观司马迁对“灭秦”这一政治鼎革中陈涉、项羽和刘邦的处置（胜者刘邦和败者项羽皆纳入“本纪”，曾经推动历史的陈涉也和吴太伯、齐太公一样列入“世家”），可知他在承认竞争结果的同时，更重视的是历史进程中各参与者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在民间，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文化观念表现得更加充分。苏东坡曾说，“世以成败论人物”，故曹操也在英雄之列。关羽和岳飞这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历史人物，以及半人半神的诸葛亮，在事业上都不算很得志，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反特别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其中读书人起的作用也不小）。不过，老百姓喜欢有德者也有事功，有时也忍不住赋予有德者以事功，故诸葛亮等被增添了各类神勇，以特别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另类的“优胜劣败”。 史书既为官修，但即使官家的历史叙述者，似也有意识地延续着不以胜负定取舍的史学传统。在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文化中，对具体的帝王将相而言，流芳千古和遗臭万年，仍可能是影响其当下行为的选项。“身与名俱灭”的诗句，恰反衬着身后留名的向往。借历史以定“褒贬”的士人自己，也不乏“青史留名”的诉求。普通百姓虽不能个个留名，也通过仰慕和崇拜、厌恶和蔑视等选择，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形塑。由此，诸葛亮、关羽和岳飞便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雅俗共赏的对象。 比祠庙祭祀更为历久不衰的，是民间那通常黑白分明的口碑。寄予了长存期望的碑刻，未必真能抵御风沙雨雪的冲刷浸蚀；而人与人之间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却是名副其实的有口皆碑。民间的口碑虽未必认可正史的叙述及其褒贬，却常常分享着“蓄德”的基本理念。 与此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野史稗史。这些“私修”的史书在材料上往往不如官修正史可靠，却少了许多忌讳和束缚，常能述及官书有意省略或无意中忽视的面相。而民间历史知识的获得，则更多受到说唱、戏曲和评话的影响（这方面最成功的可能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很多故事掩盖甚或取代了《三国志》的正式记述，后来即使读书人也难免混淆）。 若不以准确计，或可以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间传说，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知识”。从表面看，民间的历史认知不仅与历代正史这类严肃著作关系不大，就是与野史稗史的关系也不大。不过，在一个以读书人为重心的社会中，民间的历史记忆也会受到读书人史学观念的影响；而历史知识在民间的衍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读书人。在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中，读书人上及官方之正史，下系百姓之记忆，使整个历史记忆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而史学的地位，也与实际历史的变迁息息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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