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经验集——周信有 1

学中医书馆 2014-02-24

展开全文

名老中医经验集——周信有 1

内经专家周信有学术经验

温丽芬整理

编者按：周信有教授从医５０余年，刻苦钻研中医经典，孜孜不倦，广寻博览，通晓中医理论各种学说，尤对《内经》有深刻的研究。他早年行医安东，中年执教北京，后又行医办学于西北，为中医教育事业和临床事业可谓呕心沥血。周氏虽诊务繁忙，但治学严谨，熟读深思，数十年笔耕不辍，著述丰硕。本文对周氏的治学道路和周氏对《内经》的深刻研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周氏的学术思想及临证思路渊源于《内经》，又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使他在医疗、科研、教学工作中都游刃有余，成绩斐然。周氏除中医理法方药应用有独到经验外，又注意吸收现代医学成果，故对肝病、血液病、冠心病、肺心病、痹证等中西疾病，均有心得体会，所创方药，配伍精当，疗效确切，堪为同道楷模。阅读本文，将使我们在治学临证各方面获得很多教益。

《内经》者……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穹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藏府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

———《类经》序

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大医精诚》

周信有，男，汉族，１９２１年出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周氏自幼家境贫寒，９岁随父离乡背井、流落安东。１５岁辍学习医，从师当时安东名医李景宸、顾德有名下。在严师指导下，刻苦攻读、殷勤侍诊，学识与日俱增，１９４１年，伪满政府实行汉医考试，应试合格，获得“汉医认许证”，即开始挂牌行医。由于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博采众家之精华，医技日益精湛。５０年代已在安东名声鹊起。１９５６年任职安东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继当选为安东市人大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安东市中医师工会会长等职。

１９６０年调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内经》教学，兼任临床带教。在这过程中，他对《内经》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学有体会。１９６３年曾参与主编出版全国中医学院二版试用教材《内经》讲义。同时在临床上运用《内经》的理论原则和辩证思维方法指导实践，感到第一卷２７８得心应手，心明眼亮，思路明确，论理豁达。由于对《内经》理论的融会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他在学术造诣上日臻深化，这就为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７０年为了支援西北中医事业，由首都北京调到甘肃，先在基层从事诊疗，１９７８年甘肃中医学院成立，被调该院任《内经》教研室主任及教务长等职，至今已扎根甘肃２０余年。周氏从教学到临床，从理论到实践，刻苦钻研，努力不懈。使他在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医学成就方面，日臻成熟，并取得卓越成就。由于他长期从事《内经》教学与研究，因此深谙《内经》经旨、理论造诣颇深。又兼长期从事临床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特点与技术特长。周氏认为，尽管《内经》理论博大精深，高古渊微，但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体观、系统观和辩证观的哲学思想。这一基本观点，构成了《内经》学术思想精髓和核心。祖国医学正是将医学实践知识与哲学方法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医工作者，必须牢牢地掌握它的理论核心，在医疗、科研、教学中善于运用整体观、系统观和辩证观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实质。周氏在医学上能够高屋建瓴、统观全局，形成自己精辟独到的学术见解，正是在《内经》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周氏也认为，中医的发展必须沿袭其自身的理论特点和长处，同时也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所以周氏在临床上，特别是对疑难病症的处理———无论明确诊断，剖析病案，还是遣方用药，都能吸收近代科学成就，参考西医之所长，宏观辨证与微观检查相结合，遵古而不泥古，终于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临证思路与遣方用药特点。

在临床上，周氏曾自谓是个杂家。除了主要以《内经》理论指导临床外，其它如伤寒学说，温病学说，历代医家之长对他均有较大影响。如治外感病，多宗叶、吴温病学说；治内科杂病多系经方、时方间采，择优而从。因此他在临床上，临证思路开阔明达，不受一法一方的束缚，能够“复方多法”，综合运用，各种药效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互相配合。善于寒温并用，湿燥并用，升降并用，攻补兼施；善于揉合温散、疏化、宣导、渗利、祛瘀、清理、扶正达邪、祛邪安正等诸般治法，集于一方面兼顾之。这种遵古而不泥古，辨证灵活，化裁多变，不拘一格的遣方用药特点，也是他重视整体，善于运用辩证观、整体观的方法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实质这一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

