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尚君 辑校 出版社: 中华书局
作品简介 辑补《全唐诗》的著作，以日本上毛河世宁（即市河宽斋）《全唐诗逸》三卷为最早，成书时间约相当我国乾隆时期，凡补诗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条。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附于全书之末，今人王重民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二种，据敦煌遗书补一百七十六首，孙望《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补诗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以上四种，由中华书局合编成《全唐诗外编》出版。复旦大学的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对《全唐诗》做了细致的甄别工作，剔出一些误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诗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加上《全唐诗外编》原有成果，《补编》共收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见者九百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计三千零六十条；所涉唐代诗人三千七八百位。这还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另外，近年尚陆续有一些唐诗补遗之作发表。
作者简介 陈尚君，男，汉族，浙江省慈溪市人。1952年6月15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7年任中文系主任。为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古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唐研究》编委等。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较多。亦从事历史文献学和石刻文献学研究。 本书纂辑体例，已另详《凡例》，兹不赘言。以下就纂辑过程中几个较重要的问题稍作申述。一、辑录佚诗的依据。《全唐诗》编成后不久，朱彝尊编有《全唐诗未备书目》，但他只是据唐宋书志列举书名，不少书在宋代已经亡佚，这个书目显然无补于事。我在着手纂辑之初，排列了几种书目：据两《唐.志》考察唐人著述概况；据宋人书志了解宋人能见的唐代书籍情况；据《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排出前人已用书目；据清人及今人所编书目了解存世典籍总况，特别是康熙以来新发现古书的情况。将这些目录综合比较后，确定以唐宋典籍为主要依据，以前人未用或新发现典籍为重点，对宋以后亡佚的古籍，亦广搜佚文，以便利用。但各类书籍情况不同，拟略作说明。 甲、唐宋四部典籍。唐人录当代诗，最为可靠，即使有异说，也足资异考证。宋代去唐不远，后代亡佚的书不少当时尚存，故宋人著作中保存资料也值得重视。相比较而言，南宋人所编总集、类书、地方总志及凭记忆传闻写成的笔记、诗话一类书，错误稍多一些。乙、佛藏。本书所用以《大正藏》及日本《续藏经》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单行之书。佛藏中除个别伪书外，一般均著录有绪，著作年代及作者亦较明确，因而徵引较多。 丙、道藏。曾翻检《正统道藏》、《道藏辑要》等。但道书多不著录年代，宋元间人依托之书尤多。本书仅选录了一些相对来说可靠的诗作，其馀只能割弃。丁、元明清著作，本书用得较多的是石刻碑帖及地方文献两部分。前者多出唐人石刻或真迹，最为可靠。个别碑帖前代未见著录，亦可能出於伪托，虽亦收入，终存疑窦。后者可包括地理总志、州府省县志、山水寺观志及郡邑诗文总集等。