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

《全唐诗补编》十年前开始着手，从确定选题，搜辑逸诗，完成初稿，到定稿出版，成为现在的规模，经历过复杂而曲折的探索，把这一过程写出来，相信对读者阅读和利用该书，当有裨益。

△陈尚君先生

一

1978年秋，我开始随朱东润先生学习唐宋文学，先后通读了唐宋各大家的文集和一些史书笔记。当时曾从系资料室借了一套光绪石印本的《全唐诗》，放在手边，常常翻检。1979年6月，偶然读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这一年第1期所刊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选登了32家逸诗64首，所据有石刻、《永乐大典》、域外古籍及善本唐集等。读后使我很受启发，但其中偶有似曾相识之感，后确定八首《全唐诗》已收。我将此发现与王运熙先生谈及，王先生嘱我将此写出来。于是我写了一篇三千馀字的短文《关于〈全唐诗补逸〉中几首诗的误收》，寄给孙先生。不久即收到孙先生覆信，工楷小字写了三大页，称赞拙文“所论深入而细密”，表示“欲摘采尊见，以丰富论证”。并将逐条处理情况详细告我。拙文后来并未发表，而《全唐诗补逸》出版时，孙先生均逐条注出。前辈学者谨严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坦诚胸襟，使我很受教益。在拙辑中，引书皆求注明卷次，诗题严格区分原题与拟题，凡参考前人或今人著作皆予以说明，即便友人来信所告也不掠美，这些都是从孙先生著作中得到启发的。

其后因作硕士论文，大量阅读南北宋文献，因有上述的一段经历，对唐诗辑逸颇为留心。先后在《会稽掇英总集》、《天台诗集》、《后村诗话》及《翰林学士集》等书中发现有成枇的唐人逸诗，我将这些发现陆续告知孙先生，孙先生也答应将这些诗补入其大著。但因当时书稿已交，补入之事未能实现。1983年初，中华书局出版《全唐诗外编》，其中收录了王重民、孙望和童养年三位先生的四种辑本。我手中已掌握的唐人逸诗，部分已见于该书，未收者尚有二百馀首。这些逸诗仅是我在阅读中无意得之，如能有计划地加以搜罗，所得当十分可观。友人孙猛了解到这些想法后，十分支持，向正在上海开会的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许逸民先生介绍了我的计划，得到了许先生的肯定，不久即落实了这一选题。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我全力以赴，披检群书，广事搜罗，细加考订，于1985年初完成《全唐诗续拾》初稿四十二卷，收诗约2300首。中华书局编辑部初审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约请我修订《全唐诗外编》，并共同商定了修订体例。至1988年秋，同时完成两书。拙辑增加到六十卷，包括以后补入的，共收诗4663首又1199句，作者1191人。《全唐诗外编》删去误收重收诗614首又269句，刪去作者242人，作了局部调整，增写了10馀万字的修订说明和校记，所存诗凡1664首又306句，作者566人次。中华书局编辑部付印时，将两书合为《全唐诗补编》。全书共收诗6327首又1505句，作者1600多人，其中新见作者9.00多人。收诗数约相当于《全唐诗》的七分之一，新见作者约相当于《全唐诗》已收作者的三分之一。数量如此巨大的收获，是我在工作之初所未曾料到的。

二

关于《全唐诗》，前人已做了许多工作，那么还有多少唐诗可辑呢？从哪里辑录呢？这些是我在着手之初反复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清人朱彝尊编有《〈全唐诗〉未备书目》，收在《潜采堂书目四种》中，但朱氏只是从唐宋书志中钞录了一些书名，有些在唐中叶已不存，宋人即未见到，现在更无从寻访了。没有现成可供参考的书目，只能自己花气力去探求。

我的探求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排列各种书目，另一方面即对《全唐诗》本身存在问题予以探究。

