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这个思想，以前是受批判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庸的名声很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当时提倡“斗争的哲学”。讲斗争，是谁的哲学?法家。法家是主张矛盾、主张斗争的。矛盾这个词的“著作权”，就属于韩非嘛!而且法家主张的斗争，还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个话，虽然是《红楼梦》里面的；但这种思想，来源于法家。年纪大点的朋友都知道，“文革”后期有个运动，叫“评法批儒”。所谓“评法”，其实就是赞成法家。不过，法家毕竟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赞”，只能“评”，所以叫“评法”。批儒，就是批判儒家。法家既然讲“斗争的哲学”，则儒家的中庸之道，就被定义为“调和的哲学”。也就是说，为了跟法家树一个对立面，儒家的中庸就背了黑锅。什么骑墙啊，和稀泥啊，好好先生啊，没有原则啊，各打五十大板啊，等等。这就是当时理解的中庸之道，也是很多人理解的中庸之道。
中庸不是什么
第一，中庸不是老好人。
老好人在孔子那里叫“乡原”，也写成“乡愿”。即便是“乡原”，这个“原”也要读作愿。什么叫做乡原?在《尽心下》，孟子有个定义——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什么意思呢?第一，挑不出毛病。所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就是你要反对他吧，他没什么可反对的；你要批评他吧，他没什么可批评的。第二呢，看起来很好，又忠诚，又诚信，又廉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所以，第三，大家都喜欢他(众皆悦之)。第四，他自己也很得意(自以为是)。但是，他在本质上，是同流合污(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不合正道(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的。这样的人，就叫做老好人，就叫做乡原。
对于这样的人，孔子怎么说呢?《论语·阳货》说——
乡原，德之贼也。
什么叫贼?现在的理解，是小偷。做贼嘛，偷东西。但古文不是这个意思。贼，在古汉语里面是人身伤害。偷东西叫什么呢?叫盗。盗是财产侵犯，贼是人身伤害，寇是外敌入侵，匪是犯上作乱。比如日本鬼子，就叫日寇；德国鬼子，叫德寇。这些都是外敌入侵。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就不这么叫。双方都管对方叫匪，没有叫寇的，也不叫贼，也不叫盗。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就等于说老好人对道德进行人身伤害，会要了道德的命。
孔子对老好人，为什么如此深恶痛绝呢?孟子说，是因为孔子痛恨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恶似而非者)。在孔子的眼里，老好人就好比稻田里的稗草。它长得和稻子很相似，但它不是稻子。田里面稗子如果多了，稻子就长不好。这就好比癌细胞。癌细胞也是细胞。它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吃饭不干活”。癌细胞跟正常细胞一样，也要吸收我们人体的营养，却又不承担细胞的功能，生长速度还特快。结果它占了一个地儿，正常细胞就不能生长不能工作了。全身都长满不干活的癌细胞呢?人就死了嘛!如果全社会都是老好人呢?这个社会就死了。所以老好人就是“德之贼”，中庸也不可能是老好人。
第二，中庸不是和稀泥。
据《论语·颜渊》的记载，有一次，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向孔子讨教“黑社会问题”，说我们这个地方盗贼猖獗，该怎么办?孔子说——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当权派自己不贪心，就是奖励盗窃，也没人去偷去抢。言下之意，民间盗窃盛行，是因为官方贪得无厌。这个话，就说得很重、很直，而且明摆着会得罪人，哪有一点和稀泥的意思?
