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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百家争鸣》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 “评法批儒”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延伸。据现在说，这个运动背后另有所指，但咱小民当时并不知晓，只知道文件表面的含义。文件表面的内容是要求举国上下批判儒家，歌颂法家。批判或歌颂的理由很简单，儒家是鼓吹“厚古薄今”的，是主张倒退的，历次错误路线的代表和反动派们都是推崇儒家，主张倒退。而法家是主张“厚今薄古”的，是革命的，因此革命派都是尊崇法家的。 说实在的，在此以前，我是闹不清什么这家、那家的。“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6年级，虽说也学了点儿这些家们的代表作，可那是作为古文学的，哪里知道谁是什么家。“文革”开始后，甭管什么家都是封建残余，统统批判。所有这类书籍一律“纸船明烛照天烧”，哪个敢偷着看，逮着就是一通狠批。所以，这场运动对于我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正大光明地看这些“封、资、修”的大毒草，而且这类“大毒草”还不用自己花钱买（自己花钱也没地方买，这类书一律内部销售），全是公款购买统一发的。于是乎，我就有了《论语》、《千字文》、《女儿经》等一大批“大毒草”（最珍贵的是由北大哲学系70级工农兵学员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注明是内部发行供批判之用的《<论语>批注》。同样原因，“评水浒”运动时我有了120回本的《水浒》，号召读《红楼梦》时得了一套《红楼》，这些书一直保留至今）。 其实，绝大多数职工哪里搞得清什么儒家、法家。为此，当时组织工人理论组的成员用说评书、讲故事的办法给职工讲儒、法家的区别。记得编讲了《商鞅变法》、《立木为信》、《孔老二诛杀少正卯》、《盗跖怒斥孔老二》等，并且还特意请文化馆的老师对宣讲员进行了专业培训。 以我当时认识，觉得法家是对的。认为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光讲德是治不了国的，治国还得讲法。应该以德育人（这在当时也是属于大逆不道，孔孟之道反动也），以法治国。可是，当时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即：德也好，法也好，德、法的标准谁定？也就是说，制定权在谁。 记得当时老妈对“评法批儒”运动大不以为然。老妈认为自“文革”以来，所有的运动都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私下里和挚友说，现在是旧道德破了，新道德没立起来，整个一个吴德（无德）。吴德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那时叫革委会主任），当时的卫戍区司令是吴忠。 时间一晃40年过去了，现在对传统文化也是褒贬不一。其实，传统文化（无论何家）精华与糟粕共存，关键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新的成果，这有这样才能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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