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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 的罪名辨诬

 我龙山人 2014-03-30

[内容提要]:我国著名改革家、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之后,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四月断然决定对其荆州故宅实施籍没抄家的暴戾举措。在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中,头一项即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这一罪状,不仅是当时据以判定其“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诛心之论,同时也给我国史学界留下了一个数百年间争讼不休的话题,乃至迄今仍有人藉此作为指斥张居正贪污、枉法,“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的口实。本文以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考察,意在廓清以构陷与诬蔑而强加给张居正的所谓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 的罪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澄清 构陷与诬蔑 张居正 侵夺辽王府第 罪名

引 言
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下旬,明神宗朱翊钧诏令对已故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抄家。随即缇骑如狼,差衙似虎,酷吏拷掠,阖府遭劫……一时海内震惊,朝野狐疑。为了对天下人有个交待,明神宗乃于当年八月丙辰,藉都察院等衙门参劾张居正的奏章,为其“罪过”作出如下最后裁定:“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⑴由此发轫,荆州张宅即为侵夺辽王府邸之说,始为滥觞。
时隔不过60年,明王朝便在内外交困的战乱中崩溃坍塌,灰飞烟灭。时至清朝顺治年间,由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刊刻成书。在该书《江陵柄政》一节中,谷应泰未经翔实考辨,就武断专横地写道:“(隆庆二年)十二月,废辽王。大学士张居正故隶辽王尺籍,至宪(火节--合为一字,下同),颇骄酗,多所凌轹,居正衔之,而又羡其府第壮丽。会告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案验无谋反状,仅坐以淫酗,宪(火节)锢高墙,废其府,居正攘以为第” ⑵自此,荆州张宅即因“羡其(辽王)府第壮丽”, “攘以为第”之说,几成定论。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复旦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朱东润先生在撰《张居正大传》时,曾对此事作过详细的考证与辨析。其间,朱先生留意到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年)张居正曾孙张同奎进京为其曾祖辩诬的情节,由此在该书第五章《内阁中的混斗(上)》中,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议论,较为客观地在书中予以了陈述:“有的说居正因为羡慕辽府壮丽,所以陷害辽王。”并随即指出:“(此事)从嘉端十六年(该书第一章曾记述,辽王太妃毛氏告诫幼年时的宪(火节),要他须向同龄的张居正学习)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这一件公案还没有确定。”⑶
然而,另在该书第十章《第一次打击以后》中,朱先生却通过引述张氏本人的《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书札中关于“准作废府纳价”之语,认定:“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火节)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与此同时,他还征引《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和《明史》原本,认为张同奎的辩诬之说“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甚至还觉得《明史》“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⑷因而,在对这一历史公案的判断上,朱先生又回到了张舍就是辽府之说的窠臼中。
朱东润先生著《张居正大传》时,正在战乱期间,难以查阅地方史志,无可厚非。而时至今日,众多的专论、专著在涉及这一话题时,都承袭了朱先生的这一论断,由此使得本该澄清的事情真相,又因其考订失据而成为传主张居正生平史迹上的一大污点。
既然所谓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 的罪名,是张居正身后政治命运发生逆转的关键,而这个规避不了的问题又直接关联到对他所应作出的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那么还是正本清源,还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好。
本文正是要通过对于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的辨析,并结合实地考察,来证实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所建的居舍,根本与废辽王府无涉——既非攘夺,又非“纳价”,而所谓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 的罪名,则完全是其政敌、也包括他的皇上明神宗朱翊钧强加给他的构陷与诬蔑。时至今日,这桩已延续过四百多年历史的公案,也该是需要作个了结的时候了!