所排列书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前人已用书目。其中几种补遗之著皆注出处，排列较容易。胡、季二氏及《全唐诗》用了哪些书，则因《全唐诗》一般不注出处，《唐音统签》仅孤本存于故宫，台湾影印的季氏《全唐诗稿本》当时还无从见到，只能另觅蹊径。据周勋初先生所考，季书初盛唐部分利用了吴琯《唐诗纪》的成果，我即以明刻《唐诗纪》与《全唐诗》作了逐篇的比勘。胡书中《戊签》较易见到，也取以作了比对。加上《全唐诗》中偶存的引书和近人俞大纲《纪〈唐音统签〉》所载，共得用书约四百多种，虽缺漏仍多，大致已得十之八九。第二，是唐人著作总目和宋时尚存书目。这部分以集部为主。如唐人别集，胡震亨所列得691家，我复加勾稽，所知已逾千家。宋人能见到的约仅此一半，而今存唐集非出明以后人重编者，仅160种左右。另如唐人编选诗歌总集，我考出160多种，也远超出时贤所考。宋人能看到的唐集而今已不存者，为我从宋人著作特别是类书、地志、诗话中辑录逸诗提供了重点线索。第三，是今存唐宋古籍的目录，尤侧重于清中叶以后新出古籍的调查。这部分较充分地利用了近现代学者的成果。通过这些调查排比，前人已做工作较为明朗了。我确定的工作计划是，凡前人未用之唐宋典籍，无论与诗歌有无关系，都尽量翻检一过。前人已用之书，也重加覆核，以检查有无遗漏。而明清典籍，则以金石碑帖类和地方文献类为主。

《全唐诗》存在的问题，前人论列不少，其中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李嘉言先生《〈全唐诗〉校读法》，更使我受益匪浅。我于1983年先后写了《〈全唐诗〉误收诗考》（刊《文史》第24辑）、《〈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刊《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即意在梳理前人工作，为辑佚工作积累经验。《全唐诗》的编次、断限、辨体、小传、考订都有不少问题，但既为它作补遗，体例上就不应有太多的变化。如童辑收录铭、赞、戒、颂之类文体，孙辑收录日本人在日本所作诗，甚或如《全五代诗》上下限任意延伸，我都不能苟同。但《全唐诗》毕竟成书于封建时代，完全沿例不变也不行。我所变主要有二：一是全书编次以卒年为序，此点为杨守敬所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已用，确实有便读者；二是辨体，主要是对偈颂章咒的看法。《全唐诗·凡例》认为其“本非歌诗之流”，因而删去《唐音庚签》中的偈颂章咒二十八卷。但我在读释典时发现，自盛唐以后，唐代僧人偈颂已日趋诗律化，唐人对诗、偈虽有区别，也常混用，更何况不少原来就题为歌诗的弘法之作，《全唐诗》也不收。后来读《全唐文序》，始知不收偈颂，仅是为了“以防流弊，以正人心”，即着眼于教化，而非辨体。1989年冬在河南大学看到《唐音统签》的传钞本，始知删去部分中包括王梵志诗，证实了当初的判断。为不使所收过滥，我拟了几条原则，得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赞同。拙辑录偈颂900多首，约占五分之一，比例还不算太大。近年国内出版的几种总集，均收录此体，看法已趋一致。这方面还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释氏仪赞偈颂，拙辑未取，主要是篇幅太多，登录恐滥，但其体与诗尚较接近。二是道教歌诗，统称为章咒并不恰当。其包括范围较广，如斋醮祝咒之赞颂，修仙炼丹之歌诀，托名神仙之经颂等。拙辑收录了一部分，但还远非全部。

