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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之战 （1） 前言 老夫与癌症抗争已经一年有余，被确诊为多处转移的晚期癌症也有一年了。 前几天单位组织体检，除白细胞、血小板仍然偏低外，血液中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癌胚抗原都已达正常范围。昨天又去做了E-CT扫描，今天拿到了一年多来第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腮腺癌的多处骨转移灶和淋巴结转移灶大部分已消失；只剩胸骨角和右侧股骨上端两处异常核素浓聚灶，但已较前次扫描时变得浅淡。这就是说，不仅老夫主观感觉病情大有好转，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检测手段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检查前，老伴儿因担心出现可怕的结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上午结果出来了，中午理应小睡一会儿，可人家还是没睡着——兴奋的！ 一年多来，与癌症的抗争已经成了老夫与家人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尽管老夫早年对医学有所涉猎，但近四十年来所从事的工作却与医学毫不沾边，原来了解的有关癌症的粗浅知识充其量算得上是一知半解，根本就不足以应对当前自己就置身其中的抗癌之战。实际需要迫使老夫不得不重新涉猎学习更多的知识，收集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随时修正自己的求医治疗理念，及时作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也算是“从游泳中学习游泳”、“于战争中学习战争”吧。 然而，抗癌之战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持久战，绝无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何况由于癌症本身的性质特点、当今的医学技术水平、社会医疗体制和病人的心理素质、求医理念等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真正能够通过持久战，赢得战争的胜利却绝非易事，相当多的病人成了抗癌之战的战败者，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抗癌之战既然是持久战，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把它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就老夫目前的情况而言，应该算是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只要不犯大的错误，继续坚持正确的理念和治疗方略，假以时日，少则半年一年，多则两年三年，再作E-CT检查，达到“临床治愈”标准，取得“战略反攻”的胜利并非没有可能。 或许可以说老夫的抗癌之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吧！今天，老夫打算借新浪网一席之地，将一年多的抗癌历程、心得感悟、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分若干集陆续博出来奉献给大家参考借鉴，相互交流，以期对正在抗癌之战中与病魔奋力厮杀的病友们有所裨益。 抗癌之战（2） 对病人隐瞒病情弊多利少 知道自己的病情和医生的治疗措施，对一般病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癌症患者，尤其是应否让他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历来就有不同的见解。 记得四十年前老夫初涉医学时，有个所谓的“保护性医疗制度”，要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甚至病人家属要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以免给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治疗效果。实践中这样的例子的确不胜枚举。 老夫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67年，某市职工医院有位女护士患了肺癌，而职工医院却误诊为肺结核。女护士听说位于本市的某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有位名医，只要病人未经其他医院治疗，不管多么复杂的肺结核（比如空洞型）他都能治愈。于是女护士拒绝在本院治疗，去投奔那位名医。但当时正是“文革”时期，那位名医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已被逐离临床，负责清扫厕所，取而代之的当然是一些“革命造反派”医生。听说职工医院已有诊断，只简单地看了一下X光片，就先入为主，认可了“肺结核”的结论 ，并告知女护士“因本院床位紧张，我们给你出方案，你可以回职工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女护士觉得病情没有好转，于是再拍片子复查，这次经治医生请了胸外科会诊，确定为肺癌。女护士有个姐姐在职工医院当医生，经治医生把她姐姐找来告知了实情。 第二天女护士来问：“你们不是说研究研究，给我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吗？” 经治医生一时难以作答，迟疑片刻后才吞吞吐吐地说：“你的病情看来还真有点复杂。” 女护士出于职业的敏感，随口问道：“复杂？难道会是肺癌？” 经治医生心里犯了嘀咕，莫非是她姐姐已经告诉她了？于是说了句：“不能排除！” 这下坏了，女护士哇的一声，鼻涕眼泪俱下，又哭又骂，精神几乎崩溃。后来尽管动用了当时最得力的一切抗癌手段，还是于十多天后去世了。 于此相反的例子也多得很，我有个朋友的伯父，无儿无女，农村的孤老头一个。斗大的字他认得三升，标准的文盲。二十年前患了胃癌，侄儿侄女们操持着给他做了手术。术后告诉他他的胃里发了炎，烂了一块，医生已给他修补好了。从此他没有任何精神负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村子里有人得了癌症，他甚至还会与人议论：他是“嘎古”病，好不了。却始终不知自己患的也是“嘎古”病。就这样只是作了个手术，既未放疗也未化疗，糊糊涂涂，乐乐呵呵地至今还活着。 两个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似乎证明了“保护性医疗制度”的无比正确，其实老夫却大不以为然。 首先，除非患者都是朋友伯父那样单纯可爱的文盲老头，而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只要他智商正常并认识几个汉字，他的病情你是无论如何也隐瞒不了的。因为就诊医院是肿瘤医院，科室是肿瘤或相关科室，这些都在牌子上写着，住院时病号服上印的是肿瘤科，同时他还会发现周围的病友都是癌症患者，治疗措施也是非同一般的放疗或者化疗，难道他还不明白自己原来得了癌症？ 其次，为了对病人隐瞒实情，医护人员、病人亲属、来探视的朋友说话时闪烁其词，欲言又止，有意岔开不应岔开的话题，这就难免引起病人的怀疑和不快，心中纠结，弄不好还会增加病人的不信任感。亲属护理照看病人，本已身心疲惫，还要小心谨慎，时时提防泄密，岂不是累上加累？而一旦“天机泄露”，真相大白，病人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很可能造成前面提到的女护士那样的严重局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如果病人对自身的病情不了解，就无法直接和医生深入细致地讨论治疗方案。老夫住院期间，曾看到不少病人对自己的病情糊里糊涂，治疗事宜任凭医生和陪床家属安排，自己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老夫认为，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一些才好。 老伴儿的一位学生（中学）是医院的副院长，某日到病房来看我。我又和她说起了“保护性医疗制度”，她说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将真实病情告知家属，再由家属决定是否告知患者本人。其实老夫倒觉得，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但要有精湛的医术，而且要能够利用病人对自己的信任，做好病人的思想疏导工作，解除病人的恐惧心理，帮助其树立信心，从而实现医患同心合力，争取最好的医疗效果。 至于老夫本人，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清楚自己病情的。去年7月2号在门诊做了“左后颈部包块切除”，术后立即送了病理检查。7月4号下午，老伴儿到病理科取结果时被告知“结果已经出来，但你不能拿走，还需等主任审核”。老伴儿立刻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妙，当晚就没睡好。7月5号上午再无勇气独自前往医院，于是我俩一同到了病理科并同时看到了老伴儿预料中的结果：“恶性肿瘤，考虑左腮腺粘液表皮样癌，建议作免疫组化证实”。一向多愁善感的老伴儿哪里经受得起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我看到她好像站立不稳，挪不开脚步，好在我感到脑袋“轰”的一下后，片刻便恢复了理智，只是觉得腮腺好像停止了唾液分泌，嘴里很干很干的非常不舒服。