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章不闲 室名亦雅
——漫谈书画家的闲章与室名
闲章不闲
书画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上所钤的印章，除了名号章外，很多时候还钤有“闲章”。所谓“闲章”者，通常是指以诗文丽句镌刻于其上的印章，是很表露书画家们的情趣和寄托的。齐白石有“千石富翁”之誉，张大千人称“五百石印富翁”。这“千石”、“五百石印”云云 ，除了名号章，有相当一部分便是“闲章”了。 据考证，闲章滥觞于先秦时期。最初的闲章，多作为吉祥之物，有时刻家也以此馈赠朋友。自以诗文名句入印后，书画家把它钤在作品上公开传播，加上印谱的问世，更扩大了闲章的内涵、用途和表现力。明代以后，文人墨客皆喜镌刻、钤用，到了清代蔚然成风；至今更受书画家之青睐。 闲章多见于书画作品引首或押角，少则一方，多则数枚。审其布局虚实而定，每为作品平添几分艺术效果。更主要的，还是抒发作者情怀的手段之一。 “拓展题意 展示经历 激励萌志 禀赋爱好 抒怀寄情 幽默自嘲” 1964年，张大千在画给远在台湾的四哥张文修的一幅《黄山旧游图》上，钤了“别时容易”一印，并题句曰：“吾哥年八十有二，弟亦六十八矣。相望不得见，奈何？”该印把海峡两岸同胞思亲之情跃然于纸上，深化了作品的意境。 除了拓展题意，闲章还用来展示作者的身世和经历。上世纪三十年代，溥心畬与张大千常在合作的书画上钤盖“旧王孙”和“蜀客”两印。溥心畬是清王朝恭亲王奕欣的孙子，道光皇帝的曾孙，故称“旧王孙”。张大千生在四川，故称“蜀客”；又借“蜀”谐音为“俗”，以示他出身贫困之家。齐白石少时辍学，每日与二弟上山放牧砍柴，他把书包挂在牛角上，有空就读。祖母很不放心，为趋吉化凶和逢凶化吉，便用红绳拴一铜铃系在白石的颈上，听到铃声由远而近，就知爱孙平安归来，不再倚门悬望。白石成名后，孝思绵绵，刻“吾幼挂书牛角”、“佩铃人”等印，以铭不忘昔日之贫苦生活，表达对慈爱祖母的怀念之情。而“木人”、“鲁班门下”等闲印章，则是白石表明自己早年当过木匠，不过是个农家子弟而已。康有为有一枚阳文线篆闲章，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印文一气呵成，戊戌旧事，概见端倪，变法遭际，令人感慨。 书画家的闲章中，有很大数量是表示激励上进和萌志发愤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李苦禅边拉洋车边学艺，异常刻苦。齐白石目睹他的种种苦境，更深知他顽强的进取精神，感慨不已。“死无休”一印，即寄托了齐翁对苦禅的激励和希望。亦含“丹青不知老将至”和“'画’不惊人死不休”之意，一语双关。另外，诸如清吴熙载的“晚学生”，郭沫若的“惜寸阴”，王遐举的“壮暮”，康殷的“少壮功夫老未成”；清石涛的“法我自立”，陈师曾的“支离错落天真”，来楚生的“一丝不挂似大俗”，潘天寿的“不雕”，沙孟海的“抵死不作茧”，吴作人的“不敢妄为人师”，钱君陶的“金石不随波”以及李可染的“陈言务去”、“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等闲印，既反映了印主的报负追求，也是他们的身体力行。足见一章之微，蕴蓄之深。 有的闲章记录了主人的不幸遭遇，表示物故。清高凤翰，53岁时患风痹症，右手疾废，遂改左手写画作书，刊“苦书生”、“丁巳废人”、“左臂”等闲印以记之。善书瘦金体的于非闇先生，1956年病重，因政府关怀备至，转危为安，故刊“再生”一印，以记感激之情。邓散木先生头发早白，30岁过后，几乎满头银发，便刊闲印曰“白发三千丈”；64岁那年，他又因胃瘤动手术，术后举筷都感困难，但他还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苦练左手握笔，刻了“谁云病未能”之印，记录了他的这段生活历程。这类闲章，凝聚了印主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读来别是一番滋味。 从闲章的印文上，还可窥见主人的禀赋与爱好。“老腐有自治印二百五”一章，表达的是宁斧成先生对自己印作的珍视心情。来楚生的“处厚”、“自爱不自贵”印文，洋溢着作者的谦虚之风。刘海粟挚爱黄山六十余年，曾有十上黄山之壮举，“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一印，道出了他对黄山画不完、书不尽的深厚感情。 此外，如南宋郑思肖的“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古”的文印，意在刚介有志。明文彭的“停云”、何震的“柴门深处”，是抒怀旧之情。清赵之谦的“我欲不伤悲不得已”则是藉以悼亡。“难得糊涂”是郑板桥自嘲的闲章，其幽默隽永之意味，一直为世人所乐道。李叔同年少时目睹清政府的腐败，19岁时，适逢戊戌变法，自刊“南海康君是吾师”章；39岁时遁世出家，便刻“沙门多辟目”印，，抒发了他对世事的感受。吴湖帆一鼻孔常窒塞，遂刊“一窍不通”自嘲，逗人发噱。旅美画家周炼霞女士一目近乎失明，刻“了然”一印黔于得意之作。“了然”者，暗指“一目”，煞是有趣。曾为中国书协副主席的黄绮先生的“三省人”印，意含两个方面：一省读作shěng，“三省”指他祖籍江西省，出生在安徽省，工作在河北省；二省读作xǐng，“三省”指一日三省吾身。足见印主品性。 真所谓：内蕴乾坤大世界，其实闲章并不闲。 室名亦雅
