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郑万军
近年来，我国农村空心化倾向日渐凸现，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的新表现。农村空心化问题既表现为农业生产主体的缺失、农村土地和房屋的闲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匮乏，也体现为农村社会治理基础的弱化、虚化和异化。
农民经济上的选择是农村空心化原因之一
从微观上看，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基于现实比较的理性选择结果。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1982—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产品供给迅速由短缺转为盈余，农村开始出现富余劳动力，为追求更多收入，部分农民开始进入城镇就业。与此同时，1984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到1990年代中后期农村发展滞缓，农资上涨但农产品价格低迷，“打白条”现象普遍，农村税费名目杂多、农民负担过重，各地开始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加之各地政府倡导“打工经济”、大力推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战略，大批青壮年农民离乡入城。即使税费改革及2006年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等系列惠农政策实施以后，在乡务农的收入也远低于城镇务工的收入。因此，时至今日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的脚步并未放缓。然而，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既不同工同酬，更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出于经济的考虑进城务工者只能把部分妇女、小孩和老人留在农村，即俗称的“386199”留守部队。农业生产主体的严重流失既直接导致了大量土地的抛荒和房屋的闲置，也致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乏人和村民自治的严重虚化、异化。
农村空心化是城市对农村过度汲取的结果
从宏观政策上看，农村空心化是我国二元经济体制下长期重视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过度汲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即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为保证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所必须的资源，1953年在农村先后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开始推行城乡户籍制度，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1983年撤社建乡（镇）。系列制度变革和配套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通过剪刀差为重工业优先发展获取了价格低廉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迄今难解的“三农”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大业由农村而起，但经历1980年代初的短暂繁荣之后，由于改革重心的转移和后续政策的短缺，加之二元经济体制的延续和前述相关制度的惯性制约，即使后来出台了诸多惠农政策，也未能根本扭转农村之颓势。相反，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客观上加剧了城乡的分化，以致今日严重的农村空心化问题。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农村空心化是我国现存二元经济体制和城乡关系异化的必然结果。
治理农村空心化关键在增强农业就业吸引力
综合上述微观表象和宏观政策可以看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路径在于从根本上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目前体制之下，各种资源大多被汲取到城市，而优质资源更是集中到少数大城市，进而带动人口也涌向大城市。如此，既造成了大城市的拥挤及“春运”等中国特有现象，又加速了农村的空心化。为此，首先要尽早从根本上改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废除影响“三农”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及时构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同时应大力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不仅要及时终止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进一步汲取，而且要持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力度，积极弥补此方面的历史欠账，为“三农”发展夯实基础。
农村青壮年劳力的外流，既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也是农业就业缺乏吸引力的表现。当前我国不仅农业产业单一、农业就业吸纳力低，而且农业效率低、务农收入少，农业就业缺乏吸引力。为遏制农村青壮年劳力的过度流失、避免农村生产主体的缺失，既要积极拓展农业新功能、突破传统单一的种植和养殖格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又要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农业效率和效益、提高务农收入、增强农业就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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