我扶持着老伴儿先去找了给我做手术的刘主任。又返回病理科申请进一步做“免疫组化”。两天后，免疫组化证实了腮腺癌的诊断，并且是“中低分化”，即中高度恶性。从此，旷日持久的抗癌之战开始了。 老夫原单位有位在职的副职领导患了肝癌，医生和家属一直对他说“肝脏上长了个血管瘤”，为避免秘密不小心被泄露，其家属很不愿意同事、朋友们前去探望。其实我想经过多次住院治疗，他本人肯定早已猜出自己患的是癌症，只是不愿意揭破，辜负家人和医生的一片苦心而已。据说去探望他的人并不很多，即使有人去探望，因怕说漏嘴，也是斟词酌句，不能畅所欲言。最后这位领导带着寂寞离开了人世，未免令人唏嘘。 老夫就不同了，虽然已经退休多年，因不保密，抗癌之战打响后，亲戚、朋友、同事、老同学们闻讯，纷纷前来探视，有的还来自千里之外。除安慰鼓励外，都能谈笑风生，指点江山，使老夫心灵上、情绪上都得到了极大慰藉，这无疑对我的抗癌之战起到了助阵作用。同时，正如兵家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由于老夫十分了解自己的基本病情以及治疗过程中的病情变化，所以能够积极配合或者委婉拒绝医生的治疗方案，及时作出战略决策，尽可能地避免了许多失误。（后面还要专门述及） 总之，是否让病人完全清楚自己的病情，应该因人因情况而异。但老夫却认为，对癌症病人不宜搞“愚民政策”，隐瞒病情实属弊多利少之策。只要病人心理素质尚可，不致于被吓死（后面还要专门述及），还是让他了解实情为好。 抗癌之战（3） 不要被癌症吓死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曾经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意思是说老百姓不怕死，怎么可以用死亡去恐吓他们呢？两千多年来，这句经典名言不知被引用过多少次。在不少情况下，正因为人们有了这种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才使危急的形势发生逆转，绝处逢生。具体到抗癌之战，我们不妨对老子的话加以引申和发挥，叫做“不怕死反而能够生存”。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癌症视为绝症，被确诊为癌症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尤其是近30年来，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甚至有人预言“十年后中国将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被癌症所累”，专家们也不断地警告世人“癌症已成为人类的第一杀手”。资料表明，我国癌症患者面临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们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五年存活率在10%——30%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谈癌色变在所难免。对癌症越恐惧，死亡率就越高；死亡率越高，就越是恐惧，形成了恶性循环。 然而, 以上表述只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却并不完全。老夫早就听说过、也见到过被癌症吓死的人，只是从未认真探究（也无法探究）过准确的数字比例。待到自己也成了一名晚期癌症患者，才第一次从前来探视的同事口中听到：“在所有死亡的癌症病人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被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癌症而死的”。并且在后来不断的信息收集中发现，居然有不少人用这组数字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情形，包括一些长期致力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专家。这表明它不是圈里人的信口开河，更不是外行们的以讹传讹。如果我们能够有效避免“被吓死”、“被治死”的情况发生，那么在全部死亡病例中就理应有66% 的人可以远离死神，大大降低因癌症死亡的统计数字，从而使生存率得以显著改观。 因限于篇幅，关于“被治死”的话题老夫打算留在后一篇博文中讨论，本篇博文只就“被吓死”的话题来一番抛砖引玉，略抒浅见，请癌症病友和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评点。 根据前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我们可以把人的高级神经系统（大脑皮质）设想为整个肌体的司令部，其余各脏器、各系统则都是司令部下的作战和保障单位。平时它们上下配合，协调一致，使肌体保持在正常的健康状态。而一旦受到强烈刺激（比如极度惊恐或长时间持续的重度焦虑），精神崩溃，即可致大脑皮层功能严重失调或瘫痪。司令部垮了，各作战和保障单位失去协调有序的正确指挥，其功能势必严重紊乱甚至撂挑子罢工，肌体的免疫机制被彻底摧毁，严重的即可造成瞬间或迟发性死亡。这便是人为什么会被吓死的发生机理。 实际生活中吓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被癌症吓死的自然也不罕见。前不久有位同事的老伴儿，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不适，体检时发现患了癌症，确诊后仅一个多星期便去世了。老夫曾想，假如她没有体检，没有被确诊，也许就死不了，至少不会死得如此之快。还有前不久去世的大名人、著名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据媒体披露，也是被确诊为肺癌后不到一周便撒手人寰，驾鹤西游。因不太了解情况，不敢妄议，恐怕也与惊恐不无关系。诸如此类的实例多如繁星，为节约网络资源，不再赘述。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被癌症吓死呢？ 首先，要对癌症性质有个新的、恰当的认识，摈弃“癌症即绝症，得了癌症必死无疑”的旧观念。正如前文所述，癌症的死亡率本不应如统计的那样高，死亡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原本应该远离死神的。如果去掉“被吓死”、“被治死”的三分之二，剩下的死亡比率与某些其它慢性病相较并无太大差别。事实上，经治疗得以康复的病例并不罕见，甚至有资料表明，不治自愈的病例也是有的。所以，癌症不是绝症，它仅仅是一种比较难治并且死亡率较高的慢性疾病而已，人们大可不必谈癌色变，甚至被吓死。 其次，病人不妨皈依佛门，潜心修行。假如病人是个修有所成的佛教徒（或称大德高僧），他一定会明白生与死原是统一的有机结合体，人生是痛苦，死亡才是超脱。因此他不执著于生也不执著于死，生时不喜悦，死时不恐惧。佛经上有记载，当年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时就是这样的。如果他只是个烧香拜佛的一般信徒，不明白如此高深的佛法佛理，那他至少相信他会得到菩萨保佑庇护，心灵得以安宁。也听说过人死后可以“往生净土”，时髦的说法就是“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又何乐而不为？有什么可害怕的？ 再次，病人也可信奉上帝，追随基督。那样他就会明白，生存只是为了赎罪，死亡并非人生的终结而是通往永生的门户。人活着时，灵魂被拘于肉体内是不自由的，死亡实际上是灵魂的解脱，从此活在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里，也就是主的天堂。因而死亡并非结束，而是更美好的复活。死后便可堂而皇之地“移民”到天堂，和耶稣在一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死亡并不可怕，反而应当向往和欢迎。想想看，一个人若能如此视死如归，又怎会被小小的癌症吓死？ 第四，还可像老夫这样，既非佛门弟子也非上帝子民，是个标准的无神论者。既不知有极乐世界也不知有天堂存在，移民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但老夫却知道，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抗拒不了改变不了。死，是我们每个人的归宿；生，是我们走向死亡的必经之路。此路长短不同，走法各异。长，不值得庆幸；短，不足以惋惜。走法虽然各有不同，但终归是要走到尽头的。何况老夫已年近古稀，再没有什么遗憾，剩下的路本来就已不多。与其如大难临头，悲悲戚戚，惶惶不可终日，还不如置生死于度外，轻松愉快地看看路上的风景，也算潇洒走一回吧。至于何时走到归路的尽头，则完全听其自然，不必时时放在心上。 总之，老夫对生死看得很淡很淡，也算是视死如归吧！因而没有、也不可能被癌症吓死，无缘在那被吓死的三分之一中占据一席之地，反而如“前言”中所述，病情大有好转，证实了本文开头那句话——“不怕死反而能够生存”。 抗癌之战（4） 不要被庸医治死 前篇博文着重说了“不要被癌症吓死”的话题，本文结合老夫的抗癌经历，就“不要被庸医治死”的话题谈点粗浅感受。 说到癌症的治疗，人们会以为随着医学科学的一天天发展，治疗手段的一天天进步，尤其是我们还有外国所没有的中西医结合的独特优势，现在的情形总要比几十年前好得多。老夫因几十年前离开医学界后一直从事与医疗毫不沾边的工作，对几十年来医学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自然也持同样的看法。 待到自己也成了一名癌症患者，不得不搜集大量资料后才无奈地发现，事实却并非如此。