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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浦先生曾经指出：“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两级制（度），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云先生的意思是讲，郡县制度的起源绝对不是某些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云先生师从顾颉刚，学史之时应在上世纪30年代，能够以唯物史观来分析评价县制，实属于难能可贵。 但是，看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人并非是今天的云梦浦先生，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明代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清初顾炎武的《郡县论》等许多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对此有过十分深刻的分析与独到的见解。即使是现在研读起来，仍然令我们肃然起敬。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历史上“县”的出现，绝对不简单地是一个在区域称谓上的随意改变，更不是诸候国君们一时心血来潮所创造的文字游戏，而是一个事关国家与地方在行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上重大改革的产物。县制最早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据顾栋高先生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叙》中说：“春秋之列侯始而星罗棋布，继而强兼弱削，其源流指掌可数，……封建之裂为郡县，盖不自秦始也，自荻公之世，而楚文王已县申息，封畛于汝。逮后，而晋有四十县。哀公二年，赵鞅为铗之师，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乎半天下。”按此说法，县制应该创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时期。 因循顾栋高先生的注释出口，我查了一下《尚书》《左传》《史记》等古籍，初步断定创造中国县制最早的地方是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国，拥有其知识产权的人应该是楚武王。楚武王时期（前740~前689年），他派兵消灭了一个位于今天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的叫做“权”的封国，然后任命了一个人到这个新开拓的行政疆域去当负责人。“尹”就是当时楚国县一级政府行政主官的名称。灭权国设“尹”，在今天还没有新的考证资料出现之前，该不该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县域，还有待考证。因为其一，楚国灭了这个权国之后，其新建立的政权名称是不是就叫“县”，史书上没有讲清楚；其二，这个权国的行政区域当时有多大，是一个县的规模？还是一个乡镇的规模？我们现在也不晓得；其三，取代这个权国的新政权机构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他的踪迹，成为了一个“无头案”。 但是过了不久，楚武王的儿子楚文王（前689~前677年）继承其父亲的扩张主义政策，出兵又消灭了申、息两个小国，“实县申、息”以治之。这里也有两点情况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史籍上明确记载，楚国灭掉申、息两国之后，新设的政权机构就名正言顺地叫“县”。二是我查了一下，申县即今天河南省的南阳市，早已是一个地级市了。息县则是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下辖的一个县，无论是地域还是县名，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可称之为中国行政管理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古董”。因此，我认为息县比权国更有可能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第一县”。把息县作为古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发源地，我看也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前613~前591年）上台之后更是大力推行的强权政治与侵略政策，“灭九国以为县”，天下一片震惊，鲁、郑、陈、宋等国家先后归附楚国，楚庄王遂称霸中原，楚国也成为超级大国。 在探索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道路上紧随楚国步伐的是秦国。《史记·秦本纪》中记载说：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武公十一年（前687年）又“初县杜、郑”。这就是说，当楚国在长江流域通过创立新型县制而奋力向北扩张的时候，不甘落后的秦国则也以同样的方式向西蚕食。《左传》上讲，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晋侯以瓜衍之县赏士伯。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晋吞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就连当时的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尚比较低的吴国，也在今天的江苏镇江市设置了朱方县。所以，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郡县条》中评述：“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以为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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