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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谷国伟 受访人：李有来 时间：2007年4月21日上午 地点：李有来先生家中 ［谷国伟按］: 本次专访刊于2007年第7期《青少年书法》（青年版），李有来先生为本期杂志封面人物。 谷国伟：李老师，您好，很高兴见到您！您是当今成就斐然的青年书法家，请您谈谈您的学书经历好吗？ 李有来：谷编辑过誉了！“成就”二字谈不上，“斐然”二字更不敢当！我学习书法三十余年的经历，倒是可以与您聊聊。我的学书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启蒙阶段。我接触书法甚早，家父在我还不到六岁的时候就用他教私塾的方法教我写颜楷。后来又拜在林散之、黄叶村两位老师门下问字习画，于真、行、草、隶、篆皆有涉猎，一碑一帖，能够大致领会其年代背景、基本特征，笔下能表现出形貌，便换临别的法帖，浅尝辄止，有似五柳先生“读书不求甚解”的味道。尽管如此，几年下来，也颇有收获，举凡蜚声翰林传之久远的著名碑帖在大脑里皆留有印象。 二是自我摸索阶段。1986年，我只身来到北京当兵，深切地感受到北京就是艺术的天堂。几年的时间里，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展览，有点眼花缭乱，那个时候还分辨不出好坏，老师又离得远，年纪又大了，就自作主张，自己觉得谁的名气大、谁时髦，就学谁，学一阵子觉得没意思了，便换一家，一直在追时风，基本上没有正经八百地临过帖，实实在在胡涂乱抹了十年。 三是回归传统阶段。1995年的下半年，与张荣庆先生相识，后来拜在张先生门下。很短的时间，张先生使我明白了学习书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大课题。从那以后，脑瓜子一下子开了窍，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恍然大悟，十年间，受新潮思想影响太深，任笔为体，急功近利，孤芳自赏，已经走的离传统太远。于是，便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二王”一系的故纸堆中。 谷国伟：看您以前的作品，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含蓄、典雅、并且富有浓郁的书卷气息。但在第二届兰亭奖中您的获奖作品却给人一种张扬、宽博的感觉，“张扬”在此并非贬义，是您在书法创作中对性情的表达更为强调了，从而使得作品给人视觉的冲击力更加强烈了。您是出于何种考虑，而改变以前的书风的？ 李有来：在与书界朋友闲聊时，有不少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我的变化太大了。这“变化”二字，有深意在，有人是持赞成意见的，有人是持反对意见的。投稿之初，就有朋友对我说，还是交拿手的小行草作品比较省劲，不必跟自己较劲；也有朋友对我说，交大字作品的作者少，好的大字作品尤其少，放开来写，就是进步，还是交大字作品。相比之下，我还是比较听信后一种意见，于是，交了张大字作品。我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不少朋友关注到了，我以前参加书界活动入选、参展、获奖的作品，除了大字展、楹联展的作品，大多是以小字行草书出现的，风格同属于清雅一类，但在形式上，尽量不重复。在准备第二届兰亭奖作品前，我在想，都说大字难写，能不能实现一次自我超越，我能不能在大字上有所突破呢？大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就把大字作为课题来研究，从点画到结字再到行气，以及通篇布局和大的气势，一点一点地细加推敲，力求远看有气势，近看线条有质量。实际上，大家都说大字难，到底难在哪里呢？在摸索中我发现，难在线条质量，难在结字，难在全篇驾驭，难在气势。就线条来讲，由细线变粗线，难度系数一下子大了许多，速度快了，显得太流滑，速度慢了，便有迟涩感，墨太饱了，显得死，墨少了，又显得轻薄，把握得很合适，的确不易。于结字也是颇费思量，前贤论书有云“大字难于结密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这是一个法则，如果不明此理，仍用写小字的办法去结字，便散了架，精神难以团聚。就通篇来讲，幅面越大，控制起来就越难。一个人搞创作，写着写着便要停下来，到对面去挪挪纸，如此往复，“偶然欲书”的兴致便消失殆尽。此外，最为重要的是气势难求，一般来讲，小字求雅意，大字求气势，气势与线条、结字、通篇布局当然不无关系，但尤其重要的是节奏二字，节奏二字需要多方面要素的到位，诸如大小、粗细、长短、斜正的变化，以及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如果不到位，便显得平庸，或者空洞，甚或了无意趣。 谷国伟：作为视觉艺术，用形式表达思想很重要，在对书法视觉冲击力的表达上，您是如何考虑并对待的？ 李有来：视觉冲击力，的确很重要。传统美学讲，“远取其势，近取其质”，“势”即是所谓的冲击力，“质”即是线条的质量。这两者其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缺一不可。有了一定笔墨功底之后，的确需要在冲击力上作些考虑，但要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要把新颖的形式加进来考虑。好的形式，如果运用好的话，能够与自己的笔墨相互融会，相映成趣，往往也是一种冲击力，这样才更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有条件的话，多看一些高水平的展览是非常有益处的，多看多悟，就会不断有想法。 