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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6 22:08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著作有三种：第一种是宏观历史巨著，比如《中国：传统和变迁》；第二种对国际汉学的持续追踪，即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为国外各类汉学著作所写的书评；第三种则是这本《中国回忆录》，书里对普通作为“个人”的中国人贴进观察，刻意描绘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处世方式上的体现。虽然里面有些观点有些已经不合时宜，但仍是当代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一块基石，也是中国人反省自身的重要参考。 先说两个有点陈旧，迟早会落伍的观点：首先是法治思想。费正清在中国生活期间观察到中国人精神有一种顽固的模式，即道德（当时的中国没有很好的区分公德和私德）可以取代法律——而且他还认为这是西方人要求在中国的获得治外法权的根源。费正清认为这是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代代相承的文化之根，觉得很难改变。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律契约精神在民间的普及，中国人最终肯定可以摆脱掉这种思想的桎梏，摆正法治和道德的位置。
“其一，政府垄断了组织，一切组织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在政府的统治下开展活动，否则就被认为是政府的对手而会视为危险。”国难当头时期的中国，国民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既有维稳作用，也有集中资源的意义。所以这句话在当时也只是一个犀利的观察。但我们要是通过他这句话来审视现代社会，就会对东西方社会存在的差别有所领悟。西方在传统中就有一些功能健全的民间组织（比如教会等），它们培养民众社交技能和团体意识，但是现代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民间组织，就算是官方的教育机构也没有此种培训计划（现行的选拔制教育只是想着如何刁难我们可怜的儿童）。居民就像一盘散沙，在需要互相救助的时候，很多人只会“打酱油”，新闻里曝光的一起起“无耻路人事件”就是这种社交缺乏症的某种体现。与此相反，在累次爱国运动中，民众又过于狂热导致局面失控。这又与民间缺乏基本的社会和组织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人人各行其是，极易受情感支配，就像马修·阿诺德所批评的野蛮、不开化的非利士人。 其二，费正清观察到，在中国批评不是好事。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如果一个有地位的人受到批评，他就会感觉自己遭遇信任危机。西方人认为批评使人进步。中国人却觉得自我批评非常糟糕。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说，美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自由批评拉近了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使信任危机和批评脱钩，那必须培养更强的自信心才行，而自信心的基本来源是诚实。费正清又观察到，美国精英的诚实（通过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塑造的）与中国精英精明灵活的手腕很难相容！ 费正清同情新中国，这使他在麦卡锡时代受到指控。实际上，他并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也对它没有多少兴趣。他更愿意保持客观中立，并且坚持站在底层民众一边。谁为民众说话他就同情谁。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更像一个师法“中庸之道”的儒家君子，虽然思想比较开明，但也有一点点迂腐的感觉。（《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书评/NUL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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