一. 张居正在荆州所建居舍的起因及其地理方位
张居正在老家荆州修建居舍,事情缘起于隆庆六年八月,即明神宗即位之后不久:当时,高拱遭逐,高仪去世,内阁中仅剩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而吕调阳新入内阁,刚由文渊阁大学士晋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小皇帝朱翊钧为了对这两位内阁大学士示以恩宠,便为张、吕二人,各赠御笔大字——赠张者为:“元辅” 、“良臣”;赠吕者为:“辅政”。 次年(1573年),神宗驭极登基,改元万历。当年,张居正凛遵获“御笔大书”时所作出关于“谨各摹临入梓,悬匾居第” 、“当什袭珍藏,永为世宝”的承诺,准备 “恭建楼堂,尊藏宸翰”,由此,便在老家府城荆州的东门内开始兴建起了居舍。
此时,张居正大权独揽、炙手可热,为着向小皇帝朱翊钧敬献忠心,也是为着在桑梓父老前夸饰恩宠,他再度疏请明神宗给其新修楼堂题赐额名。小皇帝朱翊钧不仅为他拟写楼名“捧日”、堂名“纯忠”的御题匾额,同时,还另为他特颁御笔大字两幅、对句一联。此外,又“特赐御前银一千两,少给工费”;且特遣文书官尚文,将这诸多赏赐恭捧到张居正的家里。⑸
由此可见,张居正在老家荆州新建的居舍,其形制格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所以在湖北省重要地方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便专设有《纯忠堂》的词条:“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 ,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事变楼圯,唯堂独存。”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其居舍的地理方位就应该确凿无误的是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同一卷的《龙山书院》词条。文中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该书将张居正居舍的兴替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即张府的宅居地,乃是修建于嘉靖三年(1524年)的龙山书院原址;而此处若是再往前追溯,则是早先兵卒练习骑射的“射圃”。至今,在荆州古城东门内仍修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就证实其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二.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罪名的由来与定谳
其实,早在张居正的生前,其所谓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 的罪名,便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当时率先发难者是 巡按御史刘台。对于张、刘纷争,史有明载,恕不赘述。就是在刘台于万历四年弹劾张居正的那一道奏疏中,便有“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第”⑹之语。大约刘台指斥张居正的罪状过多,而张当时又因身居当朝首辅之尊,未便逐一反驳,所以,尽管刘台一案靠着明神宗的强制性打压而告结束,但这一罪名却仍被张居正的政敌紧紧攫在手中,只待时机一到,便用作致命一击,直敲他的天灵盖!
时至张居正逝世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机会终于来了。云南道御史羊可立瞅准冯保坍台、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并“文忠公”谥号的时机,上疏追论张构陷辽庶人宪(火节)罪;紧接着,辽王宪(火节)次妃王氏也向朝廷进呈《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诬陷张居正侵夺辽王府金宝财货,并扬言“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一时间,朝野呼应,上下其手,闹得群情汹汹,最终导致明神宗决定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痛下杀手!
张居正身后悲剧性的下场,无疑是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但直接原因,却显然是这个所谓“侵夺王坟府第”之罪。
然而,尽管神宗自此即将张居正“侵夺王坟府第”的罪名挂在嘴上,用以堵塞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等大臣的劝谏之言,但终至案结,他却从未对上述各项罪行的查实表示有多大兴趣。事实证明,明神宗将所谓“侵夺王坟府第”之罪,无非仅当作用来打击张居正的一记“杀威棒”,一俟目的达到,这根棒子也就扔到一边去了,到头来不过是以一道“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食” ⑺的御批,而将此事搁置起来,由此令张居正与辽王宪(火节)之间这种事涉王坟府第的“侵夺”关系,就此成为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桩冤案。
说到辽王宪火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 ⑻的说法。
至于王氏指控张居正所谓“强占钦赐祖寝”的说法,乃是张父于万历五年去世之后,翌年张奏准返乡归葬其父灵柩。此间,神宗敕赐给张家一块坟地,位因此处位于荆州西门外太晖山,与已故湘献王朱柏的王陵毗邻,故被王氏以移花接木之术造谣生事,恶意攻讧。案发以后,张家已经将那处祖坟迁葬到了张居正墓地的一侧。另外如所谓“势侵全室”之罪,则更是虚张声势的诛心之说。神宗皇帝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将“侵夺王坟府第”的罪名强加给张居正,恰好暴露了他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霸道嘴脸!