以他精湛独到的学术见解和临床经验，近年来他潜心于“病毒性肝炎”、“血液病”、“肺心病”、“痹证”、“老年病”等疑难杂症的专题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他在总结大量病例与治疗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治疗乙型肝炎和各种肝病的“舒肝消积丸”，已通过省级鉴定，上报卫生部。

经过临床验证和药效学实验，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非常有前途的治疗肝病的新药。最近又投入新的科研课题“血脑络通”、“胆舒”和中医美容系列化妆品的研制工作，并已初见成效。

为了垂教后世，周氏诊余笔耕不辍，著述甚多。自来甘肃，他除主编《内经类要》、《内经精义》等有关《内经》专著以外，还主编出版中医诊治急症的专著《决生死秘要》，该著１９８８年４月经甘肃科技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０年６月又经台北千华出版公司改成繁体字，更名为《诊断生死秘要》在台湾独家出版发行，成为港台畅销书之一。这对交流海峡两岸文化，弘扬祖国医学起到积极作用。他也曾作为《中医内科急症证治》一书的编委，撰写书中“内科急症的四诊临床特点”部分，１９８５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书曾作为中央卫生部举办的“全国中医内科急症进修班”教材之用。多年来，周氏亦致力于中医养生保健和老年医学的研究。曾参与合编《老年保健》一书，此书１９８７年９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选为“全国老年大学”试用教材。

多年来，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慢性乙型肝炎的辨治体会与舒肝消第一卷２７９积丸的研制》、《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体会》、《中医养生与防治老年病》、《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关于抗衰老途径的认识》等，后者曾被选送参加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传统康复医学学术会议”作为会议交流论文。由于周氏自幼习武，精通武术（曾在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一届武术表演赛上获表演优秀奖），故在该论文中有关“传统体育与健康长寿”部分的阐述中，能集中医、武术于一体，从中医理论的深度，阐发武术养生保健之精髓，因而颇受与会的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

周氏从行医安东、执教北京，到办学兰州，至今已５０余年。诚可谓呕心沥血，夙夜孜孜。

如今虽已年逾古稀，仍在中医园地默默耕耘。他被选为全国５００名中医指导教师之一，１９９０年秋，他作为甘肃省指导教师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深感国家对中医事业的关怀与重视。自此，他又在繁忙的诊务之余担当起老师带徒，培养后学的重任。

带教过程中，周氏常与青年教师及学生谈自己成才之路，指出：初学中医的秘诀在于背诵，不但背歌诀，还要背经典著作的重要原文，要养成背诵、默读的习惯，背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熟读深思，一篇文章能够反复不断地熟读背诵、深思联想，这不但能够加深记忆，而且能够悟出其中奥妙，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还要注意勤查、勤写、善思，即遇到古典医籍中的生字、难词及文义有不明之处，随时查阅字典、辞典，并参考历代名家注释，对其不同学术见解，进行比较，以求领会其精神实质；勤写即勤于写卡片和心得笔记，每读完一本书，一篇文章或一个病证都应记下自己的收获、体会、见解。对问题还要善于思考，归纳分析，提出个人见解。周氏还指出：初学中医应该在几本书上下功夫，打好基本功，而后循序渐进，浏览群书，兼及诸家，有了渊博的知识，视野宽阔，进而在某一专题上搞深入的研究，古代成名医家，多遵循此路。总之周氏认为：医海无涯，学不可以已，在医学上没有什么捷径，只有下苦功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望后学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登高望远，乘风破浪，凌绝顶，达彼岸，为振兴中华医学多作贡献，斯吾愿也！吾亦自勉之。周氏通过口传面授，将自己学术见解，独到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青年教师和徒弟，以使自己的学术经验后继有人。

“霜叶红于二月花”。年逾古稀之年的周氏，现还担任甘肃中医学院教授，内经教研室主任，甘肃省中医药学会名誉理事，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全国内经专业委员会顾问，甘肃省武术协会副主席，甘肃省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会主任委员，甘肃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每天仍在勤奋不息，时刻不停地工作，以迎接新的人生历程，向人们展示生命的价值。周氏的这种刻苦钻研，严于继承，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学术精华

