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精髓——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新浪博客
中医有它独特的理论体系，阐述人体机理有藏象、经络学说，概括疾病原因有六淫、七情之述;诊断依据定四诊、八纲;辨证施治有三焦、六经、卫气营血之论;用药讲求逆、从、反、正、标、本、缓、急;治法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组方配伍讲君、臣、佐、使。 中医有它独特的理论体系，阐述人体机理有藏象、经络学说，概括疾病原因有六淫、七情之述;诊断依据定四诊、八纲;辨证施治有三焦、六经、卫气营血之论;用药讲求逆、从、反、正、标、本、缓、急;治法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组方配伍讲君、臣、佐、使。 中医的精神实质“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精髓。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祖孔伯华说，“凡学医者都应视此为座右铭”，这是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 20世纪5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卫生部个别领导对中医的歧视态度，先祖孔伯华曾经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受时气之侵，感情欲之触，不能无病。病则赖之以生者，医也”。其意是说我们人类生活在社会上，因外界非正常气候侵扰及自身情绪变化等，难免不生病，而生了病就离不开医药。在中西医学术问题上，他写道：“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第其理发不同耳，然学者喜新弃旧，实则中西皆未达也”。后来毛主席撤掉了卫生部个别领导干部的职务，并做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努力继承和发扬”的重要批示。针对中医药继承与发展，先祖在信中还有这样的陈述：“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将发扬数千年之文化，幸何如之，愿努力发挥，以其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 50多年过去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以前是没有西医的，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前，我们赖以生存及祛病治病的方法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中医药学。因而在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医药和西医药两种选择，本来这样的选择对于国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因为中西医各有所长，若能取长补短，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疑会多了很多机会。但事与愿违，表面上看，中医是发展了，繁荣了，实则是一个糠心大萝卜。这与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中西医并重发展政策显得极不协调。 首先，对于患者而言，患者就医选择常常是被动的，患者本身不能做主，这是因为患者在选择医院上，要选择定点医院，因此患者是被动的。我们虽然有中医中药，但西医处于垄断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也是西医处于主导地位，或者说是拿西医的观点来改造中医药，并不是在治疗方法上真正的配合。如在中药研究领域，完全生物化的研究分析不仅破坏了中药所独具的性、色、味气化功能，且使得本就有限的科研费用全都喂了耗子，实在是可悲。 再说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中医，根本就是无中医之实的西化中医，其诊疗用药完全西化，借助现代检验仪器本应该是一个提供客观数据的工具，这些数据在临床中可作为帮助判断、参考和分析的数值，但他们却将这些仪器当作了诊疗真理，从而完全丢失了中医传统的诊疗方法。 我曾经接触过不少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但他们可以看病吗?答案是不能。 拿中医很多高等学府说，绝对最权威了，但为什么很多大教授当他们离开这块金子招牌后，来到社会上，叫公众考核实际疗效时，怎么就没有患者了呢，其因有三，一是牌子没了，二是定点医院没了，三是你本来就是搞教学的，怎么能够看病呢，因而关键问题就出来了，没有疗效，疗效如果没有了，无论在哪里全扎不住脚。 中医学是临证医学，也是全科医学，因为它是由生命全息的角度看待和研究人体所发生的变化，继而通过八纲辩证，以我们中医独有的方剂调整、激发人体自身功能，提高自身免疫力与病邪抗争，这在中医术语中叫“扶正祛邪”，与西医的对抗疗法治标不顾本的方法截然不同。 暂且不论中西医之短长，就非典时期来说，中医中药显现出的无比威力和疗效，为世人所公认。那一次，世界的目光被华夏古老的中医药所吸引，尤其是当疾病将我们人类驱赶到智慧边缘的时候，因为中医药的介入，奇迹在悄然发生，在非典疫情高发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创造了最低的死亡率，香港《亚洲周刊》曾为此大幅篇章介绍，不得不折服于中华医学的奇丽和壮美。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在京知名中医药专家座谈时强调，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重大疫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非典治疗费用方面，中医药花在每位患者身上的费用只相当于现代医药费用的1/15，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大国，无论是从国计民生，还是医疗保障等方面，都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中医来说，和癌症等恶性肿瘤相比，非典不算是什么不得了的病，按照非典的临床症状表现，属于中医之温病范畴。对于非典的治疗应以中医“清热透邪，解毒化淤”为法。中医对此病的治疗退热是最重要的。在退烧方面，由病毒引起的发烧是现代医学最棘手的，因为抗生素对此毫无作用，而中医在这方面却有很好的经验。除了要大力发挥中医退无名热的特长以外，中医治疗温病还有许多历史上留下来的著名验方。 我们以现代医学方法与温病学做个比较不难看出，温病就是现代医学部分传染病的总称，而传染病皆是由病源体传播，其传染途径，多由口鼻侵入。至于“时疫感久而后发”，也等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病有一定的潜伏期，由此可见古今病理如出一辙。 《黄帝内经》提倡疾病预防强调早期治疗。中国医学自古就十分重视预防疾病的主导思想，如《内经》强调“虚邪贼风(指致病因素)，避之有时”。同时又强调，一位高明的医学家，应当治未病之病，而不是治疗已病的病。如果等到病已发而后才给予药物治疗，就犹如渴而穿井，战乱已发才去制造兵器的道理一样，不是太晚了吗?又说：治疗疾病必须“救其萌芽”，并批评了一些人对一些久病轻易作出“不可治”的结论，指出：“疾虽久，犹可毕也(是可以治愈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本也。”其思想都是很先进的。 非典那一年是癸未年，按中医“五运六气”学说来讲，是“太阴司天”，它的主气和客气，都属于“少阴君火主事”，所以那一年要“瘟疠大行”，要出现传染病，而且“远近咸若”，就是没有区域性。中医预见性、哲理性的魅力就在这里。暖春之后必有瘟疫，自然规律出现反常，就会出事，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辩证哲学思想。 中医几千年前的法则为什么可以治今天的病?它的真正精髓就在于“辨证论治”，人有虚实寒热，虚则补之，寒者暖之，阴阳寒热虚实表里，针对各种不同的症侯群，区别对待，辩证施治。更何况，广大老百姓的普遍认同是中医的生存之本，因此，在瘟疫面前，中医走在防治和阻击病魔的前列是一种必然。相信在预防疾病方面，中医药也一定会走在前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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