这类书的编修者，为表彰乡贤往哲，称扬山水风物，常常误植或伪托前人作品，再加历代修志者相沿传讹，作者张冠李戴、时代前后倒置、作品改题换意的情况多不胜举。尽管如此，这类书中仍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唐人佚诗，其中一部分是承袭了已亡佚的宋元志书中珍贵资料，如录自明清六合、仪徵县志中的郏滂诗，其记载可追溯到南宋的《嘉定六合县志》。此外，如由后裔保存的先人著作、地方上保存的古本秘籍、私家谱牒中保存的文献、地方上出土的诗石碑刻之类，也不能一概疑伪。应说明的是，本书因涉及面较广，有些方志未能引用存世最早的志书，望读者引用时有所注意。 戊、敦煌遗书。其中保存诗歌数量较大，情况较复杂。本书仅收录了一些有名诗人的作品，未能作全面整理。己、日本、朝鲜人著作中所存唐诗，仅就所见搜罗，恐缺漏尚多。 庚、有些疑伪之书，本书亦曾引用，原因不一。如《清异录》，或疑非陶谷作，但可断定为北宋前期书；《云仙杂记》，是否冯赘作于唐末，尚可存疑，但可断定为南宋以前书；《琅{王寰}记》中唐人事，多出附会，但多据唐人诗敷衍成故事，事伪诗未必伪，故亦取用。馀可类推。有些古籍如《万宝诗山》、《晏公类要》、《东文选》等，为条件所限未及寓目，只能俟诸异日。二、诗与非诗的区别。此点看似简单，具体自处时则颇感困难。本书以既尊重传统，又循名责实的态度以定取舍。赋、铭、赞、颂等韵文，六朝以来均视为文而不视为诗，尽管并不科学，但历代沿守，自无必要改变。但也有特殊情况，如唐人屡以七言歌行称为赋；唐人辞赋中间或篇末，常附入歌诗；隋唐铜镜中常以六朝或当时人诗作镜铭；碑志一般系以铭颂，但也有个别作者不称铭颂而称为诗歌；有些作者的五七言诗用铭、箴、赞、颂之类命篇。凡此之类，本书均酌情予以收入，以便研究。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一些天文、医药、农牧、艺术方面的歌诀，这些作品文学价值虽不高，但作为社会实用的诗歌，对研究者还是有用的。 本书收入了较多数量的释氏偈颂。此类作品，《全唐诗凡例》认为“本非歌诗之流”而不收，但如《景德传灯录》所附大量宣扬佛理的歌诗亦不取，可知原因并不在“非歌诗”。《全唐文序》解释不取偈颂原因为“以防流弊，以正人心”，始道出个中原因，既称全诗，即又将不利教化的作品删去，於例显然不允。 有必要对佛教偈颂的本意及流变作一简略的考察。梵文Gatha，本意为联美辞而颂佛功德之作，汉文音译为偈陀、伽陀或伽他，简作偈，意译为颂，音意并举即为偈颂。早期译经中之偈颂。早期译经中之偈颂，各句字数相等，一般不少于四句，而押韵则并不讲究。六朝及唐初部分僧人所作，尚多沿旧式。大约从六朝后期开始，僧人偈颂日趋诗律化。唐初如道世诸颂，已为纯熟的五言古诗。中晚禅宗僧人偈颂，在押韵、平仄、对仗等方面，已与时人的五七言律绝无有二致。在唐人看来，诗、偈已无明显区别，因而“诗偈”、“诗颂”一类提法屡见不鲜。拾得诗云： “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者须子细”。即指出二者的相通性。《宗镜录》收其逸诗二首，即题作“颂”。诗僧齐己谓偈颂为《吟畅玄旨》之作，“虽体同於诗，厥旨非诗也”（见本书卷四十八引）。二者的区别在於内容不同。近人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释“偈{艹别}”云：“佛家作诗曰偈，作文曰{艹别}。”甚是。自唐以降，诗、偈互称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全唐诗》所收道会、庞蕴、李翱、段怀然、谦光、无作等人诗，在唐宋人著作中最初引录时均称为偈颂，宋以后诗歌总集中以偈颂入选者亦甚多。唐人偈颂句式多变化，诗意俚俗，多存俗语方音，近年来已引起研究唐代文学、语辞、音韵等学者的广泛注意。有鉴于此，本书打破旧例，收录此类作品，以期为研究者提供检索的便利。为避免所收过於冗滥，《凡例》中规定了若干条不收的准则，其中如四言之作不收，是表示对以四言赞颂为文的传统分类法的尊重；不押韵者不收，则是企图将原来意义上的偈颂与唐人新变之作加以区分。这些取舍准则只是希望以尽可能划一的标准，将唐人偈颂中有研究价值的部分撷取出来，是否妥当，尚待读者鉴定。 三、逸诗的徵信辨伪。唐诗的传误，在唐代已然，后世流传千载，作者讹错、时代误署、伪托附会之类问题层见叠出，不胜枚举。如不加甄别，有见即录，读者将无所适从。