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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的分类 天然山水园和人工山水园 中国古典园林，大体上可以分为天然山水园和人工山水园两大类。 天然山水园往往利用天然的真山真水，在因势利导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局部调整，并加以建筑和花木（有时还放养动物），组合成供人游历观赏的园林。 人工山水园是以人为堆叠的假山和开凿的池，来充作自然山水，力求在小环境中表现大自然。它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山、水、植物和建筑。由于人工山水园更加集中的反映了人的艺术创造力和造园思想，因此最能代表中国古典园林的成就。 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 另外的一种分法，是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将古典园林划分为皇家园。 林、私家园林，以及其他类园林（包括寺庙园林、衙署园林、书院园林、祠堂园林、郊野园林等）这三大类别。 本专题所介绍的中国园林，基本上就是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其他类园林来划分的。现在尚存的明清皇家园林和江南私家园林，则可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精华。 中西园林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而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尽管中国园林有北方皇家园林和江南私家园林之分，且呈现出诸多差异，而西方园林因历史发展不同阶段而有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园林等不同风格。但从整体上看，中、西方园林由于在不同的哲学、美学思想支配下，其形式、风格差别还是十分鲜明的。尤其是15~17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和法国古典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人工美/自然美 中、西园林从形式上看其差异非常明显。西方园林所体现的是人工美，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就连花草都修整的方方正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从现象上看西方造园主要是立足于用人工方法改变其自然状态。中国园林则完全不同，既不求轴线对称，也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相反却是山环水抱，曲折蜿蜒，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力求与自然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人化自然/自然拟人化 既然是造园，便离不开自然，但中西方对自然的态度却很不相同。西方美学著作中虽也提到自然美，但这只是美的一种素材或源泉，自然美本身是有缺陷的，非经过人工的改造，便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曾专门论述过自然美的缺陷，因为任何自然界的事物都是自在的，没有自觉的心灵灌注生命和主题的观念性的统一于一些差异并立的部分，因而便见不到理想美的特征。“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所以自然美必然存在缺陷，不可能升华为艺术美。而园林是人工创造的，他理应按照认得意志加以改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探求所循的是另一种途径。中国人主要是寻求自然界中能与人的审美心情相契合并能引起共鸣的某些方面。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观的确立大约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迫使士大夫阶层淡漠政治而邀游山林并寄情山水见，于是便借“情“作为中介而体认湖光山色中蕴涵的极其丰富的自然美。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但决非简单的再现或模仿自然，而是在深切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加以萃取、抽象、概括、典型化。这种创造却不违背蔼然的天性，恰恰相反，是顺应自然并更加深刻的表现自然。中国人看来审美不是按人的理念去改变自然，而是强调主客体之间的情感契合点，即“畅神“。它可以起到沟通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作用。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还可以通过“移情“的作用把客体对象人格化。庄子提出“乘物以游心“就是认为物我之间可以相互交融，以致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因此西方造园的美学思想人化自然而中国则是自然拟人化。 形式美与意境美 由于对自然美的态度不同，反映在造园艺术上追求便各有侧重。西方造园虽不乏诗意，但刻意追求的却是形式美；中国造园虽也重视形式，但倾心追求的却是意境美。西方人认为自然美有缺陷，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而达到完美的境地，必须凭借某种理念去提升自然美，从而达到艺术美的高度。也就是一种形式美。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从数的角度来探求和谐，并提出了黄金率。