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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中的大人、君子、小人 在《易经》一书中，中国人耳熟能道的“大人”、“小人”、“君子”等概念已经频频出现。一般认为，大人与小人相对，言其“有德”；与君子相对，则言其“有位”。然而在随着历史的推移，从古发展至今，“大人”、“君子”、“小人”的语义已经远不局限于此。 一、中国古代的大人观及其在后世的流变 最早对“大人”一词做出考证的是宋代庄绰（参见《鸡肋编》）。在考据学大兴的清代，亦有诸多学者对“大人”的多种语义发生兴趣，其中考证最为详尽者当属赵翼。其在《陔余丛考》一书中，依据详实的正史资料，指出“大人”一词的外延存在着不断扩散的趋势，或指贵为“人中之龙”的天子（如汉朝司马相如《大人赋》所言），或指官场之显贵（主要是唐以前，但并非当面相呼），或指父母、伯叔等长辈（在汉唐以降的正史中多所见及）。而“大人”一词作为对有权位之人的当面尊称，则肇始于元明，而泛滥于清朝。 清人赵翼曾注意到，在中国古代经义之中，“大人”一词源远流长，且一般皆以“德位兼言”。换言之，对于“大人”而言，“位”与“德”二者不可或缺。《庄子》曰“大人者，圣人不足以当之”，这是说圣人仅有“德”但无“势”，不能称其为大人，这与慎到所说“尧舜若无势不能治”是同一个道理。孔子亦有“君子三畏”之说，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显然，在孔子看来，“德位兼备”的大人是介于天命与圣人之间的。 那么，何谓大人所应具备的“德”呢？尽管历代士贤的解释见仁见智，但一个共通的观点认为：不能摒弃一己之私而胸图天下、心虑万世者，不能成其为大人。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虽说此处“大人”一词主要是针对“权位”而言，但孟子在此明确表达了耻于做这种只在乎个人声色之娱的“大人”，其所高扬的是“利人济物”的为官之志。孟子“内圣而外王”的“大人”志向，为后世仁人志士所继承和高扬。 自明以来，世俗之人渐渐忽略对大人“德行”方面的要求，而关于其“权位”的一面则愈来愈被彰显。面对这一状况，明末以来的一些文人曾试图回归“大人”的原旨，强“大人”本应具备的“德性”。明末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顾炎武，批评当时“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时，便竭力主张应像“古之大人”，积极入世而胸怀天下，不应独善其身，有负世人所望。在顾炎武看来，“古之大人”之德即在于“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日知录》卷十七）。晚清魏源认为，“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人，“不可为大人，可为一职官，不可为天下官”。晚清储大文认为，大人应具备“容物爱物”之德，他以宋代寇准、范仲淹、欧阳修三位贤相为例，论证“培护人才、荐延士类”即为大人“容物爱物”之本。在储大文看来，“大人之德”的表现之一，即能做到不以一己之好恶，真诚提携和爱护人才，其背后所隐含的还是“以天下为旨归”的理想。 清末朱琦指出，一旦“身为大人”，就不应贪慕“谨厚、廉静、退让”等虚名。他目睹“近世所号为公卿之贤者”，要么担心因“作天下久远之计”而招致众人之怨，要么担心因进谏使君主畏忌而最终导致不能“久于其位”，于是作“谨厚、廉静、退让”等状，如此既可“安坐无患”，又能确保美名。对此，朱氏认为，这些只图虚名而并无事功的高官们，实际上不配被称为大人。朱氏对“大人”所抱有的理想是：“经国家、安社稷”，应有刚毅不屈的气节，能使君主有所畏忌；应有深远的谋略和见识，能为天下百姓作久远之计；至于个人身家，则无暇顾及。唯有达到上述要求，方堪称“大人”（《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三，吏政）。清末马福安专作《大人论》上下两篇，论述大人之要义和旨归。马氏认为：大人之所以为大人，不是凭借爵位而是依据德行，不以名而以实。在马氏看来，大人之志“非一身一家之私计，而怀天下之图；其事非苟且目前之为，而有百年万世之虑。夫如是，乃为并三才、立人极之‘大人’，而非一乡一国之士，并非服黼黻被衮冕徒窃高位以震燿世俗者”。 显然，在古代士贤看来，“大人”是对为官者的高标准要求：他不独具权位，且应具美德，首先应有胸怀天下、心虑百世的情怀，须有培护人才、荐延士类的雅量，还须有利人济物、有救于世的事功。 二、君子观的产生及其演变 君子一词早在《周易》中也已经出现了，但是被全面引用最后上升到士大夫及读书人的道德品质是自孔子始的，并且被以后的儒家学派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典范。 在《大学》有“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中的“君子”应解释为“君王”，还有类似的章句，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也是如此。可见，先秦的君子是有“君主”之意的。 在论语中也对君子的描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义”也就是“宜”，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根据易中天教授所说，在宗法制度下，正妻的第一个孩子叫嫡长子，第二个孩子叫次子；妾的孩子叫庶子。由长子形成的家庭体系叫大宗，大宗的长子方可叫君，诸候之君叫国君，大夫之君叫家君，如果是天之子就叫天子，公之子就是公子，君之子就是君子。大宗里的男性就简称君子。其余由诸如次子和庶子组成的家庭体系就叫小宗，小宗里的这些男性就简称小人。 古人认为修养高的人必定地位高，比如大宗里的人从小就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是礼仪、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着相对高的素质和修养，听音乐也要听高雅音乐；而地位低的人一般没条件接受好的教育，自然只能听街头的流行音乐。这种素质和修养的差别自然影响到人的道德水准。 孔子首次在他的学说中就将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增加了道德因素，虽然增加了道德因素，但宗法制度的前提并没有改变。如他有一句话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现在一般理解为：唯有女人和小人是难以对待的，和他们关系亲近，他们就不尊重你；和他们关系疏远，他们又会抱怨。如果放在宗法环境下来理解，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理解：这里的女人和小人是小宗里的人，他们和大宗同属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大家庭里，虽然分了大宗和小宗，但必竟是一家人，所以处理和小宗的人的关系就很难，和他们亲近，他们就会有非分之想，想获得和大宗的人一样的待遇，疏远他们，他们又会抱怨不把他们当一家人看。