在本书纂辑过程中，我所作考订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甲、尽可能地追溯逸诗的最早出处，今存典籍，一般不据他书转引，以期避免后人辗转徵引时造成的错误。 乙、通过作者事迹的考证，特别是《全唐诗》未收作者事迹的钩稽，提高逸诗的信值。如逸诗内容与作者生平契合，即使出处较迟，也足以徵信。宋人类书、地理总志、笔记、诗话中保存了大量唐代不太知名的作者的零章断句，本书尽可能地加以网罗临别并提供了作者经历。异代姓名相同者，也就所知作了甄辨。旧籍中误署时代者，只要觅得确证，概予剔除。作者姓名有讹误时，亦作了证正。丙、互见诗，《全唐诗》均两收之，不加考证。这样似乎审慎，但读者使用时颇不便。我从群书中检出与《全唐诗》所署作者不同的诗篇多达千首以上，经过逐一考证，分别作了处理：凡《全唐诗》误而他书是者予以移正之，仅得四十馀首；凡《全唐诗》是而他书误者一概不取；难以判定者仅以少数较早的异说存目，其馀暂不收入。 丁、附录了前人著录、徵引、考订逸诗的文字，并对前人有疑议歧说者提出了看法。有必要时对所据典籍也略作说明。戊、伪托之诗，如托名王朴之《太清神鉴》、托名宋齐丘之《玉管照神局》、名吕岩之《吕帝诗集》、署杨筠松撰的《撼龙经》等书所录诗，皆不收录。疑似但尚难定伪者，以及依托但仍可能出唐人之手者，皆附存之，并将有关意见附后。尽管作了不少努力，本书在这方面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只能待诸异日。 四、编次体例的改变。《全唐诗》先帝王，次臣工，次闺秀、释道，反映了当时的观念。另以神仙鬼怪列目，也未尽妥当。如仍循旧例，显然不妥。今人或以四唐之分来编次，但将上千名作者归入各段，总难免武断，各人间前后次第也无从排列。经斟酌再三，本书采用了杨守敬倡之於前，逯钦立行之於后的以作者卒年先后为次第的编次方法。书中所收每一位作者，均曾考察事迹以确定其在书中的位置，但具体依据则均未注出。本书末八卷体例与前有所不同。卷五十三、卷五十四收世次无考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僧道附后。卷五十五录日本旧藏《赵志集》，因集中诗归属尚难确定，姑以集名为目。卷五十六为无名氏诗。卷五十七为神仙鬼怪诗，按出处先后分为三大类。唐人小说有演六朝事者，其中所引诗应出唐人手笔，《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未收这些诗。卷五十八收歌、谣、谶记、嘲谑、谚、语。这部分利用了杜文澜《古谣谚》的成果，但也增收了不少杜氏未收之作。最末二卷为先宋诗。这些作品可断定为宋以前之作，但具体时代已难确指。有些逯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中曾提及，因觉有作於唐代的可能而割弃。菩提达摩、传翕、宝志三人确为六朝人，前者之谶可肯定为唐代禅僧依托，后二人诗作则世人多疑出伪托，其说即便可信，至迟也应为唐人依托。今统予收入，殿於书末，以便学者。 本书纂辑之初，张步云同志发表了《唐代逸诗辑存》（《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本书初稿交出后，又先后见有多种唐诗初遗之文发表，所见有：
陶敏《〈全唐诗〉、〈全唐诗外编〉佚诗抄存》（《湘潭师专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张靖龙《唐五代逸诗辑考》（《温州师专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延寿及其佚诗──唐五代佚诗辑考续》（同前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景德传灯录〉中的唐五代佚诗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全唐诗〉拾遗考》（乌兰察布盟师专《文科教学》一九八七年第一、二期）； 邹志方《唐诗补录》（《绍兴师专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第三期）； 陈耀东《全唐诗拾遗》（《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祝尚书《全唐诗小补》（《四川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本书定稿时，根据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的意见，将张步云同志所辑全部补入，其馀各家所辑有为初稿未辑出者，亦据以补入。