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园

生平与著述

1、生平、陈修园自幼聪颖，时年7岁即能背诵经史。14岁习举子业，兼修医学，研习药理，初涉医坛。19岁举秀才，39岁乡试，中壬子科举子。他之所以成为名医，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勤奋好学；另一方面也是祖训和师承（业量孟超然——峰书院山长）的结果。他那雄厚的儒学根底，为其精通医道开辟了道路。陈修园学成之后，涉足仕途，先后任河北省磁县、威县和枣强等县知县。在这期间，还曾一度代理过正定知府。他在宦海沉浮之中度过了30余载的漫长岁月，但从未忘记研习歧黄之术。一面从政，一面习医。他在巨宦之时，常常说到：“文章报国，尚挟时命而行，而能为良医者，随时可以活人。”他的大部分医学论著，都是在任职期间撰写的。陈修园在嘉庆年间，官居直隶威县知县，颇有声誉。他不仅为官清廉，而且还为民诊疾。

 2、主要著述、陈修园的医学著述，其刊刻印行的版本之多，在中国医学史上，堪称首屈一指，其中最主要的著述有：（1）《医学三字经》。（2）《医学实在易》。（3）《医学从众录》。（4）《伤寒医决串解》。此上所例举的4种，皆列入《陈修园医书》。陈修园的医书出版印行的有19种之多。由于陈修园的著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读者所欢迎。如他著的《神农本草经读》，从1803年清代传抄本，到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刊印本为止，156年间共刊刻抄27次，如果将其“简释”、“浅说”、“歌括”等都算进去，即平均5年就刊刻一次（引自《中医教育》1985年第2期，孙溥泉的《中原科普大师陈修园的著作为什么能经久受到欢迎》）。陈修园的著作在民间流传之广泛，是为历代医家所不及的。

    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1、时代背景、自汉唐以后，历代医家的学术主张和理论依据，几乎都没有离《内经》、《难经》、《本草》、《伤寒杂病论》等几部古典著作的理论体系。唐宋以后，诸家学说蜂涌而起，学术见解日趋分化。特别是金元4大家的出现，遂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凡此各家学说的盛行，其中诸说不一，各具特色。遂使陈修园产生了“唐宋以后，诸家之说盛行，全违经训”，“药味日多，而圣经日晦”的思想概念，因而，导致其致力于“由博返约”、“由浅入深”的中医科学普及之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历史渊源、陈修园的学识渊源，医理精湛，经验丰富，是一位杰出的普及中医大师。探讨其学术的历史渊源，可分为三点：[1]  尊《内经》法仲景、陈修园认为，中医学术浩如烟海，各家学说流派甚多，学术观点不一；虽方书之众，若“理不本于《内经》，法未熟于仲景，纵有偶中，亦非不易矩获。”历代医家公认，《黄帝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巨著，后世万变不离其宗。《伤寒杂病论》开了辨证论治的先河；其“六经辨证”和运用，实为临床各科的基础。故众口称赞张仲景为辨证论治的大师，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方剂学的鼻祖。所以，陈修园治学本于《内经》，尊奉医圣，自是历史的必然。[2]   崇尚汉唐医学，陈修园的学术思想，从其幼年的儒学根底和他所推崇的典籍来看，是遵从古训，对汉唐以前的医学理论特别尊重的。如《素问。灵枢集注节要》序中说：“夫医家之于《内经》，犹儒家之四子书也。日月江河万古不废，惟奥窨之旨不善解者，遂至贻误后来······”陈修园对《内经》等汉唐以前的医学论著，都是奉为圭臬，认为是不易之理。故他在《医学三字经。医学源流》中说：“医之始，本歧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越汉季，有南阳；六经辨，圣道彰；《伤寒》著，《金匮》藏；垂方法，立津梁。”这样简洁的14句话，概括了陈修园对汉唐以前医学的高度评价。[3]   治学仿效徐灵胎，陈修园与徐灵胎是同时代人，都是清代名医。陈修园在学术思想上的很多思路、方法与徐灵胎之治学有不谋而合处。从其两人的著作格调、风度来看，非常近似。徐灵胎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百种录》；陈修园有《内经。灵枢集注节要》，《神农本草经读》。两者内容虽各有千秋，但从其立意和体例上看，大有异曲同功之感，均为阐发基础理论和药物功用的著作。在医学基础方面，两人皆有“医学源流”论；所论虽殊，但异中有同。特别是徐灵胎之有《医砭》，力排赵养葵7节之旁，中有小心即命门说之非，谓其书专为八味、六味而作，云云；可谓是针锋相对，只字不让。而陈修园亦仿效徐灵胎，著《新方八阵砭》，对景某新方作了全面的针砭。不论陈修园对景某的议论是非如何，但从其著书立说的观点、方法、体例上看，都是和徐灵胎有相似之处。