实际上，孔子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据《论语·为政》记载，有一次，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说：
由!诲女(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就是仲由，也就是子路。知，有两个读音，既读知识的知，也读智慧的智。孔子说，阿由啊，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智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识。所以，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不会主张和稀泥。
第三，中庸不是没原则。
孔子这个人，其实是很讲原则的。《论语·为政》记载了他这样一句名言——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这里的这个比，古时念成避(bi)。比和周，是相反的。周是什么呢?周是团结。比是什么呢?比是勾结。比方说，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狐朋狗党，酒肉朋友。周呢?和衷共济，精诚团结。我们都知道一句名言——团结是要有原则的。无原则地在一起，那就是勾结，就是比。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小人勾结在一起是毫无原则的。因此，作为“君子之交”，中庸就不可能是没原则。
实际上，在儒家这里，中庸不但是讲原则，而且中庸本身就是原则，是最高的原则。《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话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难道不是最高的原则吗?可惜已经很久不见了。那又怎么办?当然是应该坚持这种原则，回到这种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来：中庸不是老好人，中庸不是和稀泥，中庸不是无原则。
中庸是什么
第一，中庸一定是常人之道。
什么叫“常人之道”?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绝不唱高调，绝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出来。比如《礼记》里面讲，一个孝子，应该做到“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父母亲；回家以后，也一定要跟父母亲见个面。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吧!太容易、太好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比方说，你能够想到，不打招呼就跑掉了，然后半天不回来，父母亲要担心啊!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出门之前一定要打个招呼，回家以后一定打个照面。这就是孝心，也就是孝行啊!这种孝行，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中庸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极端”，一个“不唱高调”，有多难呢?实在不难。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不信你去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又尤其是读书人当中的“愤青”，又尤其是“愤青”当中的“爱国愤青”，有几个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众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庸”。这就要唱高调。是啊!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爱国主义”呢?不唱高调，怎么表现“理想主义”呢?不唱高调，又怎么表现“道德情操”和“高风亮节”呢?所以，他们是一定要设立道德高标，并且拿这种“高标”去要求别人、批判别人、谴责别人的。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行，他们可不管。
唱高调的结果必然是走极端。为什么?因为高调就是极端，否则就叫“中调”了。走极端是谁的思想方法?法家的。前面说过，矛盾一词，就是韩非发明的嘛!韩非还有一句话，叫做“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也就是说，冰，和燃烧着的炭，能够在同一个器皿中长期共存吗?不能。不是冰熄灭了炭，就是炭融化了冰，要不然就是冰也化了，炭也熄了，同归于尽。同样，严寒和酷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到来。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但是，法家走极端，却并不唱高调。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前三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唯独法家是现实主义者。法家，怎么会唱高调?其实，就连先秦时期的儒、墨、道三家，也不唱高调。他们主张的那些东西，克己复礼也好，平等互利也好，无为而治也好，也不是多难的事。之所以不能实现，不是调门太高，是不合时宜。
那么，后来的人，怎么就既唱高调，又走极端呢?我认为与汉武帝和董仲舒有关。他俩干了一件什么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独尊，就得拔高。高高在上，才能唯我独尊嘛!这下子，调门可不就高了?但是，汉武帝的子子孙孙，还有后来的那些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其实不能治国，只能用来忽悠，忽悠老百姓不造反。真正管用的，还是法家的“两面三刀”，也就是赏和罚，以及权势、权术、刑法，即“势、术、法”。总之，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是明儒暗法、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法家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当然能够流行。
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结果是什么呢?是孔子被神圣化，中庸被妖魔化。也就是说，当孔子被哄抬到“唯一圣人”的吓人高度时，他最钟爱的“中庸之道”却完全变了味儿，变成了和稀泥、没原则、风吹两边倒、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这也不奇怪。既唱高调又走极端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庸”的；而那些被种种高调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也就只好装样子、耍滑头。结果，中庸变成了乡愿。
第二，中庸一定是适中之道。
因为中庸不仅是“庸”(不唱高调)，更是“中”(不走极端)。这就肯定要“适中”。比方说，既不唱高调，也不趋下流，既反对只有追求，又反对没有底线。如果你只有追求，不考虑现实，不断提一些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这就是走极端。如果你放任自流，连底线都没有了，也是走极端，都不是中庸。
不过，中庸讲适中，还因为它是“常人之道”。常人是什么人?是大多数，也是中间派。圣人，像尧舜那样的，或者像基督、像佛祖那样的，是极少数。恶魔、恶棍、十恶不赦的家伙，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常人，是普通人。他们不像圣人那么好，也不像恶棍那么坏，所以是“中间派”。为他们定标准，可不就得“适中”?
由此可见，适中，不但是“中”，而且是“适”。适，可能比“中”还重要。或者说，中，其实是为了“适”。实际上，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比方说找老婆、找老公，你说我要找个世界上最好的，那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最好”只有一个。否则，怎么叫“最”呢?那么好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是最好的，难道大家都去爱她?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男人最好，难道大家都去找他?那哪成啊!实际上，对你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最合适。怎样最合适?不走极端。
第三，中庸一定是可行之道。
这一点，应该也不成问题。你想嘛，孔子，他为什么要主张一种“常人之道”?他为什么不弄点儿“惊世骇俗”的东西来?就是为了“可行”啊!正所谓“非不能为高言也”，只因为“非人能共行”，这才“不言之矣”。反过来，他讲中庸，包括讲“以直报怨”，就因为它既平常，又适中，可操作。实际上，孔子，还有孟子、荀子，都是很注重“可行性”的。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无论怎样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都会有“可操作性”。至少，看起来有。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孔、孟、荀，其实是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这也是中庸。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极端，是中；注重“可行性”，是庸。“庸者用也”嘛!
摘自《中国智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