一、崇尚《内经》，主张突出特色，发挥所长，推陈致新周氏学术思想渊源于《内经》，他认为古代著名医家，莫不咸遵《内经》为圭臬，今之医者也应奉之为准绳。因此，他毕生致力于《内经》研究，深谙《内经》旨意。他曾指出，尽管《内经》博第一卷２８０大精深，涉猎广泛，但自始至终，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统领全局的整体观、系统观和辩证观的哲学思想。这一基本观点，使中医学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中医在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时的独特的思维方法：即从宏观的、联系的、动态的角度去观察人体生理和病理，用整体调节的方法去协调阴阳，以达恢复机体平衡，治疗疾病的目的。因此，整体系统观和辩证恒动观是《内经》学术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也是中医学术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任何医学的理论特色。

周氏历来主张，作为中医，不论是从事临床、科研，还是教学和理论研究，都应该时时处处突出这一特点，才能在中医事业上有所建树，取得成绩。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如早在７０年代后期，他在论述藏象学说时指出：“藏象学说把人体看成是最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对各个脏腑的认识，不受脏腑实体即形态学的束缚，而是以功能系统为单位，着重研究他们之间的联系，并用五行归类和生克制化的理论，阐明机体内脏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和机体整体统一性，以及机体各系统自控调节的复杂关系。”又从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出发，分析生命活动的实质，认为：“人体的生命现象和所进行的功能活动，无不包含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而这相互对立的阴阳双方，又都无时无刻不处在‘阴静阳躁’，‘阳化气，阴成形’的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运动规律之中，从而促进了人体的生长发育，产生了气化的能动作用，推动了人体的生命活动。此说明藏象学说体现了祖国医学在生理上的系统观、整体观和方法上的辩证思维理论特点。”对于病机学说的研究，周氏同样强调要突出整体观和系统观。如他主编出版的《决生死秘要》一书，就是力求突出中医诊治急症从整体观念出发这一理论特点。他在序言中说：“中医诊断疾病，决断生死，不论望色、辨神、察舌、切脉、审证，都要着眼于整体，了解全身的变化情况，如精神的得失，四肢的寒温，色泽的荣枯，舌色的死活及脉象的虚实等。而且还须结合自然变化，昼夜变化，四时气候变化以及年、月、日、时变化等对疾病的影响，以窥测病机，决断生死预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诊断依据，是患者在整体平衡失调的疾病状态下不断表现出来的动态信息群，医者站在宏观角度上，将这些信息群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进行望、闻、问、切，归纳分析，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分析的过程，这样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必然是人体整体功能失调和高度概括。而这些活动的、不断变化的信息群，却往往是现代医学在诊断疾病时所不够重视甚至忽视之处，但它却正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独特和科学之处。”在临床实践中，由于他深谙《内经》旨趣，所以能在治疗疾病时高屋建瓴，统观全局，注重对整体病变的纠正。他的“综合运用，整体调节”的遣方用药总原则，就是在《内经》治则思想指导下创立的。从而使他在处理诸多疑难重症时往往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了临床、科研，周氏还长期从事《内经》教学，已近４０年。他的许多重要学术精华