几十年来，我们除对病因、发病机制等有些新的认识外，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们认为“癌症是不治之症”的陈旧观念。至于治疗效果，实事求是地说，却并不令人振奋。有资料显示，近百年来，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几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却几乎没有提高。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果主要得益于诊断手段的日益进步，从而使癌症的早期发现、及时治疗越来越多地成为可能。 有资料表明，美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为81%，平均存活时间为11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2006 年公布的研究结论显示，平均100 名癌症患者中，至少有10人在不经任何治疗或仅经少量治疗的情况下便得以康复。并且癌症一经自愈，就很少复发。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却非常糟糕，“五年生存率”只有20% 左右。另据我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目前我国转移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更低，仅有 10%。这就是说，我们花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发布了那么多“ 新技术 ”、“特效药”，给患者带来了那么多的“曙光”和“福音”，所获得的“五年生存率”却原来低的可怜！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除不少病人“被吓死”外，还有不少病人“被治死”了。 导致病人被治死的原因老夫没有也无力作深入全面的调查，但总还是有些支离破碎的零星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 近来网上有篇文章叫做“有多少癌症病人成了唐僧肉”（百度搜索可搜到），读来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该文以一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安排在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年轻医生“自述”的形式披露，该医院实行绩效考核，各科室的奖金与绩效（即挣了多少钱）挂钩。于是，癌症病人的求生欲望和求治要求便使他们自己成了各科室之间争夺的“唐僧肉”。病人来了，不管有无手术指征，先被安排到外科作手术；外科把钱赚到了，不管有无必要，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够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简直就是“流水作业”。病人为了求生，便对医生盲目地言听计从，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卖了房子，花费几十万，结果还是死亡。文章最后还有一首顺口溜：“医院不扶伤，医生改经商。患者求活命，钱财被套光”。 在利益的驱使下，即使是名医也会变成庸医！老夫相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生绝不会都是这样，但类似性质的问题恐怕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还是有的。看来医疗体制上的问题无疑是有些病人被治死的重要原因。医疗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除医疗体制上的缺陷之外，导致病人被治死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具体情形五花八门。但依老夫愚见，除像复旦女博士于娟那样有病乱投医，被号称“神医”的江湖骗子治死等显而易见的原因外，“过度治疗”应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而不适当的大剂量、反复多次的放化疗（尤其是化疗）则是构成“过度治疗”的罪魁祸首。 导致“过度治疗”的原因之一是病人和病人亲属对疾病的“过度反应”。面对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几乎所有的病人和病人亲属都会作出“过度反应”，其表现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倾家荡产也要救命”、“到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品”等等。唯独老夫的反应有些特别，因全身多处剧痛，几乎无法活动，作 E-CT 扫描发现已多处骨转移，按医学分期标准已属晚期。由于老夫当时还持“晚期癌症乃不治之症”的旧观念，所以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死神原来离自己竟如此接近。再加上老夫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未贪过不义之财，日子过得本就比较清苦，如果“不惜一切代价”，那就真的要倾家荡产不可了。于是“不治了”、“治也白治，与其劳民伤财又自讨苦吃，还不如从容自在地迎接死神”的想法油然而生。并且，老母亲半身不遂十七年，老父亲病卧床上四五年，吃喝拉撒睡都依靠子女照顾的情形历历在目，因此反而觉得自己到了癌症晚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这样可以干脆利落地很快死去，免得长期卧床，自己痛苦不说，还给子女带来沉重的负担。现在看来，这也应当是一种另类的“过度反应”吧！只因老伴儿苦苦哀求，执意要治，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说不治“对不起两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儿”，老夫才不得不俨然以一种“义不容辞”的样子，抱着“医生说怎么治就怎么治吧，悉听尊便”的心理，到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 殊不知正是因为患者和患者亲属对疾病的“过度反应”和由此导致的缺乏理智的仓促应对，再加上多少年来医生和病人关注的只是形形色色的“治愈率”，却很少有人能够直面令人沮丧的“治死率”问题，才使成千上万的患者走上了“过度治疗”的歧途，迅速地投向死神的怀抱。 说起化疗，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接受过。毫无疑问，化疗有成千上万的成功病例。正因为如此，老夫并不赞成当前那种全盘否定放化疗的观点，仍然认为任何其他疗法都不足以动摇早期手术、放疗、化疗所谓“三板斧”在抗癌之战中的地位。不然老夫就不会到医院接受放化疗了。然而，同样不容质疑的是，放化疗也有它致命的副作用，治疗失败的病例不胜枚举。近年来很多研究发现，其副作用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出了它们杀死的癌细胞，使人体的免疫机能被彻底摧毁，造成严重后果。还有的研究发现，放化疗甚至会像外科手术那样导致癌细胞加速扩散转移。甚至有的研究表明，放化疗在抗癌的同时，还会诱发新的癌症。 正因为如此，医生和患者在使用和接受化疗时都应慎重考虑。治疗过程中，医生要认真观察、患者要细心体会病情的微小变化，以便审时度势，及时纠正失误，调整方案。 老夫先住进本地中心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是位女博士。按照她的意见，先放疗以解决疼痛问题。效果还真不错，5 次以后接受放疗的部位疼痛即大为减轻，我可以自己乘电梯到地下一层，再走路到放疗科，而不必坐轮椅了。由于治病心切，我开始要求一次多放射几个部位，但却遭到医生的拒绝，说一次只能放射一个部位，多部位同时放射济量太大，人受不了。当时老夫就想，我有那么多转移病灶，一次只放一处，每处至少10次，要到何时才能放完？暂时还轮不到放射的部位会不会继续恶化？暂时还没有转移癌的部位会不会又出现新的转移？ 就在我和老伴儿都忧心忡忡之际，由老夫原单位的同事联系并且出车出人，中心医院的医生跟随，到301 医院拿回了咨询意见：“上化疗”。按照常识，放疗只解决局部问题，而化疗才是全身治疗，于是老夫再次看到了曙光。但始料不及的是咨询意见却遭到了否决，女主任反复强调放化疗同时进行对人体伤害太大，并列举了几个由于放化疗导致免疫功能受损，最后不治身亡的实例。由于老夫反复要求，中心医院最终算是部分采纳了301 的意见，在放疗的同时加上了紫杉醇化疗，剂量却比301建议的少了一倍（说是停止放疗后再加到常规剂量）。 就这样，老夫在中心医院放疗了45次，小剂量化疗两个疗程，该做治疗评价了。经PET/CT扫描，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不但原来骨头上的病灶没有好转，反而又发现左颈部有淋巴结转移！于是，还是由原单位同事联系，老夫转到了全国顶级医院301. 301 的治疗方案是再上4——6个疗程的化疗，培美曲赛和顺铂联合用药，剂量也比中心医院大一倍还多。这下老夫算是切实感受了化疗的副作用。化疗药上去，白细胞便急剧下降，最低时竟然只有700（正常为 4000——10000 ），医院不得不用紫外线消毒病房空气、老夫也不得不从早到晚躲在病房里用呋喃西林溶液漱口。同时血色素、血小板也有降低，说明骨髓抑制严重。并且食欲全无，看到任何食物都想呕吐，甚至觉得饮水和空气中都有一种类似煤油泡海藻的怪味，令人恶心。好在老夫在中心医院放化疗时食欲并未受到太大影响，8 元一个的驴肉火烧每顿能吃两个，体重不减反增，有意识地为日后因大剂量化疗不能吃饭时做好了“战略储备”。 