罗马时期的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十书》中也提到了比例、均衡等问题，提出“比例是美的外貌，是组合细部时适度的关系“。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还通过人体来论证形式美的法则。而黑格尔则以“抽象形式的外在美”为命题，对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和谐等形式美法则作抽象、概括。于是形式美的法则就有了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支配着建筑、绘画、雕刻等视觉艺术，甚至对音乐、诗歌等听觉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与建筑有密切关系的园林更是奉之为金科玉律。西方园林那种轴线对称、均衡的布局，精美的几何图案构图，强烈的韵律节奏感都明显的体现出对形式美的刻意追求。 中国造园则注重“景”和“情”，景自然也属于物质形态的范畴。但其衡量的标准则要看能否借它来触发人的情思，从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环境氛围即“意境”。这显然不同于西方造园追求的形式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造园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中国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而诗和画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国造园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清人王国维说：“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意境是要靠“悟”才能获取，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因此造园的经营要旨就是追求意境。 一个好的园林，无论是中国或西方的，都必然会令人赏心悦目，但由于侧重不同，西方园林给我们的感觉是悦目，而中国园林则意在赏心。 必然性/偶然性 西方造园遵循形式美的法则，刻意追求几何图案美，必然呈现出一种几何制的关系，诸如轴线对称、均衡以及确定的几何形状，如直线、正方形、圆、三角形等的广泛应用。尽管组合变化可以多种多样前变万化，仍有规律可循。西方造园既然刻意追求形式美，就不可能违反形式美的法则，因此园内的各组成要素都不能脱离整体，而必须一某种确定的形状和大小镶嵌在某个确定的部位，于是便显现出一种符合规律的必然性。 中国造园走的是自然山水远的路子，所追求的是诗画一样的境界。如果说它也十分注重于造景的话，那么它的素材、原形、源泉、灵感......等就只能到大自然中去发掘。越是符合自然天性的东西便越包含丰富的意蕴。因此中国的造园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不但布局千变万化，整体和局部之间却没有严格的从属关系，结构松散，以致没有什么规律性。正所谓“造园无成法“。甚至许多景观却有意识的藏而不露，“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峰会路转，有亭翼然”，这都是极富诗意的境界。 中西相比，西方园林以精心设计的图案构成显现出他的必然性，而中国园林中许多幽深曲折的景观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充满了偶然性。 明晰/含混 西方园林主从分明，重点突出，各部分关系明确、肯定，边界和空间范围一目了然，空间序列段落分明，给人以秩序井然和清晰明确的印象。主要原因是西方园林追求的形式美，遵循形式美的法则显示出一种规律性和必然性，而但凡规律性的东西都会给人以清晰的秩序感。另外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对事物习惯于用分析的方法以揭示其本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大大影响了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观念
中国造园讲究的是含蓄、虚幻、含而不露、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人们置身其内有扑溯迷离和不可穷尽的幻觉，这自然是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观念使然。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认识事物多借助于直接的体认，认为直觉并非是感官的直接反应，而是一种心智活动，一种内在经验的升华，不可能用推理的方法求得。中国园林的造景借鉴诗词、绘画，力求含蓄、深沉、虚幻，并借以求得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从而把许多全然对立的因素交织融会，浑然一体，而无明晰可言。相反，处处使人感到朦胧、含混。 入世/出世 在诸多西方园林著作中，经常提及上帝为亚当、夏娃建造的伊甸园。《圣经》中所描绘的伊甸园和中国人所幻想的仙山琼阁异曲同工。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园林逐渐摆脱了幻想而一步一步贴近了现实。法国的古典园林最为明显了。王公贵族的园林中经常宴请宾客、开舞会、演戏剧，从而使园林变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露天广厦，丝毫见不到天国乐园的超脱尘世的幻觉，一步一步走到世俗中来。 羡慕神仙生活对中国古代的园林有着深远的影响，秦汉时代的帝王出于对方士的迷信，在营建园林时，总是要开池筑岛，并命名为蓬莱、方丈、瀛洲以象征东海仙山，从此便形成一种“一池三山“的模式。