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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大家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因康有为已在前文予以绍介，此文不再赘述。
杨守敬（1839～1915），字敬斋，一字惺吾、号邻苏，别署晦堂，室名三不惑斋、悔明轩、飞青阁、望古堂、观海堂，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一个商人家庭。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中举，同治四年（1865）考取景山宫学教习，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对日本近代书坛影响巨大，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在当时的日本书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杨风”，其影响至今犹存。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晚年移居上海，卖字为生，求者以日本人为多。1915年1月9日，杨无疾而终，逝于北京，终年76岁。杨守敬逝世后，民国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归葬宜都龙窝。著有《寰宇贞石图》、《日本访书志》、《平碑记》、《楷法溯源》、《学书迩言》等83种著作传世，名驰中外。
杨守敬先生是清末杰出的大学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成就显赫。通舆地，著《水经注疏》40卷，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精金石，成为“储藏之富，当世罕匹”的金石学家；擅书法，楷行隶草篆诸体俱长，被誉为“日本现代书法的祖师”（王学仲语）；富收藏，藏书十万余卷，其中海内外孤本逾万卷，是近代的大收藏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保存功不可没。另外在碑板目录学上也造诣颇深。因此，杨守敬是一个集舆地、金石、书法、藏书、碑板目录学之大成一身的大学者。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清 杨守敬 行书七言联
《行书七言联》，纸本行书墨迹，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此联凡上下联14字，款9字。共23字。杨守敬精于书学理论，曾作《书学迩言》一书，阐述书法理论，多有独到见解。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这幅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纯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清 杨守敬 行书孟浩然诗轴
《行书孟浩然诗》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纸本，纵165.1cm，横35.7cm。本幅行书录唐代诗人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诗一首，末自识云：“录孟襄阳诗，宣统庚戌九月邻苏老人书于鄂城菊湾，时年七十有二。”下钤“杨守敬”、“惺吾七十以后书”印二方。本幅无藏印。“宣统庚戌”为宣统二年（1910年）。此轴书法淳雅朴厚，能陶铸碑帖，寓汉隶之韵，法魏碑风规，行笔略带滞涩之势，峭拔古劲，复具信本书韵。结字秀丽，行笔洒脱，又具姿肆跳宕之势，代表了杨守敬晚年书法的艺术水平。
杨守敬的书法、书论驰名中外，于楷、行、隶、篆、草诸书俱长，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专著。在日本期间，杨守敬以精湛的汉字书法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书道名家。他还应邀讲学、交流书艺，且收录弟子，在当时的日本书道界括起了一股“崇杨风”，其影响至今犹存。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评碑记》、《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是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为“后海派”中的代表，是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与虚谷、蒲华、任伯年齐名的“清末海派四杰”。幼时随父读书，后就学于邻村私塾。10余岁时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点，初入门径。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战于浙西，全家避乱于荒山野谷中，弟妹先后死于饥馑。后又与家人失散，替人做短工、打杂度日，先后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数年，21岁时回到家乡务农。耕作之余，苦读不辍。同时钻研篆刻书法。同治四年（1865）吴昌硕中秀才，曾任江苏省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仅一月即去，自刻“一月安东令”印记之。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安吉城内与吴兴施酒（季仙）结婚，浙江归安县（今属吴兴县）菱湖镇人。结婚后不久，为了谋生，也为了寻师访友，求艺术上的深造，他时常远离乡井经年不归。