两个疗程结束，第三个疗程开始前，又该作治疗评价了，于是老夫再次作了PET/CT。结果显示，左颈部转移淋巴结消失了，应该算是有效吧。但原来骨头上的转移癌并未消失，反而在顶骨、颈椎、胸椎、两肋、坐骨、四肢等几乎全身骨骼都显示“弥漫性代谢增高”。我问医生这些代谢增高是不是就是转移癌，医生说既然PET/CT这样显示，那就不能排除。并说各种化疗药都很难到达骨头上的病灶处，因而化疗对骨转移的疗效不太理想。我问那为什么不给我换一种治疗方案，医生说目前的方案对我这种情况就是最好的了。这下老夫明白了，堂堂 301医院却原来对我这种病也没有好办法。于是，老夫不再有“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英雄气概”，第三个疗程作完后，便征得医生同意，毅然出院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家中，剩下的那三个疗程化疗不作了！ 老夫自信意志十分坚强，化疗再痛苦也能扛过去。之所以拒绝继续化疗，并非因为害怕化疗的巨大痛苦，而是担心继续化疗下去会导致永久性骨髓抑制，免疫功能被彻底摧毁，那后果将比癌症本身更加严重。这不，停止放化疗至今已经九个月，虽经中西医多方治疗，老夫的白细胞还是3000（正常为 4000——10000），血小板也仅有最低正常值的一半。假如当时没有作出出院的决策，继续按计划化疗下去，其后果可想而知，或许已经不会坐在这里敲键盘写博文了。 回想一年来的治疗经历，老夫反而觉得当初错怪了中心医院的博士女主任，她的“胆小”和谨小慎微，或许正是我们在抗癌之战中避免“过度治疗”所必需的。 宅在家里养病期间，电视上曾几次报道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因患癌症到古巴治疗和最终去世的消息。对报道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后，老夫敢肯定，他是因为“过度治疗”，导致免疫系统崩溃，肺部感染无法控制而死的。看来老夫远比查韦斯幸运，好歹没有像他那样被治死！ 还是宅在家里养病期间，老夫有幸读到抗癌成功人士、资深记者凌志军撰写的《重生手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患者，应当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治疗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治疗是不应当接受的。” 凌志军先生说得是何等的好哇！ 抗癌之战（5） 良好的心态是抗癌的第一法宝 在进入正题之前，不妨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某电视台有位记者患了鼻咽癌，并且已到晚期。怎么办呢？他毅然放弃了放疗和化疗，只身扛起摄像机跑到大山里去拍摄他一直魂牵梦绕的“角怪”，那是一种类似青蛙、嘴上长角的小动物。在四五年的时间里，他不辞辛苦，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为的是能够找到并拍摄角怪。后来他如愿以偿，终于找到了角怪，并且与它们成了好朋友，于是每天都充满惊奇和欢乐地拍摄着，他忘记了一切，也忘记了自己是个晚期癌症病人。结果，奇迹发生了，癌瘤不见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老夫成为一名癌症患者后，来探视的亲友、同事几乎都事先收集（我猜想有些可能是他们善意编造）好这类故事来讲给我听，目的是借以让老夫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心态。如何解释这些故事所反映的神奇抗癌效果？这就不得不从癌症的发病机理说起。 导致癌症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很遗憾，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这个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多数学者公认的是：1，遗传因素；2，环境污染；3，包括饮食在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4，精神压力等心理因素。按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游伟程教授的说法，促使细胞癌变的原因，有先天遗传因素，但主要是后天综合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80% 以上与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精神压力等有关。 研究表明，人体大约由100 万亿个细胞构成，但却没有一个细胞能够长生不老。事实上，人体每分钟都有大约3 亿个老细胞死去，同时又有差不多同等数量的新细胞产生。这就是所谓的“新陈代谢”。并且，正常人体内有一套完整的免疫系统，而免疫功能的发挥主要靠白细胞。白细胞又分好多种，其中T 细胞和 B细胞具有杀灭癌细胞的能力。人体在每天产生新细胞的过程中，总会出现少量改变了正常模样的异常细胞。如果这些异常细胞不能被及时清除，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展成癌细胞。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免疫系统随时都在监视这些异常细胞，一旦发现，就会立即启动免疫机制将其杀灭清除，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免疫监控功能”。具体过程是：发现异常细胞信息后，T 细胞首先出动将其捕获，并用它的酶使异常细胞的细胞膜通透性发生改变，钾离子大量流出，同时又有大量钠、钙离子及水分子进入，使异常细胞失去平衡并崩解，从而被杀灭。这在医学上被称作“细胞免疫”。B 细胞则能立即合成一种叫做免疫球蛋白的特异抗体，分布到全身的体液中，形成“体液免疫”的另一战场，起到破坏异常细胞的作用。机体正是有了这种完善的、协调的自身免疫功能，才能保持健康状态。 有研究证明，长时间的恐惧、焦躁、抑郁等不良心态，可使包括“免疫监控”在内的自身免疫功能减弱甚至完全被抑制，使异常细胞不能被及时有效地消灭和清除，从而导致癌症的发生。对于已经罹患癌症的病人，如果自身免疫功能未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则不管采用何种疗法，疗效都不会理想，更不会治愈。于此相反，患者如果具有良好的心态，免疫功能足够强大，治疗起来就会事半功倍，甚至有可能不治而愈，从此种意义上说，良好的心态就是我们战胜癌症的第一法宝。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些故事所揭示的道理。 甚至有些临床医学专家发现，通过想象（自我暗示）可以提高机体免疫细胞数量，对各种疾病都有疗效。据美国专家统计，159 名被医院判定活不到一年的癌症患者，经过想象疗法治疗，最少的活了20个月，四分之一的病人部分或完全恢复了健康。 根据人们对客观现实所持的稳固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行为方式，医学心理学家把人的性格分为A、B、C、D 四种类型。因为癌症的英文为Cancer,第一个字母为 C，所以 C 型性格又被称为“癌症性格”。经研究发现，具有此种性格的人患癌症的危险要比其他人群高3 倍。这种人的心理特点是内向、缄默和抑郁。遇到不痛快的事，表面虽然平静，但内心却并不是无怨无怒，只不过是对自己的情绪进行极力压制罢了。抑郁的心态打乱了机体内环境的平衡，干扰“免疫监控系统”的功能，使上文所提及的异常细胞不能被及时清除，同时精神抑郁也使某些正常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流受到阻断，从而使机体发生癌变。C 型性格的人一旦罹患癌症，其预后通常也较严重。据了解情况的人披露，已经因癌症去世的“林妹妹”陈晓旭就是 C 型性格。 没事时老夫也常常思索自己患病的原因。往上推三代，老夫的血亲中没有癌症患者，可以排除遗传因素。剩下的就是环境污染、生活方式及精神心理方面的原因了。然而，周围那么多人与老夫处于同样的环境，老夫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别人也无明显的不同，看来这些可能是发病原因但不可能是主要原因。相比之下，精神心理因素倒可能是老夫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说实话，近些年来老夫有些抑郁，当初开博的目的就是想找点感兴趣的事情治疗抑郁症。尤其是发病前一两年，为了顾全大局经常压抑自己的情绪，多少有些近似于C 型性格，心理上似乎也是 C 型状态。 然而，患病以来，老夫的心态总体上说还是良好的。饭吃得下（化疗期间除外），甚至什么都吃得香甜；觉睡得着，甚至比患病前睡眠质量还高。朋友同事来探视，老夫会像没事人似的滔滔不绝，谈笑风生。住院治疗期间，还经常扮演心理医生的角色，为精神压力太大的病友们作心理疏导。整个一个乐观老头。那么，老夫是如何调整情绪，始终保持乐观积极心态的呢？ 首先，如前篇博文所述，老夫面对癌症而不恐惧，不紧张，心态淡定，应对从容。这就去掉了导致不良心态最主要、最常见的因素，这里不再赘述。住院期间，老夫发现许多患者并不像老夫这样，他们对疾病不是坦然面对，而是“讳疾不忌医”，明明知道自己是癌症却不敢或不愿承认，仿佛“癌症”这个字眼对他会引起多大刺激似的，还是“闻癌色变”。明明自知患了癌症，对别人却宣称“某某地方发了炎”；明明知道是在化疗，对别人却宣称“输输液，保保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至少说明这些患者的心态多少有点问题。 其次，要保持乐观而不悲观，不悲观又不盲目乐观。悲观就会丧失信心和治疗的积极性，盲目乐观就会错误地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应对而致治疗失误。