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社会动乱分裂，士大夫阶层为保全性命于乱世，多逃避现实、纵欲享乐、邀游名山大川以寄情山水，甚至过者隐居的生活。这时便滋生出一种消极的出世思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描绘了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这深深影响到以后的园林。文人雅士每每官场失意或退隐，便营造宅院，以按贫乐道、与世无争而怡然自得。因此与西方园林相比，中国园林只适合少数人玩赏品位，而不象西方园林可以容纳众多人进行公共活动。 唯理/重情 中西园林间形成如此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只能从文化背景，特别是哲学、美学思想上来分析。造园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要受到美学思想的影响，而美学又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体系下成长的。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十分强调理性对实践的认识作用。公元前六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试图从数量的关系上来寻找美的因素，著名的“黄金分割”最早就是由他们提出的。这种美学思想一直顽强的统治了欧洲几千年之久。她强调整一、秩序、均衡、对称、推崇圆、正方形、直线......等。欧洲几何图案形式的园林风格正是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典园林是滋生在中国文化的肥田沃土之中，并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由于诗人、画家的直接参与和经营，中国园林从一开始便带有诗情画意的浓厚感情色彩。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为直接、深刻。可以说中国园林一直是循者绘画的脉络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没有什么造园理论专著，但绘画理论著作则十分浩瀚。这些绘画理论对于造园起了很多指导作用。画论所遵循的原则莫过于“外师造化，内发心源“。外师造化是指以自然山水为创作的楷模，而内发心源则是强调并非科班的抄袭自然山水，而要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感受以粹取其精华。 除绘画外，诗词也对中国造园艺术影响至深。自古就有诗画同源之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对于造园的影响也是体现在“缘情“的一面。中国古代园林多由文人画家所营造，不免要反映这些人的气质和情操。这些人作为士大夫阶层无疑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儒、道、佛”的重情义，尊崇自然、逃避现实和追求清净无为的思想汇合一起形成一种文人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实无华的气质和情操，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造园的“重情“的美学思想。 中西古典园林的区别 中国传统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载体，它不仅客观而又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代王朝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的兴衰和工程技术的水平，而且特色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自然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演变，蕴含了儒、释、道等哲学或宗教思想及山水诗、画等传统艺术的影响；它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的勤劳与智慧。而且与西方园林艺术相比，它突出地抒发了中华民族对于自然和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与热爱。 1990年，中国的风景名胜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自1994年起，中国承德的避暑山庄、北京的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和环秀山庄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这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园林具有令人折服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它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风流千载。 中国古代神话中把西王母居住的“瑶池”和黄帝所居的“悬圃”都描绘成景色优美的花园。青山碧水，这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环境。据古文字记载，中国奴隶制的后期殷周出现了方圆数十里的皇家园林--囿，这是中国传统园林的雏形。秦汉时期，则产生了气势更加宏伟、占地面积达数百里、通过在自然山水环境中布置大量离宫别馆而形成的山水宫苑。魏晋时期，儒、释、道的思想，导致园林化的寺庙一一寺庙园林的产生，而此时朴素的山水诗、山水画带动了文人士大夫园林的发展。唐宋时代，山水诗、山水画的水平处于巅峰状态，因此写意山水园就应运而生。到了明清时代，写意山水园的发展达到高潮，造园艺术更加趋于成熟、完美。这时，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士大夫，都在园林中追求着更真实的生命体验，寄托进了更多的审美情怀与社会理念。