光绪八年（1882），他才把家眷接到苏州定居，后来又移居上海，来往于江、浙、沪之间，阅历代大量金石碑版、玺印、字画，眼界大开。后定居上海，广收博取，诗、书、画、印并进；晚年风格突出，篆刻、书法、绘画三艺精绝，声名大振，公推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二十二年被举为安东（今江苏省连水县）县令，到任一个月便辞官南归。三十年夏季，与篆刻家叶为铭、丁仁、吴金培、王等人聚于杭州西湖人倚楼，探讨篆刻治印艺术，1913杭州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吴昌硕被推为首任社长，艺名益扬。七十岁后又署大聋。中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当时公认的上海画坛、印坛领袖，名满天下。民国16年十一月（1927年11月6日），吴昌硕突患中风，十一月初六（1927年11月29日）病逝沪寓，享年84岁。1933年11月，迁葬于浙江余杭县塘栖附近超山报慈寺西侧山麓，墓地坐落于宋梅亭畔。墓门石柱上刻有沈淇泉（卫）所撰联语：“其人为金石家，沉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此地傍玉潜故宅，环抱有几重山色，十里梅花。”鄣吴村有他的衣冠冢。西泠印社辟有吴昌硕纪念室。1984年，在递铺镇建吴昌硕纪念馆，1987年，修复其在鄣吴村的故居。吴昌硕的绘画、书法、篆刻作品集有《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苦铁碎金》《缶庐近墨》《吴苍石印谱》《缶庐印存》等，诗有《缶庐集》。吴昌硕有三子一女，次子吴涵、三子吴东迈均善篆刻书画。
吴昌硕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所作诗篇以傲兀奇崛古朴隽永见长，一般地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自己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的篆刻是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终成为一代宗师。篆刻方面吴昌硕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创造性地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攘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所以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丽处显苍劲，流畅处见厚朴，往往在不经意中见功力。
吴昌硕的楷书，开始学习唐代颜鲁公，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吴昌硕的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风格。吴昌硕的楷书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中年以后，博览众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并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满足，参以秦权铭款、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体势笔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练遒劲，自出新意，风格独特。60岁后所书尤精，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在吴昌硕的书法创作中，无疑以篆书、行草为主，但吴昌硕学习隶书的时间并不短，在青年时期便曾临习汉碑，如“张迁碑”、“嵩山石刻”、“张公方碑”、等，同时又受到邓石如、吴让之、杨见山等人的影响，笔法近似杨见山，他在三十五岁时书的一幅隶书还是“张迁”的风格，结体方正，用笔尚拘谨、小心。吴昌硕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如这幅“奉爵称寿，雅歌吹笙”，用笔雄浑、饱满，从一些线条看，具有篆书的痕迹，可以说这时吴昌硕早已将篆、隶溶为一体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目。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揉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清 吴昌硕 篆书小戎诗册（局部）
《篆书小戎诗册》，楠木面裱本，纸本，共二十四面，每面纵三七厘料，横二二厘米，计有篆书一百一十九字。落款“右录小戎诗一章，即请客亭老件大人正腕，乙酉花朝先一日，昌硕吴俊并记”。钤朱文印“璧禅”。白文印“吴昌硕”、“吴俊卿信印大利长寿”。另有受书者白文收藏印“张镜私印”、朱文印“客亭”。首页钤朱文印“张氏存耕庐藏”。昌硕先生时年四十二岁，册首题签“吴仓石篆书小戎章”，钤白文印。张镜私印”。此篆书册有二跋，每篇二百余字。其一为张炳翔跋。除此件外，另有两件内容相同的篆书屏，一件是藏于日本的四条屏篆书小戎诗，为光绪庚寅（1890）所书，另一为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篆书小戎诗四屏，为光绪丁酉年（1897）所书。
清 吴昌硕 行书普宁寺牡丹诗轴