要有信心而期望值又不能过高，过高的期望一旦不能实现，希望变失望，反而会使患者丧失应有的自信。因此老夫不赞成时下流行的那种患了癌症还要给自己定一个难以实现的超高目标，所谓要有个“精神支柱”的观点。那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想入非非。设定期望值、规划治疗目标、憧憬美好前景，还是要审时度势，恰如其分些才好。没有期望值不行，期望值过高也不好。 第三，不要时时觉得自己是个已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病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乐观豁达的人，但在癌症患者中，这样的人却并不多见。那是因为他非常明白，自己患的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伤小病，说不定什么时间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他能忘记自己是个病人，就像本文开始讲的那个电视台摄影记者那样，那将是再好不过的，然而这却很难很难。但是，要做到“尽量忘记”，不要“时时觉得”却并非不能办到。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多做些自己喜欢、看似和疾病并无关联的事情，借以分散对癌症的注意力。比如老夫就坚持每天散步至少两小时，雷打不动，边走边看风景。白细胞太低、空气质量太差，就戴上口罩逛公园、逛商场。春暖花开了，就拿起相机出去拍拍惹人的鲜花、拍拍秀丽的风景。院子里、大街上有人下棋，老夫也凑上去杀两盘，检验一下头脑是否还清楚。老伴儿忙不过来，老夫也偶尔到早市买买菜。感觉累了，就打开电脑写写博客。今年夏天，甚至陪大女儿、外孙女到日照、青岛旅游了一番。总之，老夫并没有时时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反倒正在逐步恢复生病前的正常生活。 第四，乐享天伦亲情，营造温馨氛围。癌症病人的康复，如果仅仅依靠医疗设备、技术手段和药物，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就算你遇到了妙手回春的名医，也不能代替一切。这是因为，治疗和康复的过程既是物质的，也是情感的。医学不只是干巴巴的科学，还是一份深厚浓郁的爱；不光是器物，还是心。由于突如其来的打击，病人会觉得自己突然和正常人拉开了巨大的距离，不再属于健康人群，而是已归类于弱势群体，因而他们会感到寂寞孤独和无助，本人和家庭都会笼罩在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之中，这会对病人的心态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友情和亲情则是改变这种气氛的良药。家人和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在患者的精神上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患者可从他们那里得到心灵慰藉，获得温暖和安全感。同事、朋友的深切关怀和无私帮助，老夫会时时刻刻铭记在心，但限于篇幅，容后再叙，本文只谈亲情。 老夫被确诊为癌症时，在美国当教授的小女儿正好回国出差，办完公事后便一直跑前跑后，联系医院，寻找专家，自己发着烧也还忙个不停。之后又两次回国探视，及时从美国买回药物和保健品。考虑到在美国的大女儿无法抽身的实际情况，当时老夫对她封锁了消息。直到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做了“碘125粒子植入 ”，治疗告一段落后才让她知道情况。人家当即就嚎啕大哭，执意回国，只因老夫严令“不准回来，你回来我就跟你急”方才作罢。但听说利马豆富含维生素B17,可治癌症，人家愣是于今年夏天买了不少，不远万里背了回来。今年暑假，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两个外孙子陆续回国，使老夫的小窝里充满了欢乐，一派温馨。你想，老夫的心态能不好吗？ 其实，别看女儿们平时不在身边，可老夫并不孤独。住院期间，内侄子、内侄女两家人争着陪床、送饭，要人有人，需钱出钱，真正忙了个不亦乐乎。远在日本的小妹闻讯后也提前回国赶来照顾，知道当哥哥的在职时为政清廉，退休后日子过得清苦，于是经济上更是慷慨解囊相助。其他亲属自然也时常问候，不时送来温暖。所有这些，无不使老夫感受到一份份深厚的亲情。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数我那年近七十的老伴儿，虽不是癌症患者，但身体比我也好不了多少。身患腰椎间盘膨出、踝关节手术切除了滑膜和软骨、心脏频繁早搏，加上其它杂七杂八的几乎是全身的毛病。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太，承办了一个癌症病人所需要的一切，从办理医保中心和住院后的各种繁杂手续、筹集住院费用，到四五个月时间只能睡在简易小床甚至长椅上的陪床生活，无一不让老夫从内心感动。出院在家养病期间，对老夫的饮食起居更是安排照料得无微不至。屈指算来，还有六年多就是我们的五十年“金婚”了。老夫经常想，我老伴儿真的了不起，我必须好好地活下去，不共同庆祝我们的金婚就对不起在这场抗癌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伴儿！ 知足者常乐。像老夫这样，妻贤女孝，第三代优秀，心态想不好都不行。 抗癌之战（6） 要听医生的，但不能全听医生的 一般说来，生病后如何治疗要听医生的，天经地义，自古如此。只要是经过正规训练、并且具有合法身份和执业资格的医生，在诊疗疾病方面肯定要比我们普通患者懂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得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千百年来，医生对于人类健康不可或缺，功不可没。老夫非常不赞成时下那种以偏概全或出于门户之见，把医生（包括中医和西医）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医生根本不值得信赖的观点。坚信生病了就要找医生，而且要找正规的医生（包括民营医院医生），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头顶“神医”光环，以各种“神奇”疗法谋财害命的江湖骗子。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医生也只是“术业有专攻”的人而不是神。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有时也会犯错误，而他们最大的错误则是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主动告诉患者，却只是一味地向患者讲述自己成功的病例。老夫年青时读过一本《调查研究的故事》，记得书中有一则寓言，说的是阎王爷得了病，命小鬼儿去请最好的医生。小鬼儿问怎样知道谁是最好的医生。阎王爷说医生每治死一个人他的门前便站一个鬼魂。小鬼儿走遍全城，见个个医生的门前都有一大群鬼魂。最后小鬼儿终于找到了全城最好的医生，因他家门口只站着一个鬼魂。于是上前询问，原来这个医生昨天刚刚开业。 鉴于此，老夫主张，治病要听医生的，但又不能全听医生的。 回顾老夫一年多的抗癌经历，总体上说是听了医生的。听医生的时候占绝大部分，不听医生的时候只有少数几次。如果作一番实事求是的评判，则发现不管是听还是不听，都各有成败得失。因篇幅所限，对那些听了医生意见的部分不再赘述，本文仅就几次拒绝医生意见的过程予以回顾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简略分析。 大约在去年六月初，老夫洗脸时无意中在左耳后摸到一个杏核大小的包块。因不痛不痒，所以当时并未特别在意。直到十来天后，发现其形状似乎有点变化，才到医院找到老朋友、退休返聘的外科主任一看究竟。他说很可能是个“腮腺混合瘤”，也不能排除炎症。不妨先热敷一周，若是炎症就会缩小，否则就是瘤子，可考虑手术切除。结果热敷一周后，包块不但未缩小，似乎还在长大。 接下来就是讨论手术问题了。老主任说腮腺部位有面神经通过，解剖关系比较复杂，若用局部麻醉，会使术野暴露不良，手术操作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我住院，在全麻下从容手术，如有意外也好应对。而我却坚持手术在门诊做，用局部麻醉，做完我就回家。原因是我必须呆在家里伺候躺在床上完全不能自理的老父亲，根本就没有时间住院。由于我的固执，大概也因为我们是多年的朋友，老主任眼花手抖不能亲自作，只好委托一位整形外科主任，在门诊手术室艰难地为我做了“包快切除术”。直到三天后病理检查证实那被切除的“包块”居然是个癌瘤，老夫才隐约意识到这次没听医生意见住院手术，可能是个严重的错误。老夫四十年前学过一些粗浅的医学知识，知道对癌瘤应轻柔地、完整地一次性切除，切忌牵拉和挤压，否则极易导致癌细胞转移。凭门诊手术室的条件和局部麻醉，几乎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果然，癌细胞很快就转移到多处骨头上，使老夫“荣幸”地戴上了晚期癌症的桂冠，进一步证实这次没听医生的良言是多么的失败！ 病理报告出来后，老夫通过互联网搜索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北京口腔医院在治疗腮腺癌方面都享有盛名，于是开始联系。最先成功的是单位同事联系的解放军总医院（即 301），口腔科的主任说起来应该算是老夫大学的校友，尽管年级相差悬殊，根本就没有同时在学校呆过。到医院后，负责接诊的是一位副主任，据他自己说也是老夫的校友，和主任是同一个组，主任今天上手术，等我住院后便可见到他。 