谷国伟：要在视觉冲击力上取得成功，确实也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感悟。在书法的学习过程中，您是如何达到顿悟并一步步形成今天这个风格的？ 李有来：谷编辑又抬举了！其实我还并未形成风格，顶多算是有了一点自己的面目。我的学习方法是属于最耗时力、最笨的一种。我学习“二王”一系行草书，通常先将书家的有关史料及代表作梳理出来，然后把读帖、临帖以及探究书家的人文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互关照，先在宏观上做些整理分析，不急于面对字帖照猫画虎下死功夫，运用尽可能搜罗到的史料和传世墨迹使研究对象立体化、生命化，与活生生的古人对话，从而在大脑里虚拟一个魏晋审美意象空间，如此，则有利于深刻把握帖学的精神内涵，下笔时能与古人的审美情致相契合。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见绳”，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前些年走了弯路之后脑子清醒了，对“创作”这一概念的认识过于理性，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大敢创作了。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大会创作，绝非谦虚，因为最近这几年在我的思想意识里只有向古人学习的概念，出发点是学习，而不是盲目地急于创作，我自己觉得平常的读帖、临帖、读书无疑是收获，而创作则不见得是什么收获，或许是在浪费时间。我之于读帖已成了一种习惯，每有闲暇，必手持一册，用心玩味。我读帖从后往前推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通过临帖大脑里储存了“二王”的一些原始信息，再通过由后往前地细细推敲，其相同和不同之处自然就显现出来，这样就便于分析书家个案与“二王”一系书风整体之间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可以窥得后人理解、借鉴前贤的方法，并能清晰地看出后人继承了前人哪些优长，从中获得启迪。 谷国伟：用您的话来讲，您的学习方法属于最耗时力、最笨的一种方法，但是我认为也是一种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在书法的临摹到创作这一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有来：从临帖过渡到创作，很多人都觉得难，我也有同感，这是一个转换过程，的确要费点脑筋。受董其昌、王铎等古代大家的启发，我用了大量时间集中进行摹拟创作。我把目标锁定在赵松雪、董其昌的传世名作上，每选一帖必反复体悟，采用多种当前吸引人的最新形式去临摹，逐渐地，在临帖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尔后注入现代审美情趣，这样有意识的强化训练，久之，不仅做到了在临帖中创作，在创作中贴近古人，同时使自己养成了深入传统、关照当代的审美习惯。 谷国伟：您的这种方法很好的把握了从“临”到“创”这一关键的中间环节，对我及广大书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方法。由于当前展览过频，受展览的左右，致使许多书家学习书法的心态显得极为功利，静不下心来认真研习古代法帖，一些书家的取法直接取自今人。诚然，不可否认今人书法的造诣不高，但我认为当今优秀书家的学习方法值得借鉴，书法的学习还是应该溯本求源、取法乎上，直接取法今人，往往会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对此现象您如何看待？ 李有来：书法批评家们常常用“浮躁”一词来概括当前书法创作的心态。有人曾经面对面地对我讲，我学书法就是为了入会，否则我学它何用？功利思想赤诚相见，可是，试想，又有哪一个写字的人不愿意出名，不愿意入会呢？人非圣贤，名利思想都会有，但要尽可能地淡一些才好，这样就不至于期盼速成。作为学习，或者入门，要解决好认识问题，学古人，学今人，好像都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要选择好的、自己喜欢的取法对象，这样才便于学习，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还要追根求源，一步一步，上追古贤。如果，仅仅学得皮毛，就期盼成为大家，当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直取当代名家的，要进一步解决方法问题，切不可搞个人崇拜，要沿着老师的学习路径，一步一步向上走，走得越深，将来的路子就会越宽。反之，在今后的创作中，就会始终被老师的书风所笼罩，路子会越来越窄，最终的结局就是你所说的“贫血”、“营养不良”和“后劲不足”。 谷国伟：书法艺术在不断地发展，其他姊妹艺术对书法的影响、补充亦很重要，除了书法之外，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李有来：谷编辑所言极是！这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问题，古人讲诗、书、画、印四绝，今天的人要想做到“四绝”谈何容易，但要做到“四会”还是大有希望的。“四绝”也好，“四会”也好，是什么？是综合修养，是字外功夫。