三.事涉张宅辽府历史讼案的流播与衍变
据清光绪六年修纂的《荆州府志·卷七·古迹》记载:“辽王府在城北,永乐二年建。”该书还另外详细记述了辽王府内宝训堂、咸趣园、素香亭、曲密华房等亭台楼阁,俨然是亲王府的一派堂皇气象。
既然在荆州城内,张居正居舍位于城东,辽王府却在城北,二者之间如同恒岳与泰崮,风马牛不相及,互无关联,可为什么数百年来却一直是所谓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之说占了上风呢?这一状况的形成,还包含有相当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勿庸置疑,在张居正当权的十年间,当朝显宦曾经到过荆州张府者,为数甚众。他们或尊亲贺寿、或岁时请安、或专程拜望、或馈送珍玩,趋奉巴结,络绎不绝。这些人当然知道张舍与辽王府完全无涉的不争事实,却诚如当时的左谕德于慎行所言,终观万历一朝,对张居正是“举朝争索其罪”,此间急欲向朝廷洗涮自身清白者尚惟恐避犹不及,遑论会有人出头来为其洗涮罪名!
同时,在张居正的执政期间,曾多次以雷霆手段严禁士人妄言乱政,其中既有包括禁绝空谈、压制言官等施政方略,同时也包括有撤除书院、削减生员名额等行政措施。这些举措,在主观上固然有益于推行改革新政,但客观上却也严重地伤害了士大夫阶层的从政理念;另外,再加上他在父亲亡故后的“夺情”之举,更是直接有悖于宋明理学所标榜的行为范式。所以,在当时传流于坊间的野史笔记中,大多爱记其贪吃“海狗肾”之类侈糜腐化的轶闻趣事,而几乎无人来为其廓清张宅是不是攘夺于辽府这样一些正本清源的话题。这种现象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仇视张居正的士人风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舆论导向。
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年),张居正曾孙张同奎(居正第五子允修之孙)从谈迁著《北游录》中,得悉清世祖顺治皇帝在与木陈和尚的对话中,有褒奖其曾祖的情节,遂进京对《明史》稿本中诬指张居正的段落,伏阙呈奏《上六部禀帖》,为其曾祖辩诬。文中有关事涉辽王的一节写道:“《明史》诬先祖羡其府第壮丽,攘以为第。不知先祖庐在郡东,神宗赐金营构,御笔额其题堂曰‘纯忠’,楼曰‘捧日’;而辽藩故宫,则赐广元王也。”⑼此节文字,亦可与现行版的《明史·辽王传》相印证记载:“辽国除,诸宗隶楚藩,以广元王术(土周)为宗理。”
可惜,由于这些史料均未能引起朱东润先生必要的注意,否则,他就不会觉得《明史》“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了。至于朱先生通过引述张氏本人《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书札中关于“准作废府纳价”之语,即认定“废府即辽王府”的说法,也不大准确。因为,仅是在光绪版的荆州府志》中,便有不少关于“废府”记载。事实上,所谓“废府”,就是指那些因种种原因废置了的公共性建筑物,它们可以是官衙、学宫,也可以是仓栈、军署;即如前面所述龙山书院之类,并不单纯指被除藩的亲王府邸。再说,依明朝律例,藩王为皇室宗亲,其内部事务不容地方道府置喙。辽藩虽除,但仅只“(宪<火节>)废为庶人,锢高墙”,地方官哪有胆量敢把王府视作“废府”,且“纳价”转卖他人?
值得指出的是,由清季《湖广通志》、《荆州府志》多次采录过重要史料的《江陵志余》,为明末清初江陵士人孔自来所撰,其初版印行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是湖北地方史志中一部极有价植的古籍图书。1992年,复旦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樊树志先生撰《万历传》,也曾多次引证其中史料。正是在这部《万历传》中,樊先生便已充分留意到了张宅绝非辽府的回题,并在有关章节中撇清了二者之间的地理差异,只是为论题所囿,该书未作展开论述罢了。然而,尽量如此,樊先生仍在如何看待张居正与辽王宪(火节)的关系上,作过十分明确的界说:“平心而论,辽王宪(火节)被废,与张居正并无直接关系,本不应牵连到他。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的发展是难以逆料的。”⑽樊树志先生的这一论断,确凿无误地道出了张宅与辽府历史讼案发生的政治因由及其衍变内涵的真谛。
在研究这一课题的过程中,笔者也曾注意到,即使是在清光绪版《荆州府志》内,也曾涉及到张宅与辽府夹缠不清的问题。如在其《卷三十八·名宦·郡守》中,便记载有:“王元敬,浙江山阴人,隆庆四年知荆州府……辽王罪废,毁王宫,不可,弗听,竟为宰相(张居正)赐宅。”⑾此处虽然也称张宅即为辽府,但其既非攘夺,又非“纳价” ——而是“赐宅”。这就更玄了!若是真有此举,即使张居正没有谢恩折子,那么也必定会有明确记载。此为一说,姑录于此,以待方家论定。
对于辽王府的具体位置,荆州市地方志学者、第一代朱植的17世孙朱翰昆先生在《荆楚研究杂记》中确认:“王府建于荆州城内荆中一路靠北城墙,西起玄妙观,东至原屈路(小北门)后,其府门正对冠带巷,巷内为明代荆州文武官员每逢初一、十五,在此列队整冠肃带伫立等候朝王之处。”⑿笔者曾受朱翰昆先生的生前指点,前往探访,发现文中所指区域,目前正是荆州军分区大院。至今,院内尚存古银杏树七棵;1990年版的江陵县志《江陵县志》曾标注其树龄为434年。假如此说不谬,那么这七棵银杏树应当是明代辽王府的孑遗。


注释:
⑴.《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
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7页。
⑶.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第118页。
⑷.同上,第251页。
⑸.《张居正集》第一册,荆楚书社1987年版,《谢御笔大书疏》,第99页;《谢堂楼额名并赐金疏》,第126页。
⑹.转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同上,第244页。
⑺、⑻.转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同上,第419页。
⑼.《张居正集》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卷四十七·附录一》,清、张同奎《上六部禀帖》第548页。
⑽.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⑾.《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店等联合影印,《光绪荆州府志》第431页。
⑿.朱翰昆《荆楚研究杂记》,湖北省荆州行署地方志办公室1994年出版发行,第236页。

附记:
1999年,笔者曾依据《江陵志余》所提供的史料,撰写《秘笈传世洗冤情》一文,试图廓清张宅与辽府历史讼案;后来,该文发表在当年第2期《志苑》杂志上。为就教于方家,笔者乃将该文寄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先生,承蒙先生垂顾,尽管并未认同笔者观点,但仍以宽阔的学人襟怀,将该文转载于2003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史论丛》(第二辑)中。本文是对于前一篇《秘笈传世洗冤情》的补充与扩展。谨在此特向王春瑜先生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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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浮载沉天井渊