《行书普宁寺牡丹诗》轴，纸本，纵136cm，横4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幅书录五言诗一首，末作者自识：“普宁寺牡丹丁卯深秋录于癖斯堂，吴昌硕年八十四。”下钤“仓硕”印。无藏印。“丁卯”为1927年。此轴书法古拙遒劲，于法度之外别开生面。用笔时而厚重沉著，时而潇洒飘逸，起笔与横笔多沉实，撇笔多细长，有如其画梅之法。结字多欹侧，但以笔划之粗细保持字形的稳定，无倾倒之势，充分体现了吴氏书法“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结体以上下左右取姿势”的书法特征，并可从中看到许多绘画的用笔特点，面貌独具一格。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释持、寐翁、睡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维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随庵、守平居士、谷隐居士、浮游翁、楚翅、东轩、东轩支离叜、灊皤、灊庸、袍遗、东湖盦主、媻者薮长、姚埭老民、紫藟癯轩、癯翁、东畴小隐、逊斋、逊翁、巽斋、遯叟、李乡农、馀斋老人等等。浙江嘉兴人。其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称“小湖先生”。曾国藩是他的学生，著有《补读书斋遗稿十卷》。曾五任学政，务尚有用之学，一生校刊之书颇多。可惜的是沈曾植八岁时，其父沈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从小跟母亲诵读唐诗，通音韵之学。虽因家贫，而读书之志，未尝一日废过。在孙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际生、朱厚川、用饬侯、王莘锄、罗吉孙及长兄沈曾棨的指导下，“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见王国维《沈乙尽先生七十寿序》)，逐立“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个人大志。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光绪六年（1880）进士，供职刑部，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精研古今律法，著有《汉律辑存》、《晋书刑法志补》等书，薛允升推为律家第一。之后，他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外交部)章京，主管俄国事务，因而，益究四裔舆地之学，于辽、金、元三史，创获颇多，声名远播。四十岁后，深究焚学，会通儒佛。1893年，俄罗斯使臣喀西尼以《唐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九姓回鹊受里登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影印本，求沈曾植翻译考证，沈作三碑跋博得众人认同。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1914年，袁世凯连年派人问候，又聘为史馆总纂，谢绝。1916年袁世凯窃国，先生早洞悉其奸，与康有为等密谋倾覆之。晚年因经济拮据，在沪上鬻书自给，时间约在1919年前后。1920年为日本学者白川省三讲《尚书》。九月中风，神智清楚，年终痊愈。1922年十月病殁。1923年（癸亥）十一月初六葬于祖茔侧南门外王店榨篰村。
沈曾植一生藏书颇富，先后积书达30万卷，精本亦多，宋椠元刊近百种，方志和乡邦文献百余种，康熙、乾隆刻本为最富，有藏书处有“海日楼”、“全拙庵”、“护德瓶斋”等，编撰有《海日楼藏书目》1册抄本，著录古籍书1 000余种，多题跋之作。另有收藏碑帖、书画亦为大家，编有《海日楼题跋》，记载其收藏宋拓本20余种，如著名的《淳化阁帖》、二王书法等。书画收藏的精品有文征明、董其昌、唐寅、刘墉等名家之作。与当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缪荃孙、张钧衡等往来甚密。所藏之书，在其去世后，于抗日战争期间，其养子沈慈护以20万元售于陈群，一部分由沈慈护、媳劳善文于1957年捐献给嘉兴图书馆。藏书印有“姚棣沈氏珍藏”、“逊斋居士”、“寐翁”、“蹱息轩印”、“海日楼”、“知一念即无量劫”、“象莲花未开型”等。
沈曾植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钊；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骂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崇，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媲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末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清 沈曾植 黄庭坚诗轴
《黄庭坚诗》轴，纸本行书，纵145.8cm，横40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轴录宋代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五首》之一，自识：“山谷詩”。款署：“寐翁”。下钤“沈曾植印”、“海日廔”印。引首钤“知一念即無量劫”印。本幅无藏印，未见著录。此轴书法下笔有力，多用侧锋，笔划劲利挺峭，有北碑书法意趣，章法布局亦自具特色。沈氏书法貌似松散，实则意到笔随，回护照应，不失毫厘。章法布白更处处呼应，相揖相让，静中求动。此轴代表了沈曾植行书的艺术水平。
清 沈曾植 行草手札
《行草手札》，取法灵繇、索靖，晚年吸取黄道周、倪元路的精髓，参以《爨宝子碑》法，变态多姿，奇取横出，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此页手札可见他的行草书体势险峻而沉实、姿态飞扬而又含蓄的风格。
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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