经病理科会诊进一步确定是腮腺癌无疑后，副主任开始说治疗方案：三五天内安排住院（这应该算是最快的速度了），用一天时间作术前准备后即进行再次手术，切除患侧全部腮腺，清扫周围淋巴结，面神经看来也要切除，然后就是局部放疗，是否需要化疗以后视情况而定。若以老夫所具备的那点儿医学知识衡量，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无隙可击，再正规不过。即使让老夫自己制定方案，大概也是如此。 回到北京亲戚家等待入院通知，心情很是郁闷，主要是舍不得我的面神经。原单位有位同事，因患鼻咽癌作了手术，被整得面目全非，鼻子塌陷，上颌骨和牙齿都没了，出门就戴个大口罩，还是没活几年就去世了。假如老夫被切除了面神经，势必闹得脸斜嘴歪，吃饭漏饭，喝水漏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老夫本来就不是个美男子，那样岂不更加“相貌不俗”？吓着别人了怎么办？尽管如此，若能彻底治愈癌症老夫也就认了，如果也像那位同事那样活不了几天就撒手归西，岂不冤哉枉也？ 郁闷了两天后，女婿通过他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当医生的中学同学，联系好了当初老夫在网上搜得的目标之一、该院的张建国教授。老夫立即到他那里看了专家门诊，结果令人兴奋。张教授说像我这种情况他们医院见得多了，不论初次手术时癌瘤切除干净与否，都不再做二次手术，而是在全麻下于病灶及其周围部位植入碘125 放射性粒子，借以杀灭残存的癌细胞。此种疗法他们开展已近十年，零复发，前不久还在他们医院举办过关于此项技术的国际学术会议（经小女儿网上查询得以证实）呢。至于植入时机，只要在初次手术后六周之内，早几天晚几天没有差别。最后说到面神经，张教授说那根本就不是问题，面神经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对两种方案进行比较后，老夫婉言谢绝了301 医院的入院通知，算是又一次没听医生意见。并于两天后住进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矫形外科，由张建国教授为老夫在左腮腺部位植入了37 颗碘125放射性粒子，连挂床（算住院但没床位，病人可进行一系列术前检查，晚上需回家睡觉）在内，一共住院三天便回家了。抗癌之战的第一个回合随即结束。 假如不发生后来的骨转移，老夫的抗癌之战就应该算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因为正如口腔医院所言，一年多来腮腺部位经多次检查并没有癌瘤复发，脸也不歪，嘴也不斜。可惜这只是“假如”，因为癌细胞毕竟还是多处转移了。应如何评价口腔医院和301两家医院的治疗措施呢？老伴儿曾一度认为当初若听301的，也许就不会有多处转移的后果。但老夫却坚定地认为，癌细胞之所以转移到骨头上，正如前文所述，极大可能是因为我当时不听医生“住院手术”的意见而铸成的大错，在门诊手术中对瘤体过分牵拉和挤压，致使癌细胞在粒子植入之前就已经顺着血路向远处转移了。不论是 301的二次手术还是口腔医院的粒子植入，针对的都是癌症的原发部位，对已经转移到远处的癌细胞都鞭长莫及。当时即使采纳了 301的方案，也避免不了转移的后果。况且，口腔医院承诺的只是“零复发”，而“复发”与“转移”是两个概念，人家并未承诺不转移。按照医学界公认的看法，腮腺癌极少转移，谁让老夫偏偏就是那个极少数呢！ 时至今日，对于当时婉言拒绝 301 医院为我设计的治疗方案，老夫并不后悔， 反而认为那是个十分英明的决策。 第三次不听医生的是在放疗45 次、化疗5个周期之后，为保全仅剩的那点儿可怜的免疫功能，老夫毅然拒绝了医生要我继续化疗的意见，出院回到阔别四个多月的家中。详情可见“抗癌之战（4） 不要被庸医治死 ”一文，为节约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老夫写这篇博文的出发点绝无挑动病人与医生作对，不配合治疗之意，只是想重申“作为患者，应当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治疗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治疗是不应当接受的”。事实上，“分清哪些治疗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治疗是不应当接受的”很难很难，因为这不但要有足够的聪明，更要具备必要的知识。 三次拒绝医生的意见，现在看来两次勉强算作经验，一次却是沉痛教训。今天博出来，如果癌症病友们觉得还有点借鉴价值，老夫便心满意足了。 抗癌之战（7） 人体免疫力是最好的抗癌“药” 治疗癌症什么药最好，这是每个癌症患者及其亲属都关心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医学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还没有找到任何一种像抗菌素之于细菌那样，能够单独治愈癌症的“灵丹妙药”。如果非要对上述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不可，那就只好说：人体免疫力是最好的抗癌“药”。 为维持健康状态，正常人体内都有一套完整的防卫体系，它既可以抵御病毒、细菌等“外敌”入侵，又可以消灭体内癌细胞等“不良分子”，这就是医学上说的免疫系统，由“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等构成。免疫器官包括骨髓、胸腺、脾脏、淋巴结等等，免疫细胞则包括粒细胞、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等等。其中T 细胞和B 细胞与抗癌之战关系最为密切,堪称防癌、抗癌的主力部队。正如老夫在“抗癌之战（5）”中所述，机体在日夜不停的新陈代谢中，随时都有老细胞死去新细胞产生，在这些新细胞中，可能会出现极少数异常细胞。如果这些异常细胞不能被及时杀灭清除，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展成癌细胞。在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免疫系统随时都在监视这些“不良分子”，一旦发现它们即将成为癌细胞，T 细胞统领下的“细胞免疫”功能即迅速启动，将它们杀灭。同时，由B 细胞主管的“体液免疫”密切配合，起到共同消灭癌细胞的作用。如果机体的免疫功能被抑制甚至被破坏，就会让癌细胞逃过免疫监视和免疫防御。当然，免疫功能也并不是越强越好，太强了也不行，那样也会得病，比如“红斑狼疮”。作为免疫系统，一要完整，二要和谐，才属正常。 因此，我们癌症患者与正常健康人的最大区别，不是我们体内有癌细胞而人家没有，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如人家强大，功能不如人家协调，因而让癌细胞这些“不良分子”钻了空子。那么，抗癌之战的最好武器就不是什么本来就不存在的“灵丹妙药”，而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正如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科学家预言的那样：人类最终消灭恶性肿瘤不是依赖化学药物和放射线，而是要依靠机体内的免疫和谐。我们作为癌症患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促使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一旦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足够强大、免疫功能足够协调了，抗癌之战就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临床治愈便指日可待。 要使我们本来不够完整、不够强大、不够和谐的免疫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试图依靠某种单一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需依靠多种办法、多种途径的综合作用。老夫不是医生，更不是医学专家，只是一名普通的晚期癌症患者，对如何提高人体免疫力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因此只能结合自身的抗癌经历，提出若干不成熟的看法，与病友们共同探讨，不当或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首先，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当“心理医生”，做好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保持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树立打赢抗癌之战的信心。这是使我们本已受损的免疫系统得以修复，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基础和前提。老夫在博文“抗癌之战（5） 良好的心态是抗癌的第一法宝”中已有详尽阐述，病友们如有兴趣可以参阅，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调整饮食结构，保证营养全面均衡。当前有种很流行的理论认为，癌症患者都是“酸性体质”，只要把“酸性体质”纠正为“弱碱性体质”，癌细胞便不能生存。纠正的方法就是改变饮食结构，多吃碱性食物如水果、蔬菜、海带之类，不吃或少吃酸性食物如各种肉、奶制品、海鲜、糖类。老夫刚被确诊癌症时曾对这种理论深信不疑，吃的都是网上查找的碱性食品，可癌细胞却照样转移，于是对这种理论开始半信半疑。且不说医学上根本就没有“酸性体质”“碱性体质”的概念（只有“酸中毒”“碱中毒”之说），即使“酸性体质”“碱性体质”的说法成立，机体本身也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调节，单靠吃什么东西去纠正恐怕会事与愿违。