甲申年的大寒日,是为2005年的元月20日。位于北纬30度左右的长江中游地区由于受季风环流影响,冬日多阴霾,所以虽然不是雨天,但那灰蒙蒙的色调,依然笼罩着远远近近的房舍、阡陌。眼前的景象,恰如熊召政先生在《谒张居正》中所写的那样:“皆如烟凝,若真若幻……”(《随笔》2004年第五期)
在荆楚大地的民间习俗中,大寒日几乎等同于清明,是祭祀先祖的日子。这一习俗,大约是古代先民腊祭的孑遗。早晨,我步入新近修复落成的 “张居正墓园”,四顾发现此间游客无多,稀稀落落的,氛围尤显宁静与安祥。面对着耸峙在半月池后的张居正铜像,多少有点庆幸在这个清寂、阴冷的日子里,孤身一人前来拜谒这位生前隆遇、身后寥落的桑梓先贤,应当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庭院内,前数日为举行该园修复落成庆典而遗留下来的鞭炮碎屑,还犹如一只只精灵般的红蝶,在凛凛朔风中舞动飞旋。我漫步在青砖铺设的甬道上,耳畔仿佛又回响起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先生在当地群众参祭张文忠公墓冢时,面对地方电视台录像机所讲的一席话。他说:“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突出功绩,首先在于他能从历史的局限性中挺身而出,大胆提出因民立政的改革思路。而当其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被废除以后,明王朝便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末途……张居正的悲剧,是中国历史上皇治政权的必然结果。”王春瑜先生将张居正与王安石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曾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个人冤案虽然在事发50年后、即明朝天启、崇祯年间就开始得到了逐步平反,但时至今日史学界仍在许多认识上争讼不休,这不仅是张居正自身的悲剧,更涉及到中国文化内在机制的深层次问题。
高耸在铜像基座上的张文忠公似乎并不在意世人会怎样评价自己。他作纱帽袍服造型,兀然挺立;其左手微曲持笏,右手稍托玉带,稍稍蹙着的双眉下一对眼睛炯炯有神。从他那眉目清秀,长须及胸,神采俊朗,神色安祥的情态中,分明可见这位改革斗士胸襟闳阔、磊落伟岸、风骨傲然、质朴刚正的超卓气度。

我忝为张文忠公的桑梓后学,从刚记事起,就常在夏夜的星空下听乘凉的老祖母坐在吱呀作响的小椅子上,讲述张白圭(张居正的乳名)的故事,乃至长大后对他幼年时期的黠性慧行均耳熟能详:张白圭头一次去荆州城应童子试,因年幼乏力,张家老爹就让他骑在脖子上赶路。城门的门官早就听说了张家少爷是远近闻名的神童,有心难一难他,出了个对子叫他对:“子以父作马。”不料年仅八岁的白圭不假思索,应声而答:“父望子成龙!” 当下便博得过往行人的一片喝彩……成年后的张居正果然不负众望,由秀才、举人、进士,而翰林、大学士、首辅,卓然成为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一代勋业的伟大人物。然而,就是在他勇于任事,锐意改革,乃至以历时十年的万历新政使濒临败落的明王朝重获生机,“岁入白银达四百万两、太仓积粟可支数年”之际,由他辅弼十载的明神宗朱翊钧却反脸成仇了。张居正似乎对身后的祸事有过预测,生前也曾多次有过“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亦有所不计”的慷慨之论;然而其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刚死不过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场弥天大祸便旋踵而至:神宗居然会诏令对他在荆州的老家采取籍没抄家的暴戾举措!一时间,缇骑如狼,差衙似虎,酷吏拷掠,阖府遭劫……这一段惨痛的历史,至今令荆州人想来都不胜感慨。
荆州人都还记得,那一年,为万历十二年(1584),农历岁在甲申。饶有意味的是,如今张居正墓园的修复落成,刚好在当年他家遭逢籍没之灾第七轮甲子年的腊头岁尾,这焉说不是历史对这位杰出政治家、改革家的极大报偿?联想到其生前死后的那一段人生际遇,我想,倘若张文忠公上天有灵,当为桑梓人民为他重修墓冢、再设祭台的这一大善举而含笑于九泉。

