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1221） 一般来说，皇帝问到了这句话，中国历代的大臣们都会有些不同的反应。汉朝的，会怒目扬眉，脱掉朝服换铠甲。 ——陛下，我帮你去盖房子。用不着那个招人烦的王韶！ 晋朝的会很温存，他意态优雅，轻摆拂尘，和皇帝用一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细细地谈一下盖房子的问题。基本上会从人到底要不要住房子，到房子有没有必要有房顶，都会一一道来，娓娓动听。说到兴起，还会招来三五同好，加入论点； 唐朝的很特别，他一边像汉朝的臣子那样换军装，一边在换的过程中不断和皇帝交流。注意，态度不会太友好，无论是藩镇还是内侍或者普通大臣，都很有性格，就算您是天可汗李世民，也有被顶得七窍冒烟的时候。其结果嘛，多半衣服也换好了，皇帝也被说服了，这场架不必打了。 当然，一少半真就操家伙冲了出去，到外国砍人了事； 元朝很统一，杀人是唯一的硬道理。从他们身上可以真切理解到侵略不是一种军事、政治活动，而是一种传统运动…… 明朝的官员不必多讲了，义之所在，虽千万记大板子，俺也一往无前。每天上朝都做好了被脱掉裤子打屁股的心理准备； 清朝的很可爱，皇帝的脸色稍有不对，立即跪倒磕头，痛哭流涕，同时念念有辞。拜众多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清宫戏所赐，全国百姓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奴才该死，奴才有罪，奴才…… 这还是满人的嫡系，如果是汉人，奴才二字都没资格说出口，得自称“臣”如何。谁让你是外人。 好了，罗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突然兴起，凑点字数换稿费，以消俺多日拍字之烦躁；二来这里面也有个大学问大论点。 ——论，中华民族为何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每况愈下，底气越来越不足，到后来比个孙子都不如？为什么就没了当年执理直言，坚持不屈的气魄？ 这也许才是我们读史、研史的价值所在，不想这些，历史就只是些陈年变质，或好玩或无聊的与己无关的故事而已。 连载（1222） 回到原点，宋朝的大臣，具体到神宗年间文彦博这一批，对于皇帝发怒的反应是——沉默。俺有话，但不说，家里只要不缺工资，不少补贴，才犯不着跟你惹气。 看着很平和，很文雅，可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因为互相没有交心啊，没有吵闹。自古以来男人都是种特殊的动物，心里不爽，不是当场骂出来，就是事后使绊子，反正绝对忍不住。 除非您是圣人。 像文彦博这样的，心术超深，不可测度。这是可贵的城府，可是在互相配合做事时，就是个操蛋品格。于是这就形成了宋朝官场的普遍风气。 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办起来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没死罪，不合作不会杀头的。在这种风气里，要做振兴国家的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当初王安石所说的“易风俗，立法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 抛开沉默了的文彦博，嗯，对不起，他只是暂时沉默。回到王安石的变法强国之梦上去，河湟之战打得很好，可我们却不能再把目光抛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战斗暂停了，他必须消化掉刚吞并，或者说是收复的土地；第二，宋朝在熙宁年间的战争并不止这一处。 甚至不是只两处、只三处、只四处。神宗朝的气向，就像时光倒流，回到了宋初时赵匡胤的时代，或者更前些，是后周柴荣的时期。争战不断，恢复国土，为中华大国正名。 可在刚开始时，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得替赵光义擦屁股。太多当年没做成，一直是隐患的事，都在办公桌上摆着。谁都知道，可谁也不做。 现在王安石终于把那份材料拿了起来。 荆湖北路，西南夷叛乱。
在宋朝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各个少数民族生存在深山老林里。前面说过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 具体地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尤其是在传统上，在五代十一国时这片地方就被他们给占了。到了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对这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 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的汉人禁止与其中的蛮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在宋朝版图以内，却不受宋朝管辖。 稍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长此以往，早晚出事。但只要事不关己，为什么要拿起来烫手？于是多年以来，只要乱子不大，宋朝所有的官儿，对它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蛮族人看到了便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出去抢呢？何况有侬智高的光辉战绩为榜样，根本不用怕出身低，强盗这种职业，才是人有多大胆，能抢多少钱！ 形势逼着宋朝发兵平叛，在这次之前，最近的一次，是由宋初时名将潘美的从孙潘夙率兵进剿，击破邵州蛮族团峒九十处。看着数量很大，战果却半点都不辉煌。九十处团峒，其实也就是九十个小村子，平均来说，每个村不会超过100人。 可不要以为这是潘美的孙子也退化了，事实上派谁去都这样。那地方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官军到了不是怎么打架的问题，而是先得能找到人开打的问题。 官兵来了蛮族钻进山里，官兵走了出去继续捣乱。在一千年前，抗日战争时伟大领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略人家就都懂了。 连载（1224） 熙宁五年七月份之前，摆在王安石办公桌的文件很有诱惑力。据当地内线说，梅山一带，包括辰州附近的南北江（今湖北沅陵）的蛮族有内乱，他们的酋长太残暴，拿自己的子民不当人。众多的蛮人都在向往宋朝的仁慈生活，要求内附。 这个机会，到底要不要抓住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块烂膏药，总贴在宋朝的身上，早晚会化脓。可现在是揭它的时候吗？ 七月左右，正是王韶转战西北，攻克武胜的时段，以宋朝从糜烂到争吵的官场，以各种战争临时动员法一样的新法争集到的钱财，同时在西北、西南两方面开战，是理智的吗？种种疑问都盘旋在王安石的脑海里，一国之宰相，每一个举动都牵扯到帝国的安危兴亡。 但他决定了，一切细节都服从于最初的决策。既然以最快的速度筹集到了军费，就必须要尽快地打赢战争。这样才会顺利地把前面提到的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实现。为此，他派去了自己的亲信章惇。 在这之前，章惇一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工作，是个搞经济的人才，他走马上任去平叛，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王安石在以权谋私。 