这就使中国园林带有了强烈的象征特色。 这种象征特色首先表现在园林和园中景点的命名上。中国园林的名称并不直接与园主的名称 相关，而更多地是与园主的人格理想相关。北京颐和园的前身叫清漪园。1886年重修后，西太后取意“颐养冲和”改用现名。这位曾“垂帘听政”的“女皇”企盼“天下太平”，并能让她“颐养天年”。无锡“寄畅园”的名称则表达出它的主人希望自己能生活得自由自在。在中国及其文学作品中还有不止一处的“大观楼”、“大观园”，这既是说此处视野开阔、景色秀丽，也是说在此游览、寄居的人要豁达、达观。据史料记载，汉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就有一处园中园叫“博望苑”，指登高望远、亲近自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滋养和升华。 据专家考证，早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就传到了韩国和日本，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18世纪的时候，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又传至欧洲，对当时风行的、规则式的英法园林产生了很大冲击，一时间，仿建中国自然式园林在欧洲成为一种时尚。与此同时，欧洲的画家和传教士又应邀在中国北京的圆明园，创造了一组以洛可可风格为主又融有中国民族文化形式的西洋楼，开创了中西园林合作的先河。 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园林中的体现。具体来讲，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园林是按下面的原则来营造的。 1、构架山水。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山川秀美多姿，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大自然怀有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对山环水抱构成的生存环境更为热爱，山与水在风水理论中被认为是阴阳两极的结合。而孔子曾指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而把山水与人的品格结合起来。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背景孕育出的山水观对中国造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难怪中国人如此狂热地在自然的山水中营造园林，或是在都市园林中构架自然的山水。 2、模拟仙境。 早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曾数次派人赴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一蓬莱、方丈、瀛洲去获取长生不老之药，但都没有成功。因此，他就在自己的兰池宫中建蓬莱山模仿仙境来表达企望永生的强烈愿望。汉武帝则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在上林苑建章宫的太液池中建有蓬莱、方丈、流洲三仙山，自此，开创了“一池三山”的传统。 3、移天缩地。 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有限的空间表达无限的内涵。宋代宋徽宗的艮岳曾被誉为“括天下美，藏古今胜”。而清代圆明园中的“九州清晏”则是将中国大地的版图凝聚在一个小小的山水单元之中来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的思想。明代造园家文震亨也在《长物志》中强调了“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造园立意。 4、诗情画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诗、山水画深刻表达了人们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超脱，与自然协调共生的思想。因此，山水诗和山水画的意境就成了中国传统园林创作的目标之一。东晋文人谢灵运在其庄园的建设中就追求“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嵔曲之好”，而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庐山所建草堂则倾心于“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的意境。在园林中，这种诗情画意还尤以楹联匾额或刻石的方式表现出来，起到了点景的作用，书法艺术与园林也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园林不可或缺的部分。 5、形式独特。 中国传统园林在布局上看似并不强调明显的、对称性的轴线关系，而实际上却表现出精巧的平衡意识和强烈的整体感。中国传统园林之所以能区别于外国园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其整体形式的与众不问。在这种自然式园林中，仿创自然的山形水势，永恒、奇特的建筑造型与结构，多彩多姿的树木花草，弯弯曲曲的园路，组成了一系列交织了人的情感与梦想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园林空间。 6、造园手法高超。 中国古代造园师在园林创作活动中，首要的工作是相地，即结合风水理论，分析园址内外的有利、不利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立意，即所谓的构思，确定要表现的主题及内容，因境而成景。