可见这句话的要点在一个“难”字上。 对君子的论述，孔子还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讲得比较广泛，只是讲言行中各个方面的总的原则。 曾参则进入了更具体的要求。他说：“君子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少而学，长而忘之，此一费也；事君有功，而轻负之，此二费也；久交友而中绝之，此三费也。。”(《韩诗外传集释》)另外，《曾子立事》篇还有大量的对君子的严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往，亦可谓知矣。”又说：“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忄冒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 显然，曾参对君子的定义大大地具体化和严格化，虽然并未超出“九思”的范围要求。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种师徒相承的样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于曾参学派对“君子”的要求过分严厉，所以有时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还说：“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这种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态度，虽其要求基本上还是在儒家的范围之中，但用道家的逻辑来要求君子，其消极避让的倾向已很明显。这种倾向，也许是曾参当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发展，形同其他许多人能参与其中的事情一样，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出现自身难以把握的变形。曾参对君子修养的要求中。 后世儒家对“君子”做了更多的规范和要求，比如君子有四不：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 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谣言止于智者，因此，君子常是非礼勿言，守口如瓶，不说空话，不讲不实在的话。但在该说的时候也必定会说，因为应说而不说，有失于人；不应说而说，则是失言。要做个君子，必须能不失人也不失言。君子所言，都是有意义的话，慈悲的话，正义的话。所以君子不徒用语言，说话必定有理。 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古有名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贞妇爱色，纳之以礼。”君子相当爱惜自己的名誉，对于欲望有所节制，不会贪取妄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以苟且心态妄想获利，更不会落井下石，谋求私人利益，豪取强夺。一个君子假如有所求，一定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正义，必定是为民求利，代众生而求。 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如果是一个君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不会随便，凡事他都会经过再三的考虑：这个行为会伤害到他人吗？这件事情会对别人不利吗？想清楚了，他才会有所行动。所以君子的行为必定合乎正道，另外，佛教说一个修行人，其言行必须合乎“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就是要讲真实的语言、要起正直的念头，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修正直的行……。做人处事，如果能以八正道为原则，也不会有差错。 三、小人观原本及后世道德批判因素的附加 最后简单再说说小人。《论语》中“君子”、“小人”的含义，大致有三种解释：（1）不同的生存地位：君子指位尊者（士大夫）；小人指位卑者（平民）。（2）不同的生存状态：君子指本真的生存状态；小人指非本真的生存状态。（3）不同的生存追求：君子指追求“道”的人，小人指追求“利”的人。当然这种解释与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同一句语录，我们可以做不同的理解，它们之间又是相容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孔子思想的非概念化和境域化。 可见小人与君子（大人）最初定义，并没有褒贬之意，而是从人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基于这些认识的行为而言，对两种客观存在的人的现象的分析和总结的。目光短浅的，认识的局限性比较大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是“小人”。认识深远，胸怀广大的，自我局限性比较小的，能够换位思考，对不同的观点能够理解和接纳的人，是君子。小人是小我，把自己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割裂开来，君子是大我，看到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小人和大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但是由于对个人利益范围的认识不同，而有不同行为。小人认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对立的，争取个人利益就是从整体利益种攫取。君子认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一体的，通过创造更多的整体利益和合理的分配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其他人的利益也得到实现。这就是所谓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综前所述，大人、君子与小人的观念从最初的一般性社会地位和学识修养的指称，发展到后来，尤其是明清时代，“大人”一称已经基本成为纯粹对身居官位之人抛开人格等修为因素的统称；而君子与小人在后世的道德评判色彩则逐渐变得浓厚，以至于有“伪君子”、“真小人”等称呼，这其中君子之称当然也包含对其学识等高层因素的褒扬；而小人之称在当今社会已经纯粹变成了对一个人人格修养的彻底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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