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章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实说，连王安石和宋神宗也没看准，都被他吓了一跳。他去了荆南，头一招非常正规，情报不是说蛮族人想内附投降吗？很好，派人去招抚，一来了解实情；二来情况对头，顺势就把人拉回来。 结果回来的不是内附的蛮人，而是他派去的两个特使的人头。这两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到了蛮族地面，先没找受苦受难的群众代表，而是首先安抚了一下当地的妇女代表……这不是找死嘛，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了两个官派流氓！ 蛮族人也是人，一怒之下，替宋朝砍了这两个混帐东西。砍完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没法收拾了。本来是带穷苦受难的异族兄弟进城的，结果成了杀官造反。 消息传进了京城，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傻了。章惇，虽然让你带去了兵，可没说让你打，那是防着蛮族酋长恼羞成怒的。现在事大了，你千万别再乱来。 宋神宗说“我在怀疑，章惇是不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疑奇扰命）。王安石摇头，“章惇还是可信的，但是一定要稳住，别轻举妄动。”（戒惇勿轻动）。 事实证明，他们真是不了解章惇。这个人有多强硬，有多敢干，放在整个三百年的宋史里，都首屈一指。 章惇兵分三路就杀了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罗嗦，这些蛮人在别人的眼里是牛皮筋，在章惇的眼里就是块牛皮糖，不过就是难啃点，但仍然很甜！
历史将会证明，当章惇发火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是苏轼也好，是司马光也好，甚至是宋神宗也好，神宗的妈、老婆，都算上，谁也别想好过。 但是也别存下个念头，比如章惇就是头野牛，遇谁撞谁，蛮不讲理。不是，他做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眼光独到，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比如这一次，朝廷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同意他蛮干，可他就是杀过去了。理由抛开蛮人内部仍然混乱之外，他抱定了一个大宗旨——敌人杀了朝廷命官，不管该命官是不是格外操蛋，这是对政府的挑衅。本来对宋朝就一直不服，这样局面再不处理，以后的摊子会乱到没法收拾！ 战局铺开，整个荆湖北路开始动荡。章惇进兵神速，懿、洽、鼎三州之内的蛮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外，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蛮人们又回来了。 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 慢慢的，请大家运用些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的”搞定。 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 连载（1226） 逻辑虽然很混帐，但奇妙的是居然有市场。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 看史料吧，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高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 辞职不干了。 于是年青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 要注意的是，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至于为什么，绝不是这件事的份量不够，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掐得不尽兴。而是另有隐情。 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 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 怪不了别人，王安石自找的，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 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己经没人手。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说过的李定。 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己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奇高深，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 这样在仇氏死时，己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真宗的他妈刘娥；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 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 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礼记》中有名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 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它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
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甘肃宁州）当通判。副市长的级别了，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地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想办法。 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很诚实。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摩尼。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青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 多么好的同志啊！ 连载（1228） 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 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 “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 “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是，要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和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是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看内幕，王安石接见他之后，就去休假了，他的任免决定是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果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被踢回大西北。