另陶敏、张忱石、王小盾、张靖龙等同志还将他们所辑而尚未发表的逸诗录示。以上所采入者，均已於各条下注明。 本书较充分地吸取了近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的成就。本书得以完成，是与这些成就分不开的。凡所参用之处，均已予以说明。本书纂辑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师友的热忱支持和鼓励，使我难以忘怀。复旦大学图书馆以及中文编辑室对本书初稿提出了不少具体的修订意见，使本书得以顺利定稿。 在此，谨向有关学者和师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书中的缺点错误，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尚君 一九八五年一月初稿於复旦七舍 一九八八年九月重写於复旦一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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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补编》编辑工作回顾
一、《全唐诗补编》编纂背景与经过 这里先将前人有关《全唐诗》的辑补工作略作交待。 二、关于《全唐诗续拾》的审读加工 我喜好唐代诗文，业余也尝试着做一些相关的研究，但对唐诗辑佚这样古文献功底要求极高的专题，实在所知甚少。因此，在我1987年接受《全唐诗续拾》的编辑工作后，首先便去做该学科研究状况的调查，将《外编》出版后国内刊物陆续发表的关于《外编》的订补之作系统搜集，后来并就新辑唐人佚诗一一予以鉴别，找出误辑的原因和类型，撰写了《新辑唐人佚诗甄辨》一文（刊载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01期，1988年），对唐诗辑补工作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这篇短文从新发表的七篇关于唐诗辑补的文章中，共考证出误辑诗歌27首，其中辑自宋以后类书如《全芳备祖》、《纪纂渊海》、《永乐大典》者10首，辑自明清方志者7首，证实了前辈学者关于应慎重对待类书、方志以作唐诗辑佚依据的一再警告，使我的编辑审读工作找到了重点。 方志和类书是唐诗辑佚的两大渊薮，但其误收往往出人意表，难以尽信。这里在明清方志范围内举几个实例： 同治九年（1870）刊《嵊县志》卷二十四《文翰志》收有一首武元衡诗，题《西陵怀灵一上人兼寄朱放》，民国重修本《嵊县志》卷二十八《艺文志》也收有此诗，却作裴通诗。先后两志将一诗分属二人名下，已觉难解。辑者依时代先后确定为武元衡诗（陈耀东《全唐诗拾遗》），其实此诗既非武作、也非裴作，而是另一位唐诗人张南史诗，见于《全唐诗》卷二九六，题同，诗仅一二字异文。方志中这种不经意的误署作者的情况非常之多，如果有足够的检索手段还是不难发现的。另外两种情况有类于作伪，则更不易识破，明代著名唐诗学家胡震亨总结为：一、以后人诗冒古人名；二、改古人诗题以就其地。这里各举一个例子。 民国十年刊《湖北通志》卷101《金石》九录《鄂州杂诗碑》，北宋“熙宁二年（1069）六月”立石，到清代尚存黄鹤楼后斗姥阁西壁。是碑分五层，录谢脁及唐人诗39首，其中有署为唐皮日休的《望故沔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47《安陆府部》收有皮日休的《天门夕照》、《道院迎仙》、《青城暮雨》诗，实际也出自《鄂州杂诗碑》。按常理“凡诗文题镌碑版者，即有凡作，少伪作”（胡震亨语），但此碑所载皮日休诗确属伪作，明人范东生所编《皮日休集》，收此襄志八景诗在内，已遭胡震亨浩叹（《唐音癸签》卷33）。 民国十三年刊徐乃昌纂《南陵县志》卷42收有杜牧《安贤寺》诗一首，实为宋人吕夷简诗，见于《诗话总龟》卷15、《老学庵笔记》卷6、《爱日斋丛钞》卷3，均作吕夷简诗。