寒暑交替,春秋轮转,当岁月延续到张居正被籍没抄家的下一个甲申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时,明崇祯皇帝就因李自成的大顺军进占北京而投缳自尽,随即清军入关,明王朝终于在内外交困的一片刀光剑影中翕然坍塌……这60年的沉重历史,正好为神宗皇帝及其儿孙的最后败亡,谱写出一曲由盛而衰、终归于气绝力竭、且遗韵悠长的无尽挽歌。
在这之前,位于湖广省荆州府江汉平原腹地的张居正老家,还曾有过一段令人震赫的“灾异”记载。其事见明末清初士人孔自来修撰的《江陵志余》:“今沙津北之天井渊,崇祯末大旱,亦有潜室之异,未几而变起。”
天井渊,一个充满了神秘感的地名,正好是张居正死后的墓茔所在地。莫非是这位前朝首辅的在天之灵以此向桑梓父老告讯示警?
江汉平原为长江、汉水的洪泛平原。在张居正老家所处的这一带,因其陆地系沙洲连片而成,故于长江屡屡改道后大水行经的地方,便留有无数的渊、塘、湖、池;其中,又以其水愈深的池塘或湖泊皆命名为“渊”,而天井渊就是其中最为神奇的一处。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即称:“江陵东北十里有天井渊,周回(围)二里许,深不可测,其中潜室见之,则有兵寇,祷雨亦多验。”
孔自来所称的“沙津”(即为沙市),向为荆州府城的外港,历来归江陵县管辖。天井渊的地望,亦与出现在南朝时期古乐府《西曲歌》中的“江津湾”相毗邻,自古即为荆州府的人文荟萃之地。正是在这一处历来为民间传说所确认为有神灵出没的地方,出现了“潜室之异”,这就意味着它在古代堪舆学中的地位不可小觑。所以,尽管儒家经典向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而在以奉孔夫子学说为道统的历朝荆州地方史志中,却对此竟都有过或繁或简的述录。由此,也可概见这天井渊在地方父老们心目中的地位确实不同凡俗。
潜室,通常是古代汉语中龙宫的代称。明朝崇祯末年,农民起义军纵横中原,北方满洲八旗的铁骑屡叩边关,孔自来以“有潜室之异”来印证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委实是别有深意在其间。更何况,此地居然又是张居正殁后的归葬之地,亦是其早年间一度远避尘嚣,归隐乡里,抗志浮云,遗世独立的住所,如此看来,这种种神异的说法,就使得张居正在荆州人的印象中更加神乎其神了。
至于这种“潜室之异”是怎么个“异”法,孔自来没有明说,似乎此人别有深意于其间。据地方史籍记载,孔自来,字伯靡,本名叫朱俨钅靡,是第一代辽王朱植的第8代孙;其祖父敕封镇国将军,可见他乃是第五代辽王之后。清顺治四年,李自成大顺军余部李来亨等联合明军残部转战荆、襄,以鄂西兴山为根据地,对抗清军,号称“夔东十三家”。辽王后裔诸郡王及旁系子孙为奉前明永历年号,纷纷投身报效,终死国难。孔自来为全身避祸,携家逃难,隐遁于荆州城东的草莽荒湖之中,以著书撰文销磨时光。所著《江陵志余》等书,为“存故乡之文献,补旧史之残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对本地先贤张居正崇敬备至,褒赞之辞,于该书随处可见。如《纯忠堂·附记》便云:“太岳(张居正号太岳)博学多才,顾东桥(明代“金陵三俊”之一顾璘)识之于髫龄,以顾命元老,匡扶幼主,内安外攘,有社稷功。卒谥文忠,第因信任之专,群疑竟起,坐削籍;后以多难,追念老臣,复其谥荫。”寥寥近百字,相当中肯地评价了张居正的一生,其持论公允,堪称史家直笔。

据张懋修等撰《张文忠公行实》载:“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锸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张居正所选择的这一处“小湖山中”,也就是位于荆州城东门外的天井渊一带。
这里南濒长江渡口沙市,西邻荆州城,北靠楚故郢都纪南城遗址,是一处河湖密布、港汊纵横的平原水乡风景胜地。到了张居正生活的时代,这里湖山多情,令人流连忘返:其天光水色,交相辉映,莲荷环植,葭蒹葳蕤,修竹拂云,芙蕖遍野……放眼四望,满目一派旖旎风光。
那是在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时任翰林院编修,因严嵩当道,倒行逆施,朝政不修,纲纪废弛,他以官卑职微,无以申其志而忧愤国是,遂托归田养疴之名,告假返归故里。为远避尘嚣,他乃于此地置田数十亩,“植竹种树,订茆结庐,以偃息其中”,并给此地命名为“乐志园”。从此,至嘉靖三十八年,他先后共六载赋闲,就在“乐志园”内杜门谢客,偃息其中。此际其心如止水,形似云烟,或潜心攻读,纵横驰骋于诸子百家之中;或兼习稼穑,时复周行于阡陌垄亩之上,或内省反思,仰古俯今以探求宁神养气之道;或优游湘衡,苦索兴替以寻求治世理国之策……中途虽一度重返京华,但终因抱负难施而藉奉诏册封崇王之机而再次南归。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春,还朝销假的张居正承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徐阶之援引,以右春坊中允兼领国子监司业;越四年,他出任裕王府讲官,至隆庆元年即由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开始进入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从这时起,他便充分展示出了自己的政治才干,拨乱反正,鼎故革新,鞠躬尽瘁,砥柱中流,终于成就了“万历中兴”之显赫功业。其间,虽父亲亡故而未予奔丧守制,舍丁忧而奉诏“夺情”,竭力国事,直至逝世,近20年没有再履斯园……万历十年,张居正魂归故土,归葬于兹,自此,这里即成为一代贤相的最后归宿。
明朝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朝廷追思其“慨然以天下为已任,振刷纲纪”的功绩,复荫其子孙,他家后人便陆陆续续从流放地重返故里荆州。后来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奎在向朝廷呈奏《尚宝司祖允修死难纪略》时,就曾明白无误地指出,当他为其祖张允修收捡遗骸时,便是“遂裹葬于天井渊”。如今,在这一带还聚居着张居正的后裔子孙,他们农耕传家,繁衍生息,为先人守护墓庐,四时祭祀,由此这里便被人们称之为张家台;而大约正是从这时起,天井渊便不再出现于人们的口头话语体系之中,因其位于沙市以北,被改之以“北湖”相替代,只是在地方史籍或水利工程的地名标注上,偶尔尚可一见其蛛丝马迹。
或许,地方父老认为,张相爷身后的蒙冤,已经使地方上的气脉壅塞阻断了,既然崇祯末年曾以大旱示警、昭告了明朝将亡的恶兆,那么,与其保留这么个诡谲奇异的名字,倒不如干脆以单纯用方位命名的“北湖”俗称会更好一些。