   学术思想特点    陈修园的学术思想特点，由于承袭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受了徐灵胎、钱塘“二张”的影响，因而有其“崇古尊经”的一面。但其发皇古义之中，又吸取大量当代有效的时方，这又有其进步而不泥古的一面。他能融汇新知，并有所创新，在一定意义来说，其学术思想是赋有“补编救弊”的作用。兹分而述之：

        1、学术指导思想、[1]   发皇古义  尊经旨而不泥，陈修园认为：若“理不本于《内经》，法未熟于仲景，纵有偶中，亦非不易矩获。”涉足医林，首先应当对《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研习，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陈修园注重古代经典的学习和研究，所以有人指责他是“尊经泥古”的儒医，并加以批判。笔者认为，陈修园之尊经，的确是事实，而说他泥古则是言之过甚。中国医学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只是认真深入的研究中医典籍，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医学术的本质，找到其真谛。否则，就有可能变成“不过记问套方，希图幸中，揣合人情，以为糊口之计”（引自《医学从众录》）的庸医。由此可知，陈修园尊崇经典，以经典为圭臬，其目的是在于告人守绳墨、有规矩，刻苦钻研中医基本理论；认为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中，辨证、立法、选方，才能真正不断提高学术水平。这样的“泥古”，就无庸非议了。[2]     融合新知  治伤寒而创新、陈修园之治学，其“尊经崇古”，旨在继承，主张穷求经旨，以典籍为根基。这种学术上的连续性是必需的。其实，陈氏“崇古”并不泥古。在他的许多著述中，上自对《录》、《素》、《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的阐述，集先贤诸说，并掺以自己的心得体会；下及《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等。均广泛收集当代的有效方药。可以说，这方面是他的创新之处。[3]补偏救弊, 医著从众而录，中国医学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只有认真深入研究中医典籍，才能深刻理解中医学术的本质，找到其真谛。不然，就有可能变成庸医。由此可以推论，当时陈修园的不少同道，不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不重视中医基本理论的学习，在临床实践之际理法不明，而片面地追求时髦方剂，以图取效，因而流弊甚多。陈修图正是有鉴于此，对那些不按理法，不辨证乱施药的医士，只是以医为糊口之计的庸医，大加指责，指出“医道之不明也，皆由于讲方而不究经之故”。所以，他苦心研究《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其著书立说的动机，显然是为了补偏救弊、改变当时的医风。

        2、 治疗方法和思路、[1]   返博为约，示后学以津梁，陈修园之治学，对已要求“深入浅出，返博为约”；对人则要求：“由浅入深，从简及繁”。他在自己的学习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对每个习医者来说，心读《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文字古奥，义理深遽，往往意在言外，苦于无明晰浅湿的注解，很难理解它们的精神实持，读者每有“望洋”之感受，而至畏难不前。为了普及医学知识，消除学者畏难情绪，对上述诸书，陈修园本着“语语为中人所共晓”的精神，俱曾用通俗语言，或节注或全注，以浅显出之，如《素问。灵枢集注节要》、《伤寒论浅注》便是。不仅如此，为启迪后学，他集先秦以至元明诸家的精华，采用“返博为约”的方法，还著有入门佳作《医学实在易》。此书引导后学者，驾轻就熟，先知其易，故名日《医学实在易》。由此所及，可以看出，陈修园终生从事中医学研究，致力于中医普及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医学著述中的普及读物，至今还广泛流传，为医者所喜爱。[2]    分析综合、尤以补注见长，陈修园研究中医典籍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采取综合分析，并普遍掺以补注。经他综合整理的医学论著有《灵枢素问集注》、《神农本草经读》、《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以及《伤寒医决串解》、《时方妙用》等都是综合衍释，衬托注解以明其奥义。此如，在《灵枢集注节要》中，陈修园将《内经》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五常政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章节。集中为《运气》一篇，综合分析其义。不仅衬以小注，并绘制五运六气、六气主时、六气主气太过不及等到图形，撰文析义，使学者能深入浅出地理解五运六气的基础规律。陈修园的《伤寒决串解》，他在序言中说：“晕集伤寒浅注三百九十七法，依法条晰，期于明白易晓，而又虑学者，未能融会通而得其要旨也，不揣固陋，复为综衍释，名日《伤寒医决串解》”。可见，其所以要串解的目的，就是在于综合分析，阐明伤寒之精深奥义，的确是用心良苦。特别还要提出，陈修园的全部注疏方法，多采用“衬以小注”的方法，尤以补注见长。如其所著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二书，是采取独特的方式，以演释条文。其特点是原文与注文协调一致，既可连续，又可分读，文字流畅，语句通俗，确实起到了衬托明快的作用。[3]撰写歌括 ，便于初学记诵，陈修园为了初学者便于记忆背诵，尽快入门，对《伤寒论》方和时方，在《医学实在易》等著作中，把原文、方药、主治等都用诗歌体裁，撰成便读的歌括，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读易记。这又是陈修园治学的另一大特色。[4]浅显寓深 ，  通俗易懂称著，陈修园的治学方法，在他的众多著述之中，还可以看出，他采用了浅显而精深，以期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如《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灵》等，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将深奥的医理，用通俗的文字，概括而以浅出之，是历来广泛受到欢迎的普及读物。但必须提出，他对更加深奥的经旨，也通过衬托注解，直接涉及经典字句章节，使之读起来亦可在浅显中而悟出其精深。