那样他就真成了个出头鸟，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以后的小鞋就等着成批定制吧。而他绝不认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都没法躲起来不管。 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不久后圣旨传出，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要王安石一个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人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邓绾是粗暴愚蠢，还是聪明得惊人呢？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他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地登上官场的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连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不过这要和唐坰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唐坰是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但《宋史》他的列传里却没有点明该老爹名讳。 升官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说“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 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 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地要求神宗忍住脾气，变得温馨可人，使外邦，使国内都如沐春风吧，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的顺心。 第二句，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老天在上，他这句话半点错处都没有。自古以来哪有不见血的改革？以宋朝恩养了一百多年的，优生优育的士大夫们，除了杀几个为首的，再把脑袋挂到城墙上去，恢复五代十一国时的风气之外，根本就没法控制。 但正确的，不等同于合理的。法子虽好，可惜不能用。但并不妨碍让王安石非常的受用。真爽啊，终于有人说出了症结所在！ 唐坰平步青云，赐进士出身，到崇文馆校书，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本性就让王安石非常的不安。这个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而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加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把他放下，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实在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之前是让这个人一步登天的！ 连载（1230） 可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坰的本质就是个疯子。他就是那条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里的那条冻僵的蛇，一但它醒过来了，就要为所欲为，反戈一击。 根本不去管后果怎样。 这个官场白丁，一个靠父亲当官的废物衙内，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之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20多道弹劾奏章，一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可是都被宋神宗给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第一，再有怨气，官场的规矩之一就是不许欺师灭祖，王安石是他的直系靠山，如果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 这倒不是说官场里有多道德，而是面对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都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发火有时像自杀。别管气多大，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动力不足了。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 他是个疯子。 第三，20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再明显不过这是皇帝不想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的面子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利害观念。 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宋朝承袭了晚唐时期的制度，开封城里每隔5天，官员们会在宰相的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熙宁五年八月的某个起居日时发生。 那一天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座，他要奏事。神宗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20多道弹劾，这不是一般的力度。 神宗摇头，说换个日子，他仍然想大事化小。可是唐坰跪着不起来，一定要今天立即处理。没办法，神宗只好升座，再纠缠下去，别的大臣们会往别处想的。 比如误会唐坰是要像从前的谏官那样，经常性对皇帝的私生活之类的事进行批判。 神宗升座，唐坰的机会来了。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疯子本性：“臣要说的，都是大臣们不法的事，请让臣在陛下面前一一陈述。” 好，所有的大臣，包括王安石、文彦博，谁也别想走。 接下来他把笏板插好，展开了奏章，却没读，突然间转脸瞪向了王安石，说了句北宋百余年间最牛的话——“王安石到御座前听取札子！” 王安石愣了，他搞不懂的不是唐坰怎么会突然间翻脸，而是宋朝从来没这个规矩，你要念什么就念好了，哪有让当朝首相出列恭听的？你当你读的是罢相制啊！ 可沉默是不管用的，在一个彻底翻脸，成心找茬的人面前，只会让耳光来得更猛烈些。就在王安石稍微迟疑中，唐坰己经变命令为呵斥，吼出了这样一句话。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