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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荷兰人发现他们已经不能在东西贸易之间一手遮天了。柯伯特成立了他的印度公司，同时派遣“阿穆芙莱特”号于1698年到达广州。在1713年以前，该公司又资助了11次航行。尽管这一时期的贸易规模并不大，但是法国人通过他们无处不在的传教士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阿穆芙莱特”号到达广州的一年后，“迈克尔斯菲尔德”号，一个新的英国公司的第一艘船，英国东印度群岛贸易公司（成立于1698年），获得与广州交易的许可。这次试图重振英国在远东影响的行动是成功的。由于缺少政府的支持，老的伦敦公司很快被荷兰排挤出了印度尼西亚。查理一世甚至在1647年支持一个对手的社团，这个社团由一个中立的荷兰人威廉·考廷爵士资助，他的船队在约翰·威德尔的带领下到达广州，尽管他们带回来的货物有丁香、丝绸和53桶瓷器，但是威德尔试图打开广州口岸使双方贸易正常化的举措在战斗冲突中结束了。在那以后，英国人被排除在中国大陆以外直到1699年“迈克尔斯菲尔德”号的到来。在这期间，英国人通过厦门和澳门进行贸易并且在印度建立了殖民地。到1709年，老的和新的东印度公司正式合并，其中一个控制着印度，另一个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英国人在东方的贸易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正像此前一个世纪荷兰人和更早的葡萄牙人的地位一样。 唯一对英国人统治地位的威胁出现在1718年，奥斯坦德公司，它的成立得益于乌德勒支条约后与弗兰德斯贸易重新获得的利益。在那一年，一个商业联合会由一位有钱的荷兰人牵头成立，公司第一次去广州的远航由一位爱尔兰人担任船长，结果获利丰厚。由于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六世庇护，公司吸引了众多的水手和商人，还包括离开英国后更安全的雅各派，他们使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相互疏远，这些人希望打破他们政府的垄断，另外还有想一夜暴富的冒险家。尽管荷兰和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他们的公民服务于外国公司，尽管他们还搞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扰乱运动，但是奥斯坦德公司还是大获全胜，有时甚至有100%的利润。然而9年以后，有人劝说查理六世中止公司的许可证，他在1731年最终撤销了公司，这样就结束了唯一可以与英国和荷兰政府公司竞争的力量。分别于1730和1731年成立的丹麦和瑞典东印度公司对现存的其他公司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的市场没有超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 在18世纪进口到欧洲的瓷器数量很难估计，因为数据单位并不统一，有的是按件，有的按重量，有的按价钱，还有的按桶。在18世纪初，瓷器在贸易中的地位还不是很清楚。一方面，长久以来瓷器已经成为荷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奥拉宁堡的Porzellan Kabinett和夏洛滕堡宫也有收藏，因为中国的瓷器的高质量和奢华，使德国王子非常满意。在英国，玛丽女王也有她的瓷器收藏，从她在Hunsslardiek的中国房间搬到了汉普顿宫苑的Water Gallery。笛福认为这样的收藏，“在英国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对于女王他认为“应该把它叫做风俗还是幽默，豪华的房间内陈设的满是中国瓷器，后来更是增加到了夸张的地步，橱柜的顶上、桌子上、壁炉架上都堆满了中国瓷器，直到天花板，甚至还为陈设瓷器专门做了架子”。但是这里，瓷器只是作为装饰的功能而不是实用的功能。饮茶风尚在英国的兴起引发了对合适的茶具的进口，在1700年以前，比如贝德福德伯爵曾要求几套中国茶壶和茶杯，但是普遍市场还没有形成。即使在1703和1704年，船上的押运员还在抱怨他们需要购买瓷器的数量。1962-97制作的Johnson-Lovelace 花瓶和1705年为托马斯·皮特订制的瓷器（当时他是印度马德拉斯圣乔治要塞的总督），是早期仅有的为英国市场订制的纹章瓷。随着老的英国公司和新的公司合并以及于1715年在广州建立商馆，英国人建立了这一市场。早在1708年，一个剧本就在讽刺Furnish夫人在圣詹姆士家里，他订购了很多扇子、中国瓷器和印度画。在接下来的一年，伦敦可以支持瓷器商人Henry Tombes，从他这里，贝德福德公爵得到了中国和日本瓷器。在1717年，两艘船担负着以44000英镑购买中国瓷器（大约610000件）的使命，反映了在这一段时期可以确定的瓷器需求的显著增长。这些瓷器的大部分都是给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政府官员订购的。从大约1720年开始，英国市场持续增长超过50年，进口了差不多2500万-3000万件瓷器。在欧洲其他地方，瓷器贸易的规模也同样庞大。在1722-1747年的25年间，法国进口了超过300万件瓷器，在1761-1775年间，又进口200万件。丹麦的贸易，它的第三东印度公司也是最成功的东印度公司在1730年才成立，进口了一千万件瓷器。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在第三个许可证期间，1766-86年，进口了一千一百万件瓷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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