在张氏宗族保存下来的一帧巨幅张居正的彩绘画像中,有一则像赞诗是由居正的十世孙张应忠抄录的明代石首诗人王启茂《谒文忠公祠》诗:“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明末清初时,撰《江陵志余》的作者孔自来在其另一部著述《郢书》中,曾记有王启茂的小传:“石首王天根(王启茂的字),闲雅淹博,有古名士风。饮不一蕉叶,而能竟夜快谈。”另据汤显祖《玉茗堂尺牍》中收录有《复门人王天根》函,可见这位王启茂当时还是汤显祖的私淑弟子。作为一位在文坛上颇有才名的诗人,王启茂对于桑梓先贤张居正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尤其是颈联“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向为后世的史学家所击节赞赏。1992年,复旦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樊树志先生撰《万历传》,即引用了这一句诗,并慨然赞叹道:“堪称史诗,也是张居正身后功过是非的真实写照。”
假设张居正的这位十世孙张应忠大约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那么在时隔200多年后,他是怎么读到王启茂的这首诗,而且把它抄上了家传张居正彩绘画像中的去的呢?原来,此诗的流传,还记录着一个悲壮的故事: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国家多难,朝廷追思张居正的功绩,恢复了其长子张敬修的官职,由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荫袭,出任中书舍人。两年后,清军攻陷辽东重镇松山,崇祯皇帝见边关危急,手头无兵可调,派张同敞南下慰问湖广诸王,并到云南调兵。张同敞到西南跑了一圈,未及复命,北京就先失陷于李自成的大顺军,再易手于清军,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戕。他始而投奔南方的隆武政权,继而再依附南明弘光政权,随即以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此间,南明王朝偏居西南一隅,只余残山剩水,败兵孱将,但小朝廷内部依然争闹不休,相互倾轧……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进逼桂林,城内守军悉数逃离,唯张同敞与文渊阁大学土士瞿式耜一道,坐守空城,最后被俘,不屈遇难。
后来,有一部清人笔记《鸥波渔话》,载录了张同敞的故事:“寒壁山庄刘氏,藏明季人诗一纸。字作行草,题为《拜江陵张文忠公祠》。款署‘石首王启茂’,旁注‘天庚’二字,盖作者里籍姓氏也……。”据这部《鸥波渔话》的记叙,有关王启茂的诗,是张同敞亲笔抄存下来的。当他和瞿式耜被俘之后,二人已断绝生还之念,每天都相互以诗词唱酬,抒发心志。由于这首诗是荆州同乡王启茂写给其先祖的,所以同敞就抄给瞿式耜看。此后,张、瞿二人唱和的诗被保存下来,所以王启茂的这首《拜江陵张文忠公祠》诗也就得以流传开了。

张居正去世后,其子嗣修、懋修等收集他生前奏疏、书牍、诗文等,整理编纂成《张太岳集》,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请当时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沈鲤作序,刊行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的刊本,即是为此。沈鲤是著名理学家,于《张太岳集序》中曾对当时的人心舆情作过如下表述:“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众所周知,张居正身后冤案的昭雪,始自天启二年,当明神宗在位之际,这位为人正直的阁臣能够作此诤言傥论,实属不易。
然而,一纸序文,若是未予刊布,毕竟还是个人的私下议论,惹不起多大事非;可在这种情况下,敢于舍腹诽而公开张扬,并将其言论勒石成碑者,那就必定要担一定的风险了。当时,真正有勇气“跳”出来给前张文忠公说公道话者,竟是其家乡的一个小小七品芝麻官、江陵县令石应嵩!在那篇《张文忠公改葬碑文》中,石县令居然还口没遮挡地写道:“功既震而身危,狡免良弓已矣;事盖久而论定,云台麟阁依然。”
据清光绪六年版的《荆州府志·卷三十九·名宦·县令》记载:“石应嵩,云南人,进士。万历间知江陵,(万历)四十年江水泛滥,万城堤将决,宵昼防造,赖以无虞,以力过竭,呕血堤上。后人勒石纪功,目为‘热血碑’云。”石应嵩在江陵做父母官,能够带领当地民众在抗洪抢险的拚搏中“以力过竭,呕血堤上”,必定就是一个深知民间疾苦的好官。他有勇气给张居正改葬墓冢,亦属难得,进而又能以如此血性肝肠为前张文忠公大鸣不平,焉说不是表达出了故乡对民众对这位死后蒙冤乡贤的深深追思与缅怀之情!
应该说,石应嵩的这一壮举,绝不是他个人的一时冲动。据《万历邸钞》记载,万历二十七年,神宗派御马监太监陈奉到湖广荆州征收店税,此人出京之后,恣行威虐,鞭笞官吏,剽劫行旅,激起沿途商民义愤。他的官船抵达沙市口岸之后,当地民众数千人纷纷涌上街头,挡住去路,将其团团围困,并纷纷奋力投掷砖石以相驱逐,由此令陈奉不敢前行,当下抱头鼠窜而去。
现在,我们可以见到最早的张居正著作,当数“江陵邓氏藏板”的《张文忠公文集》。据后来《张居正集》主编张舜徽先生考证,这部书稿的刊刻时间,为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昕老辈人说,邓氏本籍原在荆门蛟尾,于明中叶迁至江陵沙市,后以商贸发家致富。其财势最盛时,这个家族所经营的铺面、房产,居然占去沙市繁华商业区九十埠的大半条街。像邓氏家族这种以追遂商业利润为立业之本的新兴市民阶层,能够花大价钱出来“赞助”张家后裔刊刻《张文忠公文集》,亦可得见张居正“宜民便俗”、“因民立政”的民本主义执政理念,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中所获取的巨大影响,以及它所赢得的群众基础。