然而，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其饮食的确需要合理安排，品种应尽可能多样化，力求营养全面均衡（平衡饮食）。这样才有利于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的恢复。在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到上述理论，多吃些蔬菜水果，少吃些奶类肉类也是可取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食疗”和“抗癌食谱”，如有兴趣并且条件允许也可采用，但不宜过分迷信和依赖。 再次，要有适当合理的运动。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但也有人说“生命在于宁静”。后者虽然有一定道理，在儒、释、道各家的经典里都能找到根据，而老夫却赞成前者。这是因为有研究表明，运动可提高免疫细胞数量。但运动一停下来，数量又会很快下降，一般需要12周以上，免疫细胞数量才会稳定增加。所以，靠运动提高免疫力不可能“立竿见影”，至少需要12 周以上才会发生效果；也不能“一劳永逸”，12 周以后仍需长期坚持。运动量应根据自身情况适当把握，运动过度，则免疫力不增反降。有研究表明，长时间运动至力竭时，NK细胞的数量及活性均有明显降低。运动员跑完马拉松后1.5 小时内，NK 细胞活性下降30.7%。还有研究证实，不当运动后，T 细胞的增殖应答减少，功能降低。所有这些，都说明运动量必需适当，老夫认为以不感到过分疲劳为宜，可循序渐进，逐渐加大运动量。比如老夫，开始只能勉强在小区里慢步一圈，以后逐渐增至两圈、三圈，速度也逐渐加快，现在已经可以沿马路一口气走两三公里，每天早晚各一次都没问题。至于运动方式，则更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老夫觉得，走路就是一种很不错的运动方式，住院时在病房走廊里走，出院后在小区里、公园里、马路上走。常言道对慢性病要“三分治，七分养”，所谓养病，不是说一定要躺在床上、宅在家里，到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户外活动活动就是最好的“养”。 第四，养成良好的习惯，生活要有规律。戒除烟酒等不良习惯，有助于受损的免疫功能恢复。当前，“吸烟有害健康”已成社会共识，连烟草的包装上都明确标注着这几个字，这里不需赘述。问题是喝酒，当今一般人都认同“酗酒有害，少喝有益”，因而有“戒烟限酒”之说，主要理由是少喝点酒可以舒筋活血。其实所谓“舒筋活血”，只不过是酒精导致的心率加速、外周血管扩张而已，对机体免疫力的提高并无好处，反而会对机体各系统都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老夫不揣冒昧，认为少喝也无益，不赞成“戒烟限酒”而主张“戒烟戒酒”。作为癌症患者，除应戒除烟酒等不良习惯外，建立规律性的生活也尤为必要。吃、喝、拉、撒、睡、行都要有规律，并且规律一经形成，就不要轻易打破，不妨制定一个大体上的作息时间表。因为人体生物钟的正常运转是健康的保证，而生物钟的经常“错点”则往往是“亚健康”的开始。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睡眠”，科学研究证实，良好的、充足的睡眠可促使机体免疫细胞数量增加。不过，作为癌症患者，“保证良好的睡眠”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到却有一定难度，这需要有各方面的“修炼”功夫才行。好在老夫的“修炼”功夫不浅，患病后比患病前睡得还好。 第五，合理用药，适当用保健品。老夫成为癌症患者后不久便注意到，尽管那些鼓吹红薯、生茄子、绿豆、牛筋汤能防癌抗癌的“大师”“神医”一个一个地倒下了，可市面上宣称对癌症有预防甚至治疗奇效的补品、保健品却仍然层出不穷。大一些的药店中防癌抗癌产品也是家家有售，而且价格不菲。网络上各种宣称能防癌抗癌的产品更是数不胜数，据说记者曾在“淘宝网”上输入关键词“抗癌”，光免运费的产品就显示有5265件。面对这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教授和天津肿瘤研究所郝希山所长却说：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营养品被证实能够防癌；抗癌中药、食品都未经实验和临床证实；补药具有直接抗癌作用都是骗人的。 老夫既非医生更非专家，对上述针锋相对情况的是非曲直难以作出恰当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说那些东西能够直接防癌抗癌，肯定是夸大其词、出于商业目的的虚假宣传，癌症患者切不可把它们当做直接杀灭癌细胞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然而经过仔细甄别，其中有一些有助于修复受损的免疫系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却也是可信的。即使提高免疫力效果不显著，人吃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害处。出于此种理念，老夫觉得，如果患者经济条件允许，不妨选几种作为提高免疫力的辅助措施。老夫就曾用过“灵芝孢子粉”、“人参皂苷 Rh2”等，至今仍然还在用着 “螺旋藻”、“金施尔康”。 老夫因白细胞、血小板太低，原来一直用“升白针”、“增白片”一类的西药。后来觉得骨髓长期受这些药物的刺激，对其自身功能的恢复恐怕不利，因而决定用一用中药。于是到肿瘤医院找了个退休返聘的老中医，人们都称他 X主任,我则在背地里戏称他“X大包”，因他每副药都是三四十味，必需用最大号沙锅才能装下。就这样，老伴儿又多了一项工作，每天把药煎好后，再遵医嘱放进三七粉、阿胶粉、龟板胶粉各一包，搞成像粥一样稠乎乎的两大碗，再由老夫早晚分两次灌进肚子里。结果两个月过去，却几乎没有见到什么疗效。然而这毕竟只是个例，况且时间太短，不能据此就否定中医中药的作用。事实上老夫仍然相信，要提高患者机体的免疫力，合理采用中医中药“扶正固本”，的确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抗癌之战（9） 恰当处理青蒿素与抗氧化剂相拮抗的矛盾 老夫在“抗癌之战（8） 揭秘老夫的左道旁门之术”一文中，曾就青蒿素的具体用药方法阐述了四点不成熟的做法，分别是“关于补铁”、“同时口服鱼油”、“与蒿甲醚交替使用”和“关于用药量”。然而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未曾提及，所以该文并不完善。当时本打算写完前四点后，还要接着写第五点“恰当处理青蒿素与抗氧化剂相拮抗的矛盾”，但终因这第五点较之前四点考虑得更加不成熟，为避免误导病友而未敢按下键盘。于是连日来总觉得言犹未尽，耿耿于怀。直到前几天向有关专家请教，专家意见竟与老夫大体上不谋而合，这才敢重新坐回电脑前，算是把未写完的“揭秘老夫的左道旁门之术”写完吧。由于在原文上进行较大的改动有诸多不便，所以只好独立成篇，再写一篇“抗癌之战（9）”了。 要弄明白什么是医学上的“抗氧化剂”，就必需先弄明白什么是“自由基”。这似乎是一个近几十年来才出现于学术领域的新概念，记得四十多年前老夫初涉医学时好像还没有听说过。 自由基，化学上也叫“游离基”，是指化合物的分子在光、热等条件下，共价键发生均裂而形成的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人体内受控的自由基对人体是有益的，它们可以帮助传递维持生命活动的能量，也可以被用来杀灭细菌和寄生虫，还能参与排除毒素。但当人体内自由基超过一定数量，并且失去控制时，就会给生命造成伤害，比如癌症的发生就与自由基有关。同时科学家们还发现，损害人体健康的自由基，几乎都与活性较强的含氧物质有关，他们把这些自由基称作“活性氧自由基”。而活性氧自由基对于人体的损害实际上是一种氧化过程，因此，要降低自由基的损害，就要从“抗氧化”做起。 “抗氧化剂”又叫“清除剂”，它们是一类能够抑制或阻断自由基链式反应的启动和增生，从而降低自由基浓度，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帮助捕获并中和自由基、清除多余自由基的活性物质。一般认为，抗氧化剂可以延缓人体衰老的进程，提高机体生命的活力，对癌症有一定疗效。常见的抗氧化西药有维生素E、C、A 、胡萝卜素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中药则有参类、灵芝、三七、鹿茸、黄芪、枸杞、绞股蓝、何首乌、川芎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品有大蒜、洋葱、萝卜、西红柿、西兰花、蓝莓、葡萄、山楂、猕猴桃、橙子、柠檬、坚果 (包括腰果、核桃、榛子、花生等）、绿茶、燕麦、鲑鱼等。 通常都认为，多吃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品会对癌症患者的康复很有帮助，因此各种食疗配方大都含有这些食品。依据时下流行的“癌症患者均为酸性体质，而癌细胞在弱碱性体质内不能生长发育”的理论，这些食品也大多属于碱性或弱碱性，有利于将患者的酸性体质调整为弱碱性体质。如此说来，这抗氧化药物和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品在抗癌之战中还真是不可或缺的好东西哩！ 然而，假若你决定使用青蒿素，矛盾立刻就出现了。因使用青蒿素抗癌目前仍处于试验研究阶段，其抗癌机理尚不完全清楚，除通常认为的干扰阻断癌细胞对铁的利用外，其杀灭癌细胞的作用可能还与自由基有关。小女儿从美国收集的资料显示，有研究表明，抗氧化药物与青蒿素存在着互相拮抗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抗氧化药物会抑制青蒿素的抗癌效果。因此，建议在服用青蒿素期间不要服用抗氧化补品及药物。