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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书法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长达三百多年，华夏大地经历黄巾起义与董卓之乱，天下三分，先是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洛阳，国号魏；接着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公元222年，孙权称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建都于建业，史称孙吴或东吴。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立晋（西晋），一度短时间统一了全国。司马炎死后，宗室爆发“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乘机分立政权，先后分化出十六国，政治格局错综复杂。晋朝宗室司马睿于318年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建都于建康，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曰宋，东晋亡，南朝伊始，强盛时统治区域有今黄河以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公元439年被鲜卑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统治区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自此进入南北对峙时期。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代。北朝历经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魏分别为北齐北周取代，直到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一统北方。四年后，隋朝取代北周；公元589年，隋南下灭陈，结束南北分裂局面。 汉末，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往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教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战乱频仍，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钳制相对宽松。因而此一时期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文人书法步入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繁盛时期。魏晋南北朝朝的书法是各种书法交相发展的时期，隶书继续走汉末程式化的末路，楷书逐渐发展成熟，草书经章草时期发展为今草，行书在楷隶的递变中由发展到成熟。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大略可分为两个时期：魏、西晋为前期，东晋、南北朝为后期。 三国时期的隶书为通行书体，当时碑碣都用隶书，《上等尊号碑》、《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吴皇象《天发神谶碑》等都是典型的官隶书，书体方正，气势庄严。这时民间流行的楷书逐渐发展完备，开始取代隶书。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楷书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由于这是一个战乱的时代，减省隶书波磔、笔划的楷书，更便于消息的传递和军令的发布，而书法本身发展的规律是由繁到简的过程，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楷书的形成，是和隶书的相互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楷隶的递变，我们可从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泰始五年简、晋人写《三国志》残卷等书迹中了解其全过程。
草书是这一时期的另一成就。草书到汉末流行愈来愈广，面貌也日益增多，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标准的写法，这样，笔划带波磔的“章草”就应时而生。章草到了西晋时逐渐起了变化，开始向“今草”转化，即不带波磔的草书。由于隶书的衰颓、楷书的兴起，章草向今草转化成了必然的趋势。魏晋是章草和今草的交替时期，到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逐渐定型，今草删除章草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变化，既有转折而笔势又连绵不断。由于结构、体势的变化，又富于流动而有韵致，使草书发展到更高更美的艺术水平。 行书产生于汉代，发展成熟于魏晋，行书成为一种书体，与楷书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钟繇善楷书，楷书“务从简易”即成行书，随着楷书架势、笔划顿挫的定型，行书也渐趋定型，时间大约是在东晋。行书经王羲之的创新，成为士大夫中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写法，创造出俊逸、雄健、流畅的书风，从此，行书成为中国书法艺术重要书体之一，流传至今。 两晋时期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瓘、索靖、王导、卫铄、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书法发展到东晋和南北朝，与绘画并列为艺术珍品，搜集珍藏法书成为时尚。当时书家对墨迹珍重备至，经常把玩。晋人书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俗好清淡，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鹜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可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见《书林藻鉴》）。
南北朝是楷书百花齐放的时期，楷书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到了东晋已逐渐成为通行的书体，南朝宋刻石大都运用楷书，北朝碑刻比南朝更为丰富，尤其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为精彩。正是由于楷法尚未定型成矩，其体势以至笔法可任书法家自由发挥，不受成法所限，所以南北朝书法千变万化，琳琅满目，并不是偶然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基差异之处。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史称北魏书法为民间书法，若以名而论，当推郑道昭父子为一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 魏晋南北朝书论盛行，也促使了文人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流行至今的论著有：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北魏江式的《论书表》；南齐王僧虔的《笔意赞》、《论书》；梁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陶弘景《论书法笺启》；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在书法用具上，这一时期，造纸材料和技术发展，使纸得到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已取代竹木简和帛书。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有韦仲将的制笔方法，他选用兔毫和羊青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种类，《笔经》传钟繇、王羲之皆用鼠须笔。 魏晋南北朝朝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期，在复杂的历史时代中，发展完成了楷、草、行等书体，产生了像钟繇，王羲之那样伟大的书法家，创作出了光彩夺目、五色缤纷的书法作品，从而开拓了唐代书法的鼎盛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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