由张氏宗族保存下来的这一帧张居正巨幅画像,另有清道光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的庄受祺所书一则跋语。据称,咸丰七年(1857)秋,刑部主事、监利螺洲人王子寿曾将这一帧画像供奉于北京湖广会馆,供人崇祭凭吊。其时清王朝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其军威甚炽,几成燎原之势;外有英法联军集结重兵于珠江口,试图再一次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当此之时,一批有政治远见的正直知识分子,如有御史朱琦伯、韩临桂等人深知若不再思振作,国是堪忧,于是聚集起来研修张居正的执政理念,希望能从中领悟到奋发图强的精神武器。即如庄受祺在跋语中所说:“以是知公领政府,秉丝纶抚驭华夷,调变民物,大纲举矣,小节亦弗疏也。”为此,王子寿还专程往谒张居正的墓冢,并特撰《悯忠赋》一篇,以达崇敬之忱。赋有句云:“蕴王霸之奇略兮,信命世之豪英。应在田之龙德兮,扬弼亮之休声……”
王子寿,名柏心,以字行。郭嵩涛曾评价他说:“以其道德文章,独步江汉间五十余年,然先生远揽古今,勤求时要,日思所以振厉一时之人心。”曾国藩有《送王子寿归荆州五首》传世,其中有句云:“十辈蜩与莺,跳踉不能高。黄鹄冥一举,大地如秋毫。”由可见曾对张居正的推重,与王不无关系。
这就是说,无论世间对张居正作何评价,明清以后荆州读书人中如王启茂、王子寿等耿介清节之士,对于这位乡先贤都是无比尊崇、无比景仰的。
星移斗转,陵陆兴替,此后多少年间,或厄于天灾人祸,或困于时艰岁蹇,因其身后萧条,张居正墓园榛莽丛生,衰败不堪,仅余黄土一扌不。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地方文物部门的有识之士多方奔走,筹措资金,曾勉力修复张居正墓冢,此后虽略有修葺,但终因财力所限,擘划无力而半途捐弃。熊召政先生曾多次来现场凭吊,他震悚于墓地的荒凉与破败,不得不一再悲叹,扼腕痛惜,由此,写下了那篇语气沉凝、真切感人的《谒张居正》。

事实上,当熊召政的《谒张居正》发表之时,张居正墓园的修复工程,正进入到竣工前的紧要阶段。新修复的张居正墓园,在格局上保持了历史上原有墓地风格的显著特色,就是墓冢前那一弯清波荡漾的半月池。
听老一辈人说,这半月池的来历还颇有一些渊源:相传,张居正生前曾自忖为推行新政,得罪了不少宗藩亲贵、达官显宦,他料到自己死后也许会遭到报复,就多次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流露出“不惜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务”的决心。所以,他在弥留之际,特嘱儿孙在自己墓前挖一口半月池,以寄托自己因功业未竟而对身后变故早有预见的深刻用心——万一这种预见不幸而言中,那么,暗无天“日”的大明天下,也就只会剩下这一泓清水、长怀故国的“半月”了!
说这活的是一位南下老干部。他姓侯,鄂西北郧阳人,青年时代在鄂豫陕解放区参加革命,南下到沙市后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笔者认识他时,他已是退出岗位的前博物馆馆长。1988年,侯馆长首次带我来到张居正墓地,给我讲了想要修复整建张居正墓的种种计划,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十多年过去了,墓地依然如故……我俩最后一次结伴来到这里,已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侯馆长说,地方传说中在讲到张居正的出生时,言之甚奇:他的生日为五月初三,这一天本当朔日之期,可就是在他出生的那天夜里,其曾祖父怀葛公张诚竟然梦见有月亮堕入水瓮中,所以张居正一向被乡间父老认为他的出生乃是“应月精之瑞”。这样一来,张居正墓园中半月池的由来,好像还确有所本。
张居正安卧在神道尽头的巨大墓冢中。墓冢前,由石龟驮起的高大墓碑上,用楷书恭刻着“大明左柱国太师太傅张文忠公之墓”朱红碑文;墓冢前石香案上陈列的石香炉、石烛台中余烬尚温,更映衬出墓冢庄重、沉凝的森严气象。
中午时分,天气渐渐转晴,我走出墓园,返身回望,但见明丽和煦的阳光,正照射在墓园红墙青瓦、飞檐斗拱的仪门上。门楣上方,由荆州籍著名学者、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王元化教授书写的“张居正墓园”五个大字,镌刻在黑色花岗岩的匾额中,那遒劲秀挺的书体鎏金后辉映着冬日,闪烁着眩目的亮光。
漫步四周,发现在墓园的侧后方还有一片水面,那应该是古天井渊的孑遗。建设中的襄珠高速公路立交桥临水横空,宛若一条雄伟矫健的巨龙腾挪蟠旋;水面上,那孤线优美的硕大倒影在波光粼粼中载沉载浮,禁不住牵动了人去作那漫无边际的遐思……“徜徉湖水畔,湖水即沧浪。讵似鸱夷子,扁舟爱渺茫。”四百多年前,那位刚逾而立之年的翰林院编修从芳芷芰荷中走来,他竹笠麻履,葛巾蓝衫,正徜徉在古天井渊边颔首沉思、反复推敲他那刚刚因触景生情,脱口而出的《临湖曲》。归家小憩、息影林泉的闲散日子,使他不止一次地从鸱夷子范蠡的人生际遇中去探寻个人归宿。正是在这方曾经孕育出了《沧浪歌》古楚民谣的大地上,假设这位青年编修就此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为念,不再履迹京华,那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许就会多出一个极有可能是名扬天下、声播古今的山水田园诗人;而庶几如此,则在中华民族群星璀璨的历史天空中,即注定会少一颗精忠贯日、气冲斗牛的熠熠明星!
记得张居正墓园中有一座碑亭的楹联说得好:“功焉罪焉,宁教天下百世公论,自有十年殊勋垂青史;祸耶福耶,岂必庙堂一言定谳,幸得千秋伟业驻揆席。”念及于此,我心释然。
张文忠公,请安息吧。

