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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枣窗闲笔研究》一文当中，我提出裕瑞的《枣窗闲笔》一书所言不可信，其不可信的原因有多方面的。 但有一种不可信，则无法得到任何解释，只能说是裕瑞毫无依据的信笔胡说，那就是其书中的几处比较大的自相矛盾。 我们比较他前两篇书评，这种自相矛盾就有很多。前两篇为《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和《后红楼梦书后》（后文简称“程篇”与“后篇”），这两篇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关于《红楼梦》的相关资讯。
一、程篇谈到：“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 既然说到“大同小异”，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两点：1、裕瑞见到过不止一部抄本；2、他对这些抄本做过比较。 真做过比较吗？真做过，不仅做过比较，而且对“小异”给出了答案，就是不同的删改稿：“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
这里很明确说，见到的抄本是“一部”，而不是多部，此其一；其二，他拿程高本与这个抄本做过比较，而且比较的很细致。进而得出结论：程高本前八十回是“真笔”，只是还有些欠缺，所以怀疑是曹雪芹的第一稿删改本。 这是裕瑞在《枣窗闲笔》里面的第一个自相矛盾：他到底看到过几部抄本？
二、后篇：“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 这里隐含着一个自相矛盾，既然裕瑞已经做过抄本与刻本的比较，而且比对得很细致，校勘功夫下得不小，而程高本的第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在目录上即有。那么，连一个目录的没有做比较，谈何“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的比较？“查抄宁国府”与“大观园抄家”不能叫“迥然不同”吧？ 这是裕瑞在《枣窗闲笔》里面的第二个自相矛盾：他到底有没有做过抄本与程高本之间的比较？
三、程篇：“伟元臆见，谓世间当必有全本者在，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贻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矣。不然即是明明伪续本，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尾（委），故意捏造以欺人者”。
程篇肯定了陈伟元得之鼓担的说法，后篇又提出“真耶假耶”的怀疑。 这是裕瑞在《枣窗闲笔》里面的第三个自相矛盾：这后四十回，是“生心思谋利者”伪续的呢？还是程高伪续的呢？
四、后篇：“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 “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浇己块垒，泛泛之言，必不恳切逼真”。 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前面说曹雪芹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做的删改，后面又饱含深情地说是“呕心始成此书”。 这是裕瑞在《枣窗闲笔》里面的第四个自相矛盾：曹雪芹到底是这部小说的原创者还是改编者？
五、后篇：“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 “原非局外旁观人”。 这是裕瑞在《枣窗闲笔》里面的第五个自相矛盾：《红楼梦》的主角是曹雪芹自己还是他叔叔？如果是他叔叔，那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就必定是贾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裕瑞说得很明白： “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情性遭际，一一默写之，惟非真姓名耳”。 “一一默写”与“惟非真姓名”是明明白白交代这部小说不是小说，是完完全全的家史。那么，在《红楼梦》中作为配角的贾兰算旁观者呢还是局内人？
我们从行文当中可以了解，这两篇书评作于同时。程篇在论及《后红楼梦》时有表述： “余另有《书后》细论其不合理处，载在此篇之后” 也就是说，他在写程篇时就已经构思好了后篇该写的内容。在后篇具体评论《后红楼梦》前用大量篇幅做《红楼梦》相关资讯的延续交代，并就程篇的“载在此篇之后”给予了呼应： “此因《后红楼梦书后》，先补及原书八十回，及伪补续四十回之一切原尾（旁改“委”）者也”。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两篇书评作于同时的结论。上述的自相矛盾，有的是一篇之内的自相矛盾，有的是前后篇之间的矛盾，但都是同时写作而出现的矛盾。 这种自相矛盾令人费解，惟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裕瑞在写这几篇书后评语时，态度草率，信笔由缰，信口开河。这样的文章，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要取信于人都不容易。因此，本人认为，裕瑞的《枣窗闲笔》不能作为信史使用，其所述的各项听闻与行为，不能作为脂批与脂砚斋的历史真实性依据，最起码的态度是：在没有其它文献资料做支撑的情况下，存疑。径用《枣窗闲笔》做信史是不科学不恰当的。
2011年11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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