接下来就是运用借景、障景、对景、框景等手法对造园四要素进行合理布局、组织空间序列，最后对细节进行细致推敲，此时造园师要巧妙处理山体的形态、走向、坡度、凸凹虚实的变化，主峰、次峰的位置，水池的大小形状及组合方式，岛、堤、桥的运用，建筑单体的造型及群体的造型和组合方式，园林植物的种类与种植方式，园路的走向及用材等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实际上中国古代的造园师除了进行图纸设计工作外，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建园的工地具体指导施工，从而保证设计意图的贯彻执行，并有利于即兴创作。 中国明代造园大师计成（1582年～？）就著有《园冶》一书，精辟论述了中国传统园林重要的造园手法。这是中国第一部造园专著，具有跨时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园林给人的美学感受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如：全园被分成若干景区，各有特色又相互贯通，往往通过漏窗、门洞、竹林、假山等手段保持一种若断若续的关系，相互成为借景，也为游览中景区的转换做出铺垫。在诸景区中常布上几件盆景、花台，那历史的沧桑、人世的凄凉与生命的顽强等就都有了见证似的。当然，一个好的园子还会有一个好的名字；要有几副佳联传世。儒家学者向来是讲究“微言大意”的，一个好的名字可以意味深长，品尝不尽。如苏州网师园，所谓“网师”乃渔父之别称，而渔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既有隐居山林的含义，又有高明政治家的含义。佳联点景抒情使眼前的景与心中的情溶为一体，园林更加魅力无
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殷商（公元前16--11世纪）甲骨文中，我们发现了有关皇家园林“囿”的论述，据此，有关专家们推测，中国皇家园林始于殷商。据周朝史料《周礼》解释，当时皇家园林是以囿的形式出现的，即在一定的自然环境范围内，放养动物，种植林木，挖池筑台，以供皇家打猎、游乐、通神明和生产之用。当时著名的皇家园林为周文王的灵囿。 秦汉两代（公元前221年～220年），皇家园林以山水宫苑的形式出现，即皇家的离宫别馆与自然山水环境结合起来，其范围大到方圆数百里。秦始皇在陕西渭南建的信宫、阿房宫不仅按天象来布局，而且“弥山跨谷，复道相属”，在终南山顶建阙，以樊川为宫内之水池，气势雄伟、壮观，秦始皇曾数次派人去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蓬莱、方丈和瀛洲求取长生不老之药。他在自己兰池宫的水池中筑起蓬莱山，表达了对仙境的向往。汉武帝在秦代上林苑的基础上。大兴土木，扩建成规模宏伟、功能更多样的皇家园林--上林苑。汉代上林苑是中国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个高潮，上林苑苑中既有皇家住所，欣赏自然美景的去处，也有动物园、植物园、狞猎区，甚至还有跑马赛狗的场所。在上林苑建章宫的太液池中建有蓬莱、方丈和瀛洲三仙山。从此，中国皇家园林中“一池三山）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皇家园林的发展处于转折时期，虽然在规模上不如秦汉山水宫苑，但内容上则有所继承与发展。例如，北齐高纬在所建的仙都苑中堆上山象征五岳，建“贫儿村”、“买卖街”体验民间生活等。 隋唐时期（581年--907年调皇家园林趋于华丽精致。隋代的西苑和唐代的禁苑都是山水构架巧妙、建筑结构精美、动植物种类繁多的皇家园林。 到了宋代（960年--1279年调皇家园林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次高潮。这就是位于北宋都城东京的艮岳。宋徽宗建造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它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元明清时期（1271年一1911年）皇家园林的建设趋于成熟。这时的造园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个时期出现的名园如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圆明园，无论是在选址、立意、借景、山水构架的塑造、建筑布局与技术、假山工艺、植物布置、乃至园路的铺设都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颐和园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北方皇家园林在仿创南方西湖、寄畅园和苏州水乡风貌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全园，突出表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志。北海是继承“一池三山”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北海的琼华岛作为“蓬莱”仿建，所以，晨雾中的琼华岛时常给人以仙境之感受。避暑山庄是利用天然形胜，并以此为基础改建而成。因此，整个山庄的风格朴素典雅而没有华丽夺目的色彩，其中山区部分的十多组园林建筑当属因山构室的典范。圆明园是在平地上，利用丰富的水源，挖池堆山，形成的复层山水结构的、集锦式皇家园林。此外在中国造园史上圆明园还首次引进了西方造园艺术与技术。 皇家园林的鼎盛发展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这时的封建帝王全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理论，而它本来多少带有与主流文化相分离的出世倾向。清代有若干皇帝不仅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料理朝政，甚至还美其名曰：“避喧听政”。 另一方面，皇家造园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皇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导致了“园中园”格局的定型。