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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 研究中心的《中国NGO 研究——以个案为中心（2001）》调查报告还提供了另一组颇耐人寻味的数据：在1998年的NGO 收入结构中，平均收入有49.97％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补贴，远远高于来自于企业、个人、外国机构和政府等其他收入来源。 这样的民间组织不仅在经费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在人事管理上也很难避免党政官员的渗透。几乎所有重要的社团组织的主要领导都由从现职领导职位退下来或由机构改革分流出来的原政府党政官员担任。以行业协会为例，很少由企业家来担任协会会长，而多由政府官员担任。比如中国工业经济协会第二届全国理事会的会长由前国家经委主任担任，上海市工业经济协会会长也由前市经委主任担任。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发展处主任诺恒立非常热心于中国NGO 的发展，他告诉记者，在加拿大登记成立NGO 非常简单：不需要主管单位，一群人自愿组织起来，有一个章程和一个管理机构（board of administration ），只需有很少的费用，就能够成立一个NGO.“政府是否想让公民社会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没有提供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环境：在法律上登记成立一个组织有什么要求，要求的复杂程度，有多少障碍。如果政府不想发展公民社会，在这个方面的要求会很高。”他说。 “草根层的民间组织都存在资金问题，”环保NGO “自然之友”的张继莲说，“我们做项目的钱是专款专用，根据做的项目的多少，每年筹资大概只有四五十万，多的时候七八十万。但是对组织的后勤支持这一块，谁都不愿意掏钱，很多时候都是靠志愿者的热情自力更生解决问题。” 和一年筹资将近9000万港元的香港乐施会相比，“自然之友”的年收入可谓极少，然而这在整个大陆地区却已可列为高收入。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 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名为《中国NGO 研究——以个案为中心（2001）》调查报告显示，几乎90％以上的中国NGO每年支出额在50万元以下，只有不到2％的NGO 每年支出规模在100万以上。这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出中国NGO 整体在经济上的拮据不堪。 “草根组织都没有政府拨款，我们的钱主要是向一些外国基金会申请，福特基金会资助过我们一些项目，”“绿家园志愿者”代表汪永晨说，“还有一些环保教育的项目，比如生态旅游，都是算好了各种费用，由参加的志愿者自己付，没有一点盈利。” 同样，“自然之友”的项目经费主要也来自国外机构，“现在就有两家德国的基金会捐助我们做一些项目。”张继莲介绍说。 但在经济、文化、资讯欠发达的地区，这样的国际筹资渠道就很难找到了。位于石家庄的女性公益热线“心灵绿洲”创办人李婷提起此事满腹苦衷：“我们的热线在河北影响很大，从管理到运作都是非常正规的，就是缺资金，苦苦撑了三年，现在已经很难再走下去了。”她说，“要是在北京，情况会截然不同，因为有很多大使馆，有很多关心公益的机构，而且信息非常快，但是在石家庄，就不行。” 寻求国际社会的资助，并不是追赶时尚，而是基于现实的无奈。“争取国内资助要比国外难得多，我们的资金几乎100％是海外资助，20个捐助人中有芬兰、日本和德国等政府，也有民间组织和联合国发展署等等，”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说，“在国内，个人捐款并没有一定的减税制度来鼓励，而在国外，你可以拿着有关证明在申报税方面给你减税。”他个人在1998年长江水灾期间，曾在五个不同场合捐出上千元捐款，但是没有得到一张正规的收据，也没有从税务部门得到一分钱免税。“我国有捐赠法但是很含糊，在实际操作中就算你拿着个人捐助的证明，税务也不承认。” 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益事业捐赠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对NGO 在内的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捐赠予以鼓励，规定公司、企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境外向公益性社会团体和盈利事业单位捐赠的物资，减免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但民政部法规办公室吴明主任认为，“税收方面这些规定还很不够，比如企业所得税对捐赠有免税的规定，实际上不管捐多少，只能免应纳税款的3％。比如你收入100万，哪怕你捐了50万，也只能免3万的税。” “中国的NGO 要使之壮大，一个关键问题是筹资渠道的畅通，要考虑一些税收改革，尤其是对捐助的企业要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这对于中国NGO 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AnthonySaich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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