三

编纂工作开始后，实际工作量之巨大，所触及问题之复杂难解，均非我始料所能及。

一是用书量大。既要作全面网罗，有关之书均应检及。先后披检之书，总数超过五千种，其中仅方志一类，即翻检过两千几百种之多。对所用之书，也尽量有所讲求。如宋陈舜俞《庐山记》，初用《守山阁丛书》本，仅三卷，并无逸诗，后检《殷礼在斯堂丛书》本及《大正藏》本，于卷四得逸诗20多首，但稍有误字，最后用《吉石庵丛书》影印高山寺钞本，方得写定。不少书还有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订问题。如《灯下闲谈》，旧署宋人撰，我考定为五代中期人作，据以录出十多首逸诗。有些已逸之书，我还作了辑逸，如宋初人所作《洞微志》、《该闻录》、《纪异录》、《杨文公谈苑》等，从中多有所获。

二是披检不易。我自知生性驽钝，记忆力差，故每用一书，皆将其中引诗，与《全唐诗》逐条对检，这样费时极多，但也惟如此，方能将前人遗漏之作检出。如《唐诗纪事》，对检数千次，仅录出寥寥数首。像《册府元龟》这样的大书，字数逾1000万，通检下来仅得一首联句，两段歌谣，两则残句。最不易披读的是宋人所编十馀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如《锦绣万花谷》、《海录碎事》、《舆地纪胜》等，所收既丰富而又芜杂，且又唐宋之作混编，前人虽用过，遗漏甚多。读此类书时，我充分利用了傅璇琮先生等所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和台湾学者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凡遇不熟悉者，随时检索。新见作者，即便唐五代有其人，也再于宋代推求，有无异代同姓名之可能。这样获得不少新发现。如《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收崔觐在梁州所作诗多首，不言时代，以前辑唐诗者皆未留意。我检出两《唐书》皆有其传，为梁州城固隐士，因得录出。类似之例尚多。但即便用力如此，此类书中为唐为宋无法确定者，仍有数百人，只能不取。

三是互见疑伪之作甄辨不易。唐诗传误，唐时已然，流传千载，讹误尤繁。《全唐诗》中互见误收诗，多达6851首，涉及961家（此据友人佟培基统计）。辑录逸诗，如不加甄辨，势必错伪叠出，仅指出互见而不加甄辨，读者也无所适从。故凡得逸诗，即尽量检查是否重出。凡《全唐诗》是而他书误者，一律不取。如北京图书馆存明正德刊卢纶《卢户部诗集》，有十多首诗不见《全唐诗》，《唐集叙录》已指出。我请友人代为钞出，但细加检覆，全为项斯之诗，虽得来不易，也只能全部割弃。但传误情况复杂，并非均能作裁断，去取之间，常很费斟酌。如从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中检出“前进士相里宗”在庐山所作五绝一首，初收世次无考卷。责编徐俊先生检出《全唐诗》已收此于灵澈下，建议删去。我查得《庐山记》已作灵澈诗，相里宗事迹又不详，遂同意删去。后检南唐李中诗有《送相里秀才之匡山国子监》，始悟所送即相里宗，匡山即庐山，乐史又自南唐入宋，所录应较可靠，遂重将此诗编入。类似之例至多。《外编》修订，也循此例，能断则断，证据不足者仍存疑。如《登鹳鹊楼》诗，旧有王之涣、朱斌二说，童辑据南宋后书又收作朱佐日，修订时指出此说始于中唐，不能轻易否定。

上述重出互见诗，多为辗转传误，尚易考知原委，而依托疑伪诗，要复杂得多。造伪原因不一，或假托名人以广其传，或虚构事实以弘其法，或子孙造伪以光扬祖德，或地方作假以称誉名胜，或因小说家附会故事，或为好事者以讹传讹。而作伪时间，有明清，有宋元，也有唐代当时所作。而作伪者为谁，则多难究诘。考虑到某人被依托造伪，其本身即值得研究，而这些诗作觅得也不易，对研究者尚非毫无用处，故采取了录而存疑的处理办法。今人重编《全唐诗》时，这些诗可编入存目，以加区别。