今人编《全宋诗》卷146已收录，题作《天花寺》。《南陵县志》将诗题改作“安贤寺”，并将首句“贺家池上天安寺”改作“谢家池上安贤寺”，以求与当地古迹相符。这种从题到诗的彻底作伪，要一一侦破是有难度的。 胡震亨曾就地方志中的唐人佚诗有过一番苛刻的表述，他说： 诸书中唯地方志一类载诗为多，顾所载每详于今而略于古。或以今人诗冒古人名，又或改古人诗题，以就其地，甚有并其诗句亦稍加润色者，以故诗之伪不可信者，十居七八。遍阅诸志，唯江右之袁，刘崧逸选微存；浙省之严，翁洮遗篇略载。此外寥寥，指难多屈矣。旧尝闻范东生辑有唐诗，问姚叔祥，叔祥云：“见其借地志，矻矻抄写。”怪谓姚：“地志即不可不翻，那得真诗写？”（《唐音癸签》卷33） 胡氏的话不免绝对化，但他的提醒是不应忽视的。唐诗辑佚，目标是求全，标准则是存真，必须处理好求全与存真这对矛盾。有了这样的理解和经验，在我审读《续拾》前十四卷初稿时，着重对稿中辑自明清方志和类书者进行重点核查。因为当时只有一份《全唐诗首句索引》（稿本）可供查检，且不包括《外编》部分，所以翻检极为不易，会有不可避免的遗漏。在1987年8月25日我提交室、局两级领导审阅的《全唐诗续拾审稿意见》中，列举了前十四卷中与《全唐诗》重出的诗共30例，其中多数即出于方志与类书。在《审稿意见》得到傅璇琮、许逸民两先生的肯定和进一步完善之后，我拟写了《续拾》的退改意见，并就《续拾》的收录范围、采用今人成果、敦煌诗歌、歌辞作品等方面提出了处理意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与作者就书稿体例及有关具体处理方式等不断磋商，真正做到了切实而可行。 三、关于《全唐诗外编》的修订 《续拾》的编纂与《外编》的修订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在1984年3月柴剑虹先生审查《续拾》样稿时，曾经提出过《外编》修订之事，初步拟定由编辑室内部安排人做。现在看来，当时对《外编》存在的问题估计不够充分。《外编》出版后，蒋礼鸿、项楚、陶敏、吴企明、王达津、房日晰、熊飞等先生各擅其长，就《外编》存在的失误撰写了专文，但总体而言也失在零碎。陈尚君先生在辑补工作之初，就曾对《全唐诗》、《外编》二书存在的问题作过系统的考察，撰写有《〈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第24辑）、《〈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十余万言，较上列诸家的工作在深度、广度上都有大的突破。因此在《续拾》退请作者修改时，我们提出《外编》的修订计划，并请陈尚君先生结合《续拾》的修改，一并完成。我们共同商定了《外编》的修订体例，将《续拾》原稿中对《外编》的校订补缺移至《外编》修订本中，所有修订都采用校记形式，确定为误收而删去的诗统一在《修订说明》中予以简单考说。做到尽可能保持原辑者的面貌，又达到全面修订的目的。 《外编》修订工作开始时，我们是有些顾虑的。当时三位原辑者，除王重民先生已故去外，孙望、童养年先生仍然健在，但他们研究方向都已转移，年事已高，请他们作全面修订似不可能。由后来者修订，彰前人之过，反使其开创之功不显，难以心安。为此我特别向刘脩业先生（王重民夫人）和孙望、童养年先生去信，征询他们的意见。最令我们感动的是这三位先生的支持。刘脩业先生不但同意我们将《外编》中《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换用由她整理的《〈补全唐诗〉拾遗》，而且给我们寄来王重民先生有关遗稿和蒋礼鸿先生《〈补全唐诗〉校记》稿本复印件。在1988年1月刘先生给笔者的信中，她还提醒我们，蒋先生稿本是《敦煌学论集》所发表的同名文章的修订本，较前者多有增补，让我们用稿本取校。孙望先生在1988年6月12日给笔者的信中说： 四月手翰拜悉，知贵局有修订《全唐诗外编》之议。望以上月复旦陈尚君同志曾将渠所撰《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寄示，当时曾复谢其指谬之美意，并略陈所以致误之由，在于贪多务得，疏于考订，且以贻误来学为憾。今闻将由尚君同志主持修订，望以为如此最为理想。至于修订原则，似即可按尚君同志《札记》所标六事行之。所须稍作斟酌者惟二：一、唐五代入宋者，何诗系入宋前作，何诗为入宋后作，往往不易遽定；隋唐之交者亦然。