也往往在教学中得到体现。他认为中医课堂教学同样要突出中医特色。而要突出特色，没有良好的教材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认为《内经》教材改革势在必行。教材改革涉及方面很多，但只要紧紧把握突出中医特点这一中心，就不会走向歧途。正如他在《突出特色、发挥所长、为发展中医事业而努力》一文中指出：“《内经》一书中熔铸了我们祖先的惊人智慧和伟大创造，内容涉猎广泛，丰富多彩，它不单纯是研究人体生命的一门科学，其中渗透了古代哲学的内容，而且也综合运用了当时与人体有关的各门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历算、地理、气象、生物、物理等。所以，可以把《内经》看作是以医学为主体的，综合性很强的论文汇集。这就构成了它本身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因此，改革《内经》教材要善于揭示它的特色。”为此，他提出教改中必须重视的三个方第一卷２８１面：①突出《内经》综合性特点。他说：“《内经》一书所具有的各科知识领域之间相互渗透的综合性特点，体现了中医认识问题的方法是从系统联系的整体观出发，重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这是祖国医学理论的特点，应该继承和发扬。现在看来，这也符合现时代的要求。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科技革命新的发展趋向，亦是由知识分化逐渐走向一体化、综合化。以往是各学科知识越分越细，而现在是越来越走向综合，打破了学科界限，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科学发展，逐渐由分析时代走向系统时代。《内经》一书所具有的综合性、整体性学术特点，实际上是符合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的。所以，在《内经》教材改革时，无论是在选文、分类和按语分析方面，都要突出《内经》综合性特点。”②突出哲理性特点。周氏指出：“任何科学都是理论与方法的结合，一定的理论总是由一定的方法达到的，独特的理论必定含有独特的方法。祖国医学正是医疗实践知识与哲学方法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在《内经》一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深刻地阐发了当时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在整本书中处处都渗透了系统观、整体观和辩证观的哲学思维方法。”接着他又进一步分析道：“系统整体的方法，就是分类与联系的方法，强调研究问题，要从整体着眼。整体观念是系统观的中心和出发点。辩证的方法，是把阴阳二分法作为一种认识工具，辩证地、动态地认识分析问题的方法。两种方法的综合，正体现了古代哲学体系的唯物观和辩证观的实质。因此，对《内经》每章所摘取的经文、注释和按语等，就要考虑能够反映祖国医学这一独具特色的哲理性特点，给以充分发挥。”③实践性特点。周氏一贯认为，经验与哲学，是《内经》理论形成的两大渊源，哲学的合理性与经验的有效性构成《内经》一书的科学价值。所以他认为改革《内经》教材，也必须突出其实践性的特点。他曾提出：“所选摘分类的经文，应以能指导临床实践为衡量标准，对于那些限于目前种种原因而对其实践意义尚未揭示和认识的经文，可以作为某些专门学者整理研究的课题。而作为教材，则不应兼收并蓄。

选文如此，注释、按语与综述更应如此。切忌由概念到概念，言而无物，空泛乏味，使学生觉得中医是‘玄学’。尤其是摘选和分析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内容时，更需紧密联系临床，突出实践意义，始能让学生透彻理解《内经》实质。”在《内经》授课时，同样注重时时处处突出中医的整体性、哲理性和实践性特点。他认为：“只有牢牢掌握这一总的原则，才能启发和诱导学生从更广阔、深远的角度去领会《内经》的深刻含义。”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周氏授课的一大特点。长期的临床，能够使他对那些高深古奥的经文，讲解得生动自然，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切合实际，容易掌握。无怪被同学们誉为“把枯燥的经文讲活了”。

周氏虽然强调“发展中医，必须保持中医特色，发挥所长，推陈致新”。但并不是说中医的发展可以离开现代科学的轨道，而是说中医的发展必须承袭其自身的理论特点和长处，同时亦要与现代科学的成就相联系，使之逐渐转移到中医现代化道路上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共同存在，互相结合与渗透，这反映了时代的特点。西医是建筑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中医是建筑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古代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影响，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其不足，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用彼之长，补己不足，以促进中医理论的发展。

周氏认为：“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时代，中医传统‘宏观辨证’的方法，应与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微观辨证’的方法有机结合，互相补充，这对发展中医很有必要。但必须明确，中医运用微观辨证，同中医运用传统宏观辨证一样，都必须突出中医特色，以中医整体系统的方法为指导，运用中医理、法、方、药来辨证施治，不能走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道路。目前有一种倾第一卷２８２向，好像中医一谈微观辨证，就是背离了中医理论，失去中医特点，其实这种顾虑是没有道理的。消除这种误解，应从思想上明确两个概念。首先应正确理解中医所谓的‘宏观’，其确彻含义，是对疾病的认识，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只看局部病变，只重视实验室的微观指标，而是应重视局部病变同整体的关系，着重从宏观方面来动态地观察和分析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所引起的整体性病理反应；在治疗上注重调节机体阴阳，使之恢复相对平衡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对机体平衡失调的整体调节，恢复体内自控性，使机体自稳系统达到最佳状态。可知中医的‘宏观理论’不能单纯理解为‘宏观辨证’，而是包含了比宏观辨证更广博更深刻的内在含义，体现了中医观察人体，研究生命实质的一种认识观和方法观。”“其次，要明确‘证’是处于一定阶段时的病因、病位、病变性质和邪正力量对比等各种因素的整体反应。这个整体反应，既然有肉眼可见的宏观变化，也必然存在肉眼所看不见的微观变化。因此宏观变化和微观变化都可作为机体整体反应的组成部分，二者关系是相互补充而决不是相互取代。微观辨证是在传统宏观辨证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是传统辨证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对机体整体病理反应的微观认识，因此，同样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观思想。