室名，是文人墨客为书斋画室所取的雅号。也称堂名、斋名、庐名、轩名和楼名等等；而为室名镌刻的印章则谓室名印。最早见于记载的室名，大概是曹操之子曹克的“遂志之堂”；最早的一枚室名印，大概是唐代学者李泌的“端居堂”。 室名、室名印的命名，颇有兴味。 有修身养性、以为戒勉的。比如“端居堂”就是演绎《周礼》中“居天下之大端”一语而成，告诫自己作一个刚直正派之人。另如，何香凝老人的“双清楼”，冯其庸的“宽堂”。前者抒心迹双清之志；后者是主人“志高天亦窄，心广堂自宽”胸怀的表露。 又有以所收藏的金石书画命名的。如宋大书法家米芾珍藏有王羲之的《王略帖》、谢安的《八月五日帖》及王献之的《十二月帖》等著名晋代法帖，便名其室为“宝晋斋”。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有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古玺印一万枚，室名就称为“万印楼”。古文字学家吴大澂，获古代将军印二十八枚，欣然以“二十八将军印”名其室。书画家吴湖帆觅得欧阳询的原拓碑帖四种，名其居为“四欧堂”。另如篆刻家胡震的“竹节砚斋”、乾隆帝的“三希堂”、清画家吴少甫的“二百兰亭斋”以及高邕之的“泰山残石楼”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也有的包含着主人的治学精神、攻书方法。明著名学者张溥，每见好书妙文，必抄录之。反复读七遍，把内容融会贯通后，便将其抄稿烧掉，故其室名曰“七焚斋”。钱君陶非常仰慕无闷（赵之谦的号）、倦叟（黄牧甫的号）、苦铁（吴昌硕的号）三位艺术大师，便把三人别号的头一个字连缀起来，又恰好《战国策》有“无倦劳之苦”一语，遂自刊斋号印“无倦苦斋”；既表示他学艺的渊源，又寓治学“无倦劳之苦”的意蕴。。另如，清人桂馥的“十二篆师精舍”，以及当代商承祚的“锲斋”、李可染的“师牛堂”、杨树达的“积微居”等；这类室名或室名印，皆表达了主人的自勉、自警。 再有的是属于记事的。苏轼谪贬黄州时，在寓所东侧的坡上建筑堂屋，竣工时适逢天降大雪，便名其为“东坡雪堂”，东坡居士大号也由此而来。吴昌硕38那年，得好友所赠古陶器一件，质朴古拙，爱不释手，榜其寓所为“缶庐”以记之。南京女书法家萧娴，年轻时爱于挥毫之暇抚琴自娱，每倦，枕琴而眠，这就是她取“枕琴室”的原因。诸如，怀素的“绿天庵”、徐文长的“青藤书屋”、赵之谦的“二金蝶堂”、陈鸿寿的“桑连理馆”、齐白石的“寄萍堂”等等，读来如见其室。在这一类中，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周春随藏书聚散二易室名一事。周春因得宋刻本《陶渊明诗集》、《礼记》，将其书屋定名“礼陶斋”。后将《礼记》舍弃，遂改书屋为“宝陶斋”。后又忍痛割爱《陶渊明诗集》，再把“宝陶斋”改为“梦陶斋”。其中甘苦，无需多言。 此外，还有以物寓义的。如赵孟頫的“松雪斋”，王冕的“梅花屋”，朱彝尊的“竹垞”和当代郑逸梅先生的“纸帐铜瓶室”等，以松、竹、梅表明心迹。“纸帐铜瓶室”一名取清人张船山《咏梅诗》中“铜瓶纸帐老人缘”句之意，加之郑老性爱梅花，这就是“纸帐铜瓶室”的来源；寓意春色，又和他的署名一致。也有取自古代神话传说的，如柳亚子先生的“羿楼”，典出《淮南子》中《后羿射日》篇，反映了主人当时的理想与愿望。 除上所述，在室名、室名印上，尚能反映出另一些寄托：如近代学者章钰的“四当堂”，是把书看成“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可见主人是个藏书癖、读书迷。又如张范九的“惜余春馆”，乃其祖父张蜇公的室名，是出于对先辈的敬仰与孝心。再如“棣华堂”一号，上起宋代的孙彦，中接元代的曾昭，下至清代的冯瑞等，几百年间约有十多人袭用此号；这应该是出于某种偏爱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堂室斋屋，有名也罢，无名也罢，重要的是主人的道德文章。道德文章能为一代敬仰，室名则赖以人传；否则，室名再雅，时过境迁，人们也会逐渐淡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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