四是作者事迹勾稽不易。本书编纂过程中，利用最多且得益最大的，是傅璇琮等先生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部索引，很难做出《全唐诗补编》，至少做不到现在规模。无传记资料之作者事迹，勾稽要困难得多，有时只能于无意中求之。如龚霖，童养年辑出二句，云世次无考。我从《类说》引《纪异录》和王禹偁为赞宁文集所作序中，找到两条记载，知为五代后期人，又从《宋史·艺文志》中，知其有诗集一卷，复从《诗渊》中，找到其诗八首。再如敦煌遗书中有萧沼边塞诗一首，其人遍寻无着，只能收入无世次卷。偶检《唐诗纪事》中岑参诗，有《天山雪送萧沼归京》，始知其为岑参同僚。此诗在《全唐诗》及《岑集》中，皆误作“萧治”。此外，释典中称唐代禅僧，多用习称，如石巩、归宗、高城、中塔之类，其法名之确定，费力极多。有些无法确定者，只能径以“红螺山和尚”、“道吾和尚”之类立目。

四

多年来为辑寻唐人逸篇，几近全力以赴，竭尽心力。凡能发现一些线索，即穷追不已，以期有所采获。如发现宋人集句，偶存唐人逸句，即对宋元以至明初人集句，作了广泛的调查，既用了胡伟《宫词》，李龏《梅花衲》、《剪绡集》、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郭豫亨《梅花字字香》等集句集，还利用了散见各书中的王安石、闻人祥正、林震、葛次仲、俞壹等人集句诗。再如因清人朱绪曾《金陵诗徵》云明嘉靖《仪真志》存唐末六合令郏滂《六合怀古》诗32首，先后查检了今存全部的六合、仪真二县志，得21首，惜尚不及朱氏所云。

辑校工作虽至为辛苦，而所得之丰，大大超过最初的估计，也确使我感到欣慰。辑出诗中，有不少重要而珍贵的发现，举例如下。

为一些大家、名家补录了遗篇。如杜甫诗集，宋人编次完成，清人虽有补辑，几无可靠者。此次从《古今岁时杂咏》中录出《寒食宴苏二宅》，因此书所据宋绶《岁时杂咏》成书于王洙编定《杜工部集》以前，可断定为杜甫作。白居易、元稹各补诗数十首，均较今人校注二家集所补为多。宋之问补诗二十多首，对研究其生平和创作均有价值。大历十才子中的苗发、吉中孚，《全唐诗》仅存一二首，此次又各补出一首。另如卢象、崔颢、王翰、李邕、张旭、贺知章、李颀等盛唐名家所补诗，也颇可珍视。

有些诗歌以为早已残失，竟能发现完篇。如高宗与诸臣宴咸亨殿效柏梁体联句诗，《全唐诗》仅据《玉海》录一句，今据《册府元龟》录得七人联句。张继《代书索镜》和杜伟《过琴溪》，《全唐诗》据《诗式》和宋蒋之奇石刻，均仅存二句，今据《诗渊》和《泾县志》得全篇。令狐楚《九日黄白二菊花盛开对怀刘二十八》，卞孝萱先生辑《彭阳唱和集》，谓此诗已佚，今从《古今岁时杂咏》辑出。尤可一提的是，王师闵资州咏瀑布诗三首，清末时石刻已残损，《舆地纪胜》和《永乐大典》中各存一首，居然补成完璧。

所存诗多有可补作者事迹者，如沈彬诗，可见其退居宜春的经历，翁承赞诗中，有其景福二年（893）圭峰问禅之事，皆不见他书。有些可补史书之未及。如裴丹《重建东峰亭》序，记及永泰间袁慘剿灭方清起义的具体情况。唐人陷蕃诗，王重民先生已录出两位失名作者之作，此次所录殷济诗十多首，经历相似，情感似更为强烈。再如□钊《沙门崇惠登刀梯歌》，记其“登刀梯，升剑树，涉油炭镬，坐锥剑床”的情景，在今存唐诗中似为仅见。所录《载初元年沙州歌谣》，则是了解武后时政治的极有趣而珍贵的材料。