两种辨证的结合，就可使我们获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信息群，这是对以往四诊的深化和补充，也是对中医整体观念的深化和补充。这必将使传统辨证更完整，更准确，因而也更加本质地阐明‘证’的实质。”周氏在临床上既重视宏观辨证，又不忽视微观辨证。如他在分析各类“肝病”的病理机制时说：“肝病患者尽管病程不同，证型各异，但在微观辨证方面，常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如肝细胞不同程度的变性与坏死，肝纤维组织的增生，肝微循环的障碍等。这些微观病理变化，可以贯穿于肝脏病变的始终，它们有的可以同时反应于宏观表现之中，有的却未能及时得到反应。辨证时，只有既重视宏观证候表现，又不忽略微观病理变化，才能准确把握病机，抓住共性，区别个性，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周氏这一见解，为临床采取综合措施治疗各种肝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外，周氏还指出“微观辨证”对中医判断临床疗效也提出更为明确的客观指标。他说：“以往中医没有实验室指标参照，对疾病疗效的认识只能根据症状改善或消除来判定。现在有了微观指标，对疗效标准的认识就更加客观全面。”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周氏对发展中医的认识，既强调必须保持中医特色，承袭其自身的特点和长处，又重视同现代的科学成就相联系，使之逐渐转移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上来。

二、阐发病机十九条，见解独到，论理新颖病机十九条，是《内经》病机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周氏长期致力于《内经》研究，加上丰富的临床经验，使他对十九条有深刻的理解。不但在临床上能灵活运用，而且在阐述经义时也辨析精详。他所写《病机十九条临证辨析》（下称《辨析》）一文，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对《内经》病机理论的许多独到见解。现将本文一些主要学术观点综述于后。

（一）谨守病机，无失气宜周氏认为：“病机十九条是《内经》论述病机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是古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把各种疾病所表现的错综复杂的病理机制概括归纳为十九条，作为临证探求病机的理论第一卷２８３准则。言简意赅，颇切实用，临床指导意义颇大。”周氏认为：病机十九条虽繁，然归纳起来，不外五脏病机与六气病机两个方面。一般来说，五脏病机是就其病位而言，六气病机是就其病性而言，然病位与病性又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言病位则离不开病性，言病性则又离不开病位。所以五脏病机总的来说，不外是六气之化，而六气的变化，又是脏腑阴阳盛衰失调所表现的病理反应。此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又谓：“谨守病机，无失气宜。”“气宜”即指六气变化之机宜。说明五脏病机，主要是六气之化，即肝病化风，肾病化寒，脾病化湿，心病化火，肺病化燥等。这反映了祖国医学病机学说的理论实质。

五脏是人体的实质脏器，六气是自然界的六气变化。运用两者之间的内外联系，构成中医病机学说的理论特点。即张志聪所谓“盖天有六淫之邪，而吾身有六气之化也”，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是运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运用系统联系，五行归类的方法总结出来的。近代也认为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因素，在人体也同样存在着，这是客观存在的必然法则。如以肝为例：“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提示“肝病化风”是肝的主要病机。“风”是天之六气之一，“肝”是人体脏器，肝病所以会化风，是运用五行归类的方法，认为肝与风两者的性能有相近之处，皆具有‘木’的属性和特征，而且是内外相应的。进一步分析，亦即它们都具有事物的生发、温煦、振动的性能和特征。此即《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谓：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气为柔，在藏为肝，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变摧拉，其中“暄”、“柔”、“和”、“动”是言两者的正常性能，“摧拉”是言其反常性能。风是春天的主气。春天风和是暖，气候温煦，阳气升动，万物生发，草木滋生，欣欣向荣，肝的生理特性亦是温柔和顺，条达疏泄，主升主动。然其升是微升，其动是微动，其温是微温，犹如春风之温煦和畅，内外相应。肝脏在人体，只有维持温柔和畅，条达疏泄之少阳特性，才能斡旋敷布一身之阴阳气血，而使阳舒阴布，气血和调，意志顺遂，胸襟开朗。肝与风的这种性能与特征，《尚书·洪范》比喻为“木曰曲直”。“曲直”两字含有刚柔相济之义。如木之干挺直，若松柏之挺拔，木之枝屈曲，犹杨柳之垂柔。这提示木有曲直刚柔之双重性。春风肝木之气，只有柔中有刚，曲中有直，才能鼓舞启动，舒发阳气，鼓动生气，发挥正常作用。如果肝与风一反其少阳之特性，就要引起“摧拉”的反常现象。自然界风邪太过，其力就可由柔和而变得急暴，引起摧枯拉朽之恶果。同理，人体肝阳，肝气太过，就好像反常之风邪，其力也变得急暴亢奋，有上逆、下迫、横逆、郁结之变。如此，就要引起“掉眩”而出现肢体动摇不定，拘挛抽搐，眩晕昏仆的肝风内动症状。也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的“风胜则动”。