    理论建树：

   1，   分经审证论伤寒，陈修园治“伤寒”之学，是以分经审证“伤寒”作为研究《伤寒论》的指导思想。六经辨证是《伤寒论》的核心，亦是辨证论治之大法。修园采用分经审证的办法，使之纲举目张；以八纲辨证，条理井然。这样，把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理法方药一线连通，既便于阅读理解，又为临证应用带来方便。

   2，     阐发标本中气说，标本中气从化的理论，渊源于《内经》。其本来的意思是，用以说明自然界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关系。明清之医家有的从这一理论引伸来解释病因、病机。陈修园阐明“伤寒”病因、病机，就是用标、本中气从化理论说道理的。他说：“六气之本标中气不明，不可以读《伤寒论》。”因此，他在著述《伤寒论浅注》时，首先在“读法”中引用《素问》中一段经文“少阴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以为立论的依据。《素问》说：“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气者。”认为疾病的发生，不外乎标本中气。外邪入侵六经，有从本化病，有从标化病，有从中气化病的不同，如《素问》说：“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这既指出六经经气的化病规律，又为辨证论治提供了依据。陈修园运用这种理论来阐明《伤寒论》的六经病机变化，说明了一部分问题。

    3，  演释伤寒开阖枢，开阖枢学说，在《内经》中本来是用以说明经络中六经传变。随着中医学术的发展，在明清医家中有的用开阖枢说，作为阐明《伤寒论》六经的传变。陈修园即是其中的一家。陈修园说：“按《内经》云：'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此数语为审证施治之大关键。”这段话就是陈修园持开阖枢学说立论的依据，并转引其为伤寒六经病机作解，突出其在《伤寒论》辨证施治中的重要地位。以上所及，陈修园引用《内经》的“开阖枢”学说，以阐明伤寒病机的传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对六经病变的机理，能够说清一些问题，可以倡明伤寒病机的隐微。但是，如同标本中气学说一样，完全用其解释六经的病机，也有说不清楚的一面。因此，对于“开阖枢”说，应与标本中气学说同等看待。所以，陈修园用这两种学说，以为推理演绎之用，旨在阐明伤寒病机的原理，能与《内经》理工科论基本一致者，应当取之。相反，如有其附会强合之处，那就应历史地、客观地对待，不能附和盲从。

   4，   倡传经、直中寒热皆有，陈修园毕生寝馈于伤寒，对《伤寒论》的研究，除做了大量的整理、浅注、译释的工作之外，其理论上突出的创见，应推“传经直中寒热皆有论”。这是陈修园治伤寒之学的建树之一。伤寒学说关于传变的理论，自从宋元以后诸家，方书记载，大多以为邪从三阳传入，俱是热证，治疗唯有攻下一法。论中四逆、白通、理中等方，俱为直中立法，直中之邪，不从三阳传入，而径入三阴之脏，治疗惟有温之一法。因此，数百年来所得的结论是：凡传经者，俱为热证，寒邪则有直中而无传经。陈修园最初也很信服这种说法，及至临证既多，便逐渐由怀疑而产生异议。他说：“直中三阴，《伤寒论》虽无明文，而且中病则有之。有初病即见三阴寒证者，宜大温之；有初病即是三阴热证者，宜大凉之，大下之，是寒热俱有直中，世谓直中皆为寒证者，非也；有谓递次传入三阴，尽无寒证者，亦非也。盖寒热二气，盛则从化。余揆其故则有二：一从病体而分，一从误药而变。何则？人之形有百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为热化寒化。凡汗下失宜，过之则伤正而虚其阳，不及则热炽而伤其阴。虚其阳则从少阴阴化之证多，以太阳少阴相表里也；伤其阴则从明阳阳化之证多，以太阳阳明递相传也。所谓寒化、热化，由误治而变者此也。”证之临床实践，初病即见三阴寒证，或三阴热证者固不少，如论中得之一二日的附子汤证，得之二三日的麻附甘草汤证，真武汤，即初病便见三阴寒证之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的大承气汤证，厥阴病得之一二日的热深厥深证，即初病而现三阴热证之例。足证陈修园提出的“寒热俱有直中”之论，确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根据的。至于病性的寒化热化，虽与感邪轻重有关，但并不是绝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本身阴阳的偏胜偏衰，如阳盛阴衰，则易热化，阴盛阳衰，则易寒化。所以说陈修园的“寒热二气，盛则从化”的理论，也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