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9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前夕拜访欧阳中石先生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讲过一段话，他说：“你很年轻，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不易，从进步的幅度讲，是很快的，后面还有几十年，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进步幅度？难说，越往后越难。陆放翁讲‘功夫在诗外’，书法也是这样，王羲之当年是大将军、颜真卿当年是光禄大夫、于右任当年是行政院长，梁启超是个大学问家，你的老师林散之是个诗人、画家，我是教逻辑学出身的，都不是什么书法家，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书法家，主要是字外功夫所发生的作用使然，当然，做学问的人不一定都是书法家，但要想做一个书法家，没有学问的滋养是不行的。”这些年，我在潜心临池的同时，也不忘读点书、画点画、刻点印。我所读的书多为文史类；画的画有花鸟、山水，多为强调一点功力、更注重情趣和意境的所谓“文人画”；刻的印多借鉴汉印中较为雅致活脱的官印。尽量使所学相互融会，以期拓展自己的学习和创作空间，活跃艺术思维，提升艺术品位。 谷国伟：欧阳先生的话意味深长，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我认为您还是非常注重“字外功”修炼的，这些对于您在以后书法艺术高境界的追求是大有帮助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思想的指导方针，这十六个字概括了继承与出新的关系，以您的自身经历，能否为青少年朋友谈谈两者的论证关系？对于书法风格的形成您又如何看待？ 李有来：百花齐放是目的，推陈出新是一种手段和胆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是方法论，如何出新？如何才能百花争艳？主席讲了，从古人那里获得营养亦可，从洋人那里获得营养亦可，只要能够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便是终极目的。就书法而言，我觉得要紧紧抓住“古为今用”这四个字，要牢固树立以古为师、以古为新的思想，无数成功名家的经验证明，只有深入传统，才能获得成功。 关于风格的形成问题，我想，不必刻意，历史上任何一位大家的风格都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而是吸收传统到了一定阶段，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风格＝传统积淀＋个人综合修养，风格的酝酿是一辈子的事情，若蜂之酿蜜，若僧人礼佛，千辛万苦，方能修得。年轻人急于求风格，容易形成程式，内涵不足，往往失之于空乏，久之，结壳，便是麻烦事。市井江湖中人一味追求所谓风格，置传统于不顾，任笔为体，甚至走入邪道，所写“大作”面目可憎，俗不可耐，我们年轻人切不可盲目效仿。 谷国伟：您刚刚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诠释，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中，“理智（理性）”与“情绪（感性）”往往并存，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创作中您是如何把握的？ 李有来：我是个比较理性的人，情绪化的时候很少，这可能跟性格和人文修养的积累有关。我很向往理性沉潜后的激情勃发，这是一种创作的至高境界，两者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有辩证关系。也就是说，激情四射一定要有理性沉潜作为前提，仅仅有激情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孙过庭在《书谱》中论及“五乖”与“五合”，将“偶然欲书”作为“五合”之一，是指书家偶然间在内因或外因作用下情绪获得激发，有了纵笔抒怀的欲望。可以肯定地说，颜鲁公之《祭侄稿》，怀素之《自叙》，张旭之《古诗四帖》，黄山谷之《诸上座》，祝允明之《箜篌引》，等等，无一不是理性沉潜后的激情勃发，无一不是“偶然欲书”的结果。换句话说，设若没有理性的沉潜，就无所谓什么激情迸发，创作出来的作品可能会被人讥笑为涂鸦。我平常是只读书临帖，很少创作，有了想写字的冲动时才动笔，乘兴而作，兴尽而返，决不为了创作而创作。我的“想写字”的冲动与名贤的激情勃发是没有可比性的，仍然是在理性的框架里操作，只是稍有活变，而名贤之激情勃发简直可以说是“得了天机入了手”，纵横捭阖，势不可挡。 谷国伟：您参与了全国首届行书展的评选，在评选的过程中，您认为当前行书创作的主要倾向及存在的不足是什么？应当在什么方向上努力？ 李有来：重视传统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好作品不少。但部分作者还存在着取经不明、取法不清，以及对传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当前创作的态势不明了、文字关口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至于努力方向，还是要和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解决好问题便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谷国伟：您在书法上的取法与风格追求是什么？在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有哪些？ 李有来：如果把书法划为碑和帖两个派系的话，我主要是用力在帖派。