周氏的上述分析，非常形象生动地把自然界之风与人体之肝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阐明了肝病所以化风的道理。明白易懂却又寓意深刻，使学者不但能较透彻地掌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一条经文的精神实质，而且还能从更高的角度领悟到中医病机理论所蕴含的整体观的内涵。

周氏对五脏病机的分析，都以“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为准则。论理清晰，见解独到，颇多发挥。

（二）审证求因，探求病机周氏认为：根据病机十九条的理论，认识与掌握疾病的病理机制，必须从分析证候入手。

“证”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脏腑的功能失调所出现的病理反映。“有诸内必形诸外，”任何疾病，通过对体表症状的分析判断，就可以测知相应内脏的病理变化情况。所以，病机十九条的第一卷２８４每一条病机，都是通过主要证候表现，来审证求因，探求病机。如肝病化风的病机，主要是通过“掉眩”的症状分析得出，即所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同样，肾病化寒，脾病化湿，心病化火，肺病气机失调的病机，亦是通过“收引”、“肿满”、“疮疡痛痒”、“郁”的症状分析得出。只有通过体表的症状分析，辨明证候性质，才能明确病因、病机，掌握疾病的本质。这反映了中医病机学说的理论特点。

另外，周氏认为，要加深领会五脏病机，还须结合五脏的阴阳属性进行分析。心、肝皆为刚脏，亦为阳脏。结合“天人相应”运气学说的观点，又称风火之脏。所以在临床上，心、肝之病，多从实化、热化。其病机和证候多表现阳亢气逆，风火炽盛，急暴亢奋的特点。肝阳偏亢，肝气疏泄太过，可致阳动风生，而出现“掉眩”、“强直”的急暴证候。此亦即《素问·藏气法时论》所谓“肝苦急”。心火旺盛，扰动神明，可致神识狂乱，发生“瞀”、“躁狂、“口噤鼓栗”等病证。二者的治疗皆宜苦寒折降，泻其太过，以抑其急暴亢奋之势。同时亦要佐以甘缓滋润，以柔制刚，也即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所谓：“肝为刚脏，非柔润不能调和也。”又谓：“心肝为刚脏，可受柔药”。《素问·藏气法时论》也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脾肾皆为柔脏，亦为阴脏。肾为水脏，为先天之本，内寓元阳、元阴，为“生气之原”，脾居土位，为后天之本，濡润泽物，为气血生化之源。故在临床上，脾、肾的病变，多表现化源不足，阴阳气血亏损，而呈现虚损危重的证候特征。如肾阳虚损，命火式微，可致寒从中生，关门不固。症见身寒、肢冷、恶寒倦卧、二便遗泄，遗精滑泄等。治宜补肾填精，温阳散寒，回阳救逆。脾阳受挫，阳虚不运，不能输布津液，运化精微，可发生浮肿、腹胀便溏、气血虚损等病证。治宜温运脾阳，健脾利湿，益气生血。此即叶天士所谓：“脾肾为柔脏，可受刚药。”至于肺介于阳与阴之间，为阳尽阴生之脏，与秋燥之气相应，故肺病多从燥化。肺又主一身之气，肺气失调，失于宣发，又可发生喘逆、痞闷之症。治宜降肺利气，通调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