某些诗作对研究唐代诗体发展颇有价值。如唐人六言诗，仅存四十多首，八句者尤少。此次补录顾非熊《六言玉台体》三首和《入云门五云溪上作六言》，均八句，可窥见其试作六言律体的努力。唐代民间歌曲《十二时》，敦煌遗书中发见不少，此次从释典中录出善导、从谂、文偃及托名宝志的几组诗，可作比较研究。所录唐僧弘法歌行，多有三三七七七体，对研究白居易《新乐府》的溯源，也颇有意义。

禅与诗歌的关系，是近年学界颇为热门的课题。此次将唐代禅僧所作偈颂，作了较广泛而全面的辑录，如良价、义存、居遁、景岑、从谂、克符道者、文偃等名僧，各辑存数十首至近百首，所存较少者，也据各书作了校勘，必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唐代通俗释理诗人，学界较注意王梵志和寒山。此次所录中唐居士庞蕴诗偈，多达近二百首，文学性虽稍逊，但以释理谕世及以俚言俗语入诗的特点，则是一致的，也不应忽视。

五

前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无有竟时，确为灼见之言。笔者辑录唐诗，虽以网罗无遗、考订精确为努力目标，但在付梓过程中，仍不断有新材料发现，对先前的考订处理，也常感有不稳妥处，故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局部的增删修改。最后在《校后记》中，又补写了数十则。学海无涯，信然。

《补编》以外，唐人遗诗还有哪些呢？就我所知有：1.敦煌歌辞1100多首，因任半塘先生已辑为《敦煌歌辞总编》而未收。2.敦煌遗诗，本书仅收有姓名作者，其他缺名或姓名不显者，约尚存数百首。3.《道藏》歌诗，本书仅收年代可确知者，有许多书因成书年代不详，而未收其诗。去年出版的《道藏提要》，对大多数道书的成书年代作了考订，为继续辑录唐诗提供了不少线索。如《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录诗172首，原署汉黄玄钟撰，陈国符先生据其中地名考定为唐人作，可为定论。4.禅宗僧人之对句，因颇有引前人成句者，在缺乏检索手段时，只能一概不收。以后有条件，尚应补录。5.域外图书，利用还未充分。如崔致远诗，仅录得83首，友人阎琦近影示韩国近年出版《崔文昌侯全集》中的《孤云集》、《孤云续集》，尚有三十多首未收。日本圆城寺藏唐人送圆珍诗，尚有高奉三首、蔡辅十一首、道玄一首未录。再如《翰林学士集》，所用为贵阳陈氏影写本，褚遂良《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十五、十六句缺七字，近承周勋初先生借示日本村田正博《翰林学士集索引》据原卷录文，此处不缺，作：“麾城湛卢剑，舞戟少年场。降壑浮天远，棱威征旆扬。”陈刊本脱后二句。另知日本存《后村千家诗后集》、《玄沙语录》等，韩国存《东文选》，均未见。6.有些书因仅孤本存世，未及寓目，如北京图书馆存宋刊《丽泽集》，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宋本《省监新奇万宝诗山》，陕西文管会存晏殊《类要》，均应有逸诗可采。7.在已用之书中，也恐有披翻未细而遗漏者。如近检《千唐志斋藏志》，又于1172页检得女诗人谢迢（839—866）《寓题诗》二句：“永夜一台月，高秋千户砧。”《古尊宿语录》当时在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中查阅，无工具书可用，因而遗漏了卷三八五代僧洞山守初（910—990）的数十首偈颂。此外，有些用书的版本还可作进一步的讲求。如船子德诚《拨棹歌》，据施蛰存先生录嘉庆刻本《机缘集》。此书上海图书馆存元刻本，且已影印，与嘉庆本差异甚大。看校时本想改换或出校，终因不便改动太多而作罢。

                                           199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