这就说，用青蒿素抗癌与服用抗氧化药物包括应用含有抗氧化食品的“抗癌食谱”抗癌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治疗方向，由于青蒿素的使用，通常的抗癌理念有可能被颠覆。 那么该怎么办呢？既然抗癌之战已经打响了，总不能无所适从、束手无策吧？老夫极不成熟的考虑就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权衡利弊，既要兼容并蓄又要有所取舍，尽量把握一个较为恰当的“度”，使之符合孔夫子的哲学精髓“中庸之道”。 具体到老夫的“度”，就是在服用青蒿素（包括注射蒿甲醚）期间，不再使用抗氧化类中西药物，包括相关的单味中药如灵芝、人参、三七、鹿茸等等。至于维生素类，因它们是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可适当应用但不可过量。对于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品，老夫的观点是既不能过分相信和依赖某种所谓“食疗”，也不应绝对排斥某种“食疗”。除抗氧化作用极强的大蒜、洋葱、蓝莓、山楂、猕猴桃、柠檬等尽量少吃（并非绝对不吃）外，对其它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品（包括水果、蔬菜等），为保证营养均衡足够则不必过多地加以限制。 仅从目前的情况看，老夫的策略正如本系列博文的“前言”所述，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最终的效果如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因此，有兴趣的病友们只可参考，切不可视为定论准则。 中晚期癌症可以完全治愈 引文来源 [转载]沈善增：中晚期癌症可以完全治愈_刘存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4bdb100101746g.html 前两天听到一位文友患了肺癌，已是中晚期，医生原预判只有三个月的生存期，接受化疗以后，已活了半年，半年里他还在创作、修改长篇小说，目前状态还可以。 我问到了他的电子邮箱，立刻发函去，向他推荐一只广谱的，能够长期使用、基本无副作用的治癌特效药——蒿甲醚皮下注射剂。此药是一位老首长的儿媳几年前推荐的。她母亲十多年得了恶性程度很高的癌症，医生说只有两个月的生存期，有人推荐了此药，两个月后去检查，癌细胞完全消失。说这话时老太太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此后，她向许多生癌的亲友推荐，效果都很好。 蒿甲醚是从蒿草中提炼出来的，原来是抗疟疾的特效药，因为据病家反映，此药长期使用无副作用，所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是广谱的抗癌药。 我当时听了非常兴奋，因为抗癌药（化疗）的严重后果，就是药物的副作用，不仅患者在接受化疗时非常难受，而且会导致免疫力极度低下，乃至全身衰竭，等不到癌肿来夺取生命（如转移到脑部昏迷致死，转移到肾脏尿毒症而死，还有导致门静脉高压破裂喷血而死），就因所谓并发症死亡，现在有基本没有副作用的抗癌药，这不是癌症患者的福音吗？ 我当时就想贴到博客上，但那位女士表示一旦贴出，担心药涨价，蒿甲醚原来6元一支，当时已涨到9元一支，涨了50％，虽然与其他抗癌药比起来，药价非常便宜，但考虑到此药有些患者长期使用，有癌治癌，无癌防癌，同时，它又是抗疟疾的特效药，而疟疾患者多数在农村，蒿甲醚药价一涨，对患者还是不小的负担。尊重她的意见，我就把联系购买蒿甲醚的方法记在通讯录上，有机会就向人推荐。 但让我感到纳闷的是，叫我听了这么兴奋，没有副作用、又便宜的抗癌特效药，听到我推荐的癌症患者却不兴奋，有的干脆不用，有的买来用了几针就不用了，结果都在接受化疗后速速离世。我遇到的知音，严格说，蒿甲醚遇到的知音，是潘肖珏教授。她原来是国内有名的公关策划专家，五年前患了恶性度最高的乳腺癌，而她当时还得了股骨头坏死的病，如果术后接受化疗，那就雪上加霜，即使能活三、五年，也只能瘫在病榻上，毫无生活质量。兵至死地而后生，她背水一战，用研究学问的理性与钻研精神，研究出了一条抗癌的活路，还写出了一本书《女人可以不生病》，书中公布了她研制的抗癌食谱，现在，已成了养生专家。她一听就对我说，蒿甲醚是有道理的。她说，目前，国际最先进的抗癌理念，就是变攻癌（手术、化疗、放疗），为改变身体环境，使癌细胞没有生存的土壤。 研究表明，癌细胞只能在酸性体质条件下才能生存，在弱碱性体质条件下，癌细胞就会自然死亡。她就是根据这个原理，研制出了抗癌食谱，救了她的命。而她看到最新的资料，美国已经从蒿草中提炼出青蒿素，制成片剂，作为抗癌特效药，原理就是青蒿素可以变酸性体质为弱碱性体质。青蒿素片剂1000多美金一瓶，在美国的抗癌药中算是相当便宜的，但它是片剂，效果肯定不及针剂。蒿甲醚原是抗疟疾特效药也有道理，因为蚊子只叮咬酸性体质的人，不叮弱碱性体质人，可能疟原虫在弱碱性体质人的血中也不能生存。 但直到这回我收到那位文友的回信，才明白以前的患癌症的朋友不用蒿甲醚的可能的原因，也是我不得不写这篇博文的原因。 他说，他现在接受的化疗，是使用一只价格非常昂贵的进口新药（好像是800多美金一支，每天一支），他现在是以接受临床试验的方式用药，所以是免费的，否则他根本用不起。但接受临床试验，为观察疗效，必须承诺不使用其他的药物治疗。目前情况还可以，如果药物产生了耐药性，不起作用了，停药后再用蒿甲醚。 我恍然明白，之前那些拒用蒿甲醚的患者，可能也有类似的协议，或者并没有享受临床试验的优惠，但医生也告诫不要混用其它的药物，他们就唯命是听，结果错失了生存的机会。 我回信说，首先，我在药厂干过，也在医院蹲点写作，知道接受临床试验的规矩，医生提出不要同时用其它药物治疗，是合理的，即使不是参加临床试验，要求患者在一段时间里只接受一种治疗方案，也是合理的。但医生所指的其它药物，是指同一类作用的药物，例如同一类攻癌的药物，而把酸性体质改变为弱碱性体质，本来通过食疗（日常饮食）也能达到（潘肖珏教授就这样做到了），蒿甲醚只是使作用更快一点，所以，使用蒿甲醚不能视作使用其它的抗癌药。而癌症的危害性正是在病程发展快，改变体质的进程也许赶不上癌细胞的发展进程，所以，使用蒿甲醚越早越好，刻不容缓。 其次，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抗癌药最大的负面作用是摧垮了人的免疫系统，而不仅是通常所认为的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了大量的好细胞。免疫系统是抑制癌细胞的主力军，因此，化疗使用抗癌药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作用很明显，癌肿块不再生长，甚至缩小了、也有消失了，但使用一段时间，抗癌效果不明显了，再接着，癌肿爆发性生长，一发就不可收拾。 原因就在抗癌药摧垮了免疫系统，已有的癌细胞杀灭了，新生的癌细胞却没有免疫系统去控制、抑制，就疯狂生长。抗癌药不是抗生素，没有什么耐药性。出现所谓的“耐药性”，就是抗癌药把自身免疫系统摧残殆尽，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抗癌药用到一定程度，病情稳定了，应该赶快停药，尽可能多保留一点自身的免疫系统，抓紧这段休整期，改变自身体质环境，对残存的癌细胞来个釜底抽薪。 如果期望抗癌药把癌细胞赶尽杀绝，毕其功于一役，那适得其反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这方面有沉痛的教训，说起来令人心里难过，就不说了吧。 那位文友还问到蒿甲醚是否有片剂，因为打针一是麻烦，二是长期注射，皮下可能出现硬块。我回答他，凡针剂都可以口服，只是通过胃来吸收，效果可能差一些，那就用量加倍。当然，蒿甲醚是否对胃黏膜有刺激作用，患某种胃病的是否可以口服蒿甲醚，还要问医生，最好自己试一下，不舒服，就改注射，反正试一下是不会致命的，为了救命，值得一试。 综上所述，我得出结论，中晚期癌症可以完全治愈，但必须转变观念，其它的疑难杂症乃至绝症，亦复如此。 观念不变，生了病把自己全部交给医生，在目前国内（也许还不止中国大陆，是世界性的）医务界唯利是图，医德、医技严重滑坡的情况下，“合理”的结果是使自己死得更快，一场病导致家破人亡。 因此，我要推荐大家去看潘肖珏的《女人可以不生病》与她的刚推出的新书《生了病，我们把自己交给谁》。无论你是否生了病，无论你生了什么病，我觉得都该看一看，因为，比她战胜绝症的经验与那些食疗、心理治疗等方案更重要的，是她展示了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存哲学，她现身说法的告诉我们，健康首先是心理健康，生病归根结底是心灵染病，而战胜疾病的根本动力还在我们自身的生命潜能。 我已尽力把我所知和盘托出，希望有缘者能利用这些宝贵信息，希望朋友们利用微博、博客、发帖、发电子邮件、文摘等手段广为传播这一信息。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也许你的参与、你的传播，可以造一座通天宝塔呢。 新浪网友 “抗癌药最大的负面作用是摧垮了人的免疫系统，而不仅是通常所认为的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了大量的好细胞。免疫系统是抑制癌细胞的主力军，因此，使用抗癌药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作用很明显，癌肿块不再生长，甚至缩小了、也有消失了，但使用一段时间，抗癌效果不明显了，再接着，癌肿爆发性生长，一发就不可收拾。原因就在抗癌药摧垮了免疫系统，已有的癌细胞杀灭了，新生的癌细胞却没有免疫系统去控制、抑制，就疯狂生长。” 月到中天的小屋 《中晚期癌症可以完全治愈》这个结论不能成立。晚期癌症患者，非常痛苦，老先生再砍一刀。于心何忍？蒿甲醚药效有限，不能夸大。青蒿素是50年前中国研发出来的，为了治疗疟疾。与外国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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