凡此等处，可由尚君同志略定条例，斟酌行之，资统一也。二、互见之作，甄别非易，凡能确考者取其一可矣。至被删去而或有争议者，似可以小注略作说明以处理之，其无把握者并存之，盖所以存其疑而便览者之研究论定也。再尚君同志所补巨量逸篇，并盼能别立卷次，以充实《外编》，且能早日问世，俾造福学界于无穷也。 孙先生这种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至上的坦诚胸襟，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动力，至今铭感难忘。遗憾的是孙先生未及看到《全唐诗外编》的修订本出版，就因病去世。在这里特别向相继离世的孙望先生、刘脩业先生致以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全唐诗补编》全稿于1988年完成定稿并交稿，1989年发稿，1992年付梓。在前后几年的审发稿、看校样过程中，我利用河南大学中文系编制的《全唐诗句索引》（稿本）通查了全稿，陈尚君先生也曾将疑似之间的佚诗签出，作为我查核的重点，前后发现与《全唐诗》重出者五十余首，并将重出出处一一录呈尚君先生，以定夺取舍。比如《续拾》卷43据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收录相里宗在庐山所作《题远大师塔》一首，我发现《全唐诗》卷810已收作灵澈诗，因建议删去。但经陈尚君先生考证，南唐李中诗有《送相里秀才之匡山国子监》，相里秀才即相里宗，匡山即庐山，相里宗写作《题远大师塔》地点正合；且乐史乃由南唐入宋，与相里宗时代为近，所录应有所据，遂仍将此诗收作相里宗诗，并注明互见情况。重出互见诗的考辨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 《全唐诗补编》全稿排定之后，我个人自1986年开始的敦煌诗歌校录工作已初步完成，因将有关成果提请陈尚君先生参考。利用敦煌遗书辑补唐诗，自王重民先生之后，没有全力从事者。《续拾》从敦煌诗卷中收录了作者姓名可考的佚诗数十首，用功之勤，不让前贤。但敦煌诗歌较其它传世文献更为复杂，《续拾》所收间有未当者，我发现后，经作者同意作了适当删削。这里也举一个较集中的例子。敦煌遗书P.3619卷是一个唐诗写卷，共抄诗48首，王重民先生曾从该卷辑录佚诗十数首，虽不完备，但极为审慎。《续拾》从中续辑十数首，其中在桓顒《客思秋夜》（数夜独无欢）之后，另有一首无题诗（别后隔炎凉），王先生独取前者而不录后者。台湾敦煌学前辈潘重规先生所撰《补全唐诗新校》即认为后诗乃“王补漏抄”。《续拾》初稿也将此诗作佚诗收入。其实无题（别后隔炎凉）诗并非佚诗，《全唐诗》卷160孟浩然集收录。同一写卷还有一首无题（一队风来一队沙），原抄于高适《九曲词》之后，今人孙钦善《高适诗校注》、施淑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等都作为高适佚诗，其实此诗亦非佚诗，《全唐诗》卷673收作周朴《塞上曲》。类似的例子还有郭良《早行东京》、张镜徽《采莲》等。均经笔者一一考实删去，最后《续拾》从该卷新辑17首，减少了误收。《补编》出版后，仍有一位先生举这些诗为例，指说校订本《补全唐诗》“于敦煌写卷多有遗忽”，为此我撰写了《敦煌P.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一文（甘肃《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予以说明。 王重民先生《补全唐诗》及《补全唐诗拾遗》涉及敦煌遗书数十个写卷，由于时间仓促，复核不便，留下了一些遗憾。虽然经过蒋礼鸿、项楚、陈尚君等先生的校订，但仍有未尽之处。我将自己复核敦煌遗书胶片所获的校勘成果，摘要过录在清样上，供陈尚君先生看校时参考取舍。尚君先生凡有采用处都加注“某某云”，最后因不宜移动版面，均被我删去。后来，我以《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为题，将有关成果发表（刊在《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3－4期），弥补了校订本这部分改补未言所据的缺憾。 