所有的皇家园林内部的几十乃至上百个景点中，势必有对某些江南袖珍小园的仿制和对佛道寺观的包容。同时出于整体宏大气势的考虑，势必要求安排一些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和组合丰富的建筑群，这样也往往将比较明确的轴线关系或主次分明的多条轴线关系带入到原本强调因山就势，巧若天成的造园理法中来了，这也就也使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判然有别。 穷。 私家园林 中国私家园林很可能与皇家园林起源于同一时代。但是从已知的历史文献中，人们了解到在汉代有梁孝王的免园，大富豪袁广汉的私园。这类私家园林均是仿皇家园林而建，只是规模较小，内容朴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大动荡，社会生产力严重下降，人口锐减，人民对前途感到失望与不安。于是就寻求精神方面的解脱，道家与佛家的思想深入人心。此时士大夫知识分子转而逃避现实，隐逸山林。这种时尚必然体现在当时的私家园林之中，其中的代表作有位于中国北方洛阳的西晋大官僚石崇的金谷园和中国南方会稽的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山居。两者均是在自然山水形基础上稍加经营而成的山水园。 唐宋时期，社会富庶安定，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诗书画艺术达到了巅峰时期。文人造园更多地将诗情画意溶入到他们自己的小小天地之中。这时期的代表作有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和作家司马光的独乐园。 明清时期，私家造园之风兴盛、尽管此时私家园林多为城市宅园，面积不大，但是就是在这小小的天地里，却营造出了无限的境界。正如清代造园家李渔总结的那样：“一勺则江湖万里”。此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私家园林，其共同特点在于选址得当，以假山水池为构架，穿凿亭台楼阁。树木花草，朴实自然，托物言志，小中见大，充满诗情画意。这壶中天地，既是园主生活场所，更是园主梦想之所在。这时期著名的南方私家园林有无锡的寄畅园。扬州的个园、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山庄狮子林等。北方私家园林则有萃锦园、勺园、半亩园等。 从现今留下来的明清时期的宅园布局来看，北方的私家园林受四合院形制的影响较大，显得较为拘谨；南方的私家园林则在空间布局上更加自然大方。从水池大小来看，北方私家园林中通常水面较小，而南方私家园林因基地水源丰富而水面较大。从假山材料来看，北方私家园林选用的是北方产的石头为多。南方私家园林选用的是太湖石；从园林建筑外观造型来讲，北方园林建筑显得稳重大度，屋角起翘较平；而南方园林建筑则空灵、飘逸，屋角起翘很大。从植物材料上来看，北方私家园林中，油松、桧柏、白皮松、国槐、核桃，柿子、榆树、海棠较为常见，而南方私家园林中常以梅花、王兰、牡丹、竹子、榆树、芭蕉、梧桐等为主要树种。从色彩构图上讲北方园林是灰瓦、灰墙。红柱、红门窗、绿树、黄石、青石为特点。色彩艳丽、跳动。南方园林则是以灰瓦。粉墙、棕柱、棕门窗、灰白石、绿树为特点，色彩清雅，柔和。 私家园林的成熟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与封建权力之间持久的冲突与融合。文人士大夫私家园林原也是受到皇家园林的启发，希望造山理水以配大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腐败总令信奉礼教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望，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自然，形成与儒家五行学说比较形式化的天地观相对立的，以自然无为为核心的天地观念，因此园林中的山水不再局限于茫茫九派、东海三山；又由于封建权力和礼制的打压，私家园林的规模与建筑样式受到诸多限制，这正好又与庄子齐万物的相对主义思想相吻合。于是从南北朝时期起，私家园林就自觉地尚小巧而贵情趣。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借方士们编造的故事，将园林称作“壶中天”。要人们在小中见大。中国知识分子的“壶中天地”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整套的审美趣味和构园传统，留下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儒家知识分子虽不像道家知识分子那样消极遁世。却也有了“道不明则隐”的清醒选择。于是他们也需要一个能与封建权力分庭抗礼的环境，这个环境也无需很大，无需奢侈，无需过多的建筑，而是要在城市的喧闹中造就一种隐居的氛围，使他们在简朴的生活中继续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世道一旦清明，明君一旦出现，他们就可即刻复出。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们已可直接与天道相通，而不必假皇权的中介了。这当然也是符合他们的人生社会理想的好去处。他们以孔子对颜回的赞誉为鉴，在小小的园林（“勺园”、“壶园”、“芥子园”、“残粒园”等）中“一瓢饮，一箪食”，乐而不改其志，坚定地等待着。正所谓“身在山林，心存魏阙”，这时的半亩方园就成了“孔颜乐处”。失意的士大夫们便可“文酒聚三楹，晤对间，今今古古；烟霞藏十笏，卧游边，山山水水”了，在这种情况下，园林中不仅建筑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单体建筑体量不大，屋面常用灰瓦卷棚顶，装修简洁，不施彩画等，然它们的淡雅精深，其中文学艺术作品（匾额、楹联、勒石、诗词书画）之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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