帖派大家从“二王”、怀素、颜真卿、米芾、黄庭坚、苏轼、赵松雪、张雨、董其昌、文徵明、祝枝山、八大山人、王铎，还有日本的空海，近现代大家白蕉、林散之，我都很有兴趣，对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写碑的赵之谦、伊汀洲，当代的孙伯翔，我也非常喜欢。篆刻上，除古玺和汉印，赵之谦、吴昌硕，以及当代的黄牧甫、来楚生、齐白石、方去疾、简琴斋、李刚田诸前辈我亦非常推崇。 谷国伟：您作为获奖专业户，能否就此谈谈您对国展的想法，以及在国展的投稿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经常获奖是否也为您带来了一些烦恼？烦恼在什么地方？您如何看待自己以后的创作？ 李有来：中国书协的大展，各有侧重，大家在创作时要紧跟书协制定的方向性要求来创作，这样才能够切题。国展的总体方向是强调传统功力基础上的出新，与首届青年展就有所不同，不能在探索性上下太多功夫。在强调功力的大前提下，还要考虑内容与书体是否和谐，形式与内容、书体是否和谐，三者都统一了，就差不多了。此外还要遵守大展规定，比如尺寸大小、截稿时间、加注释文、写清联系方式等等细节，都不要忽视。 获奖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情，但也要很冷静，要正确地估价自己，要持一颗平常心待之，获了奖也不必太激动，没有获奖也不必垂头丧气。获奖次数越多，就越容易引起评委和观众的关注，对你的要求可能就越来越高，这样，看起来似乎不公平，但的确不是坏事，一个冷静的人，就会把这高标准、严要求当作一种动力，不断向深层掘进。 我这些年获了一些奖，但都很侥幸，写得并不好，但我一直没有放松，始终在努力，期盼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超越自我。今后的路，路长漫漫，我还会坚守在帖派的精神家园里，一步一步地前行。 谷国伟：您这种平和的心态和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实在很难得！您在近两年书法学习、创作的过程中一定也遇到过迷茫和困惑，每此时刻，您是如何解决的？ 李有来：是的！前面我已经讲了，我经历了1986年至1996年十年的迷茫期，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由于解决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尽管也还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通过读书、思考、向明白人讨教，理性地加以消化，自己就能够很好地解决。 比如如何出作品的问题，就经常有人向我提问，其实，我很少创作，或者说，很少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我是不分平时和战时的，平常积攒战时用。我的作品大多是在平常较长时间临帖之后完成的，待临帖至心手双畅的时候，将早就准备好的诗文拿出，按照预想的形式，信手抄之，一气呵成，碰上感觉对头的时候，笔下似有鬼神之助，能写出一批作品，也丝毫不觉得疲倦。相反，若为了创作而创作一件作品，成功率极低，往往难以令人十分满意。 谷国伟：北京作为经济、文化重镇，聚集了不少文人墨客，但从全国展览的入选情况来看，入选、获奖的比例并不是太大，您作为北京书协的副主席，想必对书协的工作也比较熟悉，对此现象，您能否谈谈其中的一些问题？ 李有来：北京书协从2003年换届以来，提出了大北京的概念，由原来的仅限于北京市民入会，变为全北京人都可以入会，一下子吸收了很多中直单位和驻军部队的书法家，阵容比原来扩大了很多。可以讲，北京书坛，用高手云集来形容并不过分。但从展览获奖、入展和入选的情况看，前几年，北京获奖、入展和入选的数量的确不太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是部分老作者对展览的热情有所减退，高手参与的少，入选、获奖的数量自然就不会很高。可以肯定地讲，北京书协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是一直没有放松的，主席团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书协驻会领导也一直常抓不懈，每年都办班、搞讲座，大展前还办冲刺班，效果还是明显的。近年有一批新人已经羽翼渐丰，有的已经在全国书坛崭露头角，特别是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大奖，北京有三人获奖，二人获得提名，编辑出版有二项获奖，在全国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 谷国伟：您是否有收藏的雅好？您收藏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 李有来：北京大的拍卖会很多，每次拍卖前都有预展，作品很多，琳琅满目。我只要在北京，都当作一次展览去看，主要是为了开开眼界。遇到好的、价钱也比较便宜的书法和国画，也买两件，主要是为了养养眼，作为学习用，都是些小东西，大件的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买不起。 谷国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相信您的回答会给读者以启迪！祝您工作顺利，书艺精进！ 博宝声明：文中出现的数据均来自博宝艺术网数据中心，文章内容仅供读者参考，转载请标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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