四、一点感想 陈尚君先生在《全唐诗补编》书末《校后记》中有如下一段说明： 承蒙本书责任编辑徐俊先生不厌其烦地将我陆续提供的新材料插入书稿，并代为录自敦煌遗书之诸诗覆核了缩微胶卷，又检出拙辑中重收误收诗数十则。先后增删，达五百余首。本书能臻于此，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我作为责编所做的一点工作，得到作者的肯定，深感欣慰。对于全书来说，我所做的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正如本文开头我所说的，本书从审读到出版，伴随我个人业务熟悉的过程，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这里难以尽言的。值得一提的是，陈尚君先生在他立志纂辑此书时，方届而立之年，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使得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其持之以恒的事业心、责任感特别令我感佩。他的工作建立在对文献的精熟和系统性基础上，这是他不同于以往诸多学者零敲碎打式的辑佚，而取得如此集大成成果的关键所在。 最后说一点感想。 我是幸运的，在我刚开始编辑生涯的时候，即得到这样的机会，担任《全唐诗补编》的责任编辑。《补编》看似一部文学作品辑补之作，实际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难度的学术考订著作。作者先后翻检了五千余种文献典籍，涉及到唐诗文献的各个方面，对每一种文献的择别取用，都经过严格的考辩去取。这对我在专业方面的把握，无疑是一次全面的学习机会。在此期间，我与作者往返通信，商讨书稿的有关细节，彼此成为志趣相投的挚友，因缘难得。从我们从事编辑工作的角度说，另有一个如何借此机会深入其中的问题，唯有深入其中，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提升书稿的质量。所以我的感受，责任编辑不能只满足于书稿的一般技术性处理，要熟悉书稿所涉及学科的研究状况，这样对书稿所要完成的目标才有总体把握，从而在编纂体例、采摭范围以及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找到合适的方案和办法。要明确书稿的重点和容易遗留的问题所在，便于审读过程中有重点把关。 更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着非常优秀的编辑工作传统，可以说这里是学者型编辑最集中的地方，就古典文学整理研究范围而言，就成出现过徐调孚、王仲闻、周振甫、沈玉成、程毅中、傅璇琮先生等卓有成就的学者。而八十年代以来唐诗整理研究的风尚和取得的成果，以及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主管我们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傅璇琮先生的推动有非常大的关系，《全唐诗补编》正是其中的成果之一。在历年工作档案中，我曾见过王仲闻先生审读加工《全宋词》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审稿记录和与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讨的信件，还见过周振甫先生审读《管锥编》时长达数万言的审稿意见，深深地为前辈们的风范所折服，《全宋词》、《管锥编》这两部传世之作的编辑加工，深得作者的赞誉，学术界引为佳话。前辈们深厚的学养、甘作嫁衣的精神，都是我们后来者应该追慕效法的。 以上有关工作的回顾，为据本人的工作记录和书稿档案写成，有不准确之处，应由我负责。关于《全唐诗补编》的编纂过程，请大家参阅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书品》1993年第2期）和《我作〈全唐诗补编〉》（《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3期）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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