湖北省荆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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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先生:
您好!
昨天下午,您来张居正墓园拜谒张文忠公,我正忙于出报,刘强来电话通告此事,我当即丢下头手工作,赶忙前往墓园,得以有幸与您一会。前天,刘强还提到刘克毅同志布置我和他(刘强)在方便的时候,到武汉去接您来墓园看看的事,没想到您一下子说到就到了,真是贵客难得。
在召开“张居正执政思想研讨会”时,会议通知是我亲手寄的,您正好出访去美国,未能前来,实在遗憾。这次能够相会,真让人喜出望外。
您倒底不愧为著名的三楚才子,在墓园的一帧题辞写得才气横溢,章法有度,十分耐看。这次会见,于我而言是亲眼得见金相玉质的熊召政。尤其是您这才气高、器量大,说话真率质朴,略无矫揉造作之态的风姿气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来是个性情中人。
其时,我因还有公务在身,事毕即匆匆作别。您这次来荆州,本当与您多谈谈,无奈近期报社“保先教育”抓得特紧,不容随意告假,致使大好机会失之交臂。从摄影记者拍摄下来的照片看,您神态绝佳,那率真的笑容,在我看来极有感染力。难怪您能写出洋洋四卷本《张居正》的鸿篇巨制、且能连获大奖的呢,看来,真情至性应该是您获得成功的关键。
照片先用邮件发过来,待稍得闲暇,一并奉上。朱翰昆先生的《荆楚研究杂记》是我手头的一册,先奉赠给您。祝您获得更大的成功!
此祝
笔健!
荆州日报社:陈礼荣 2005年4月28日谨呈

 

 

与先贤“精神对接”的系纽
——著名作家熊召政与张居正墓园
陈礼荣 文/ 杜 波 摄影

过完谷雨,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4月27日午后四时许,从武汉驱车直奔荆州的熊召政刚下高速公路,来不及到宾馆擦一把汗,就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径直抵达位于太岳北路西北端的张居正墓园,再度前来拜谒长眠在这里的楚地先贤张文忠公。
记得去年年底墓园开园暨“张居正生平与执政思想学术研讨会”召开时,王春瑜、王家范、许纪霖、吴量恺、王玉德等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都到了,正好缺他这位藉洋洋四卷本、150万字历史小说《张居正》而饮誉海内外的大作家,没想到这下子说到就到了,所以墓园的接待人员都觉得他真算是贵客难得。
熊召政略带歉意地解释道,当时,他已从原荆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克毅那里,知道了墓园开园消息,可刚好他正要去美国出访,因而未能前来,实在遗憾。此番,他挟其《张居正》新近得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盛誉,专程来拜谒修葺一新的张居正墓园,实际上也是了结自己的一个心愿。在接待人员的陪同下,他沿墓圹、神道、雕像、半月池、庭院、碑亭、太岳堂、纯忠堂、西园等景点,在墓园内转了一圈。此间虽说历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未及休息,但他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激情饱满,而又振奋、欣慰的心境:当他听说墓圹前神道上的青石板为58块、意寓着张居正58岁寿数时,竟兴奋地在神道上来回走动,指着墓碑对陪同人员说,这点很有意思,张居正活了58岁,最后进入这里作为人生的归宿;当听说到那尊青铜雕像后的塔柏为16棵,象征张居正在翰林院度过的16个寒暑时,他禁不住与陪同人员啧啧赞叹,并讲叙起张居正与其座师徐阶的关系……
接待人员告诉他,西园内腊梅、桃花、红梅等楚地花卉,都是去年10月修建墓园时移栽的,可到了今年春节前后,便都相继开花了的奇事,他听得饶有兴味。在他的印象中,先前在这里只有菜畦、田垄,或沤肥的污水坑,或菜棵下难以自然分解的卫生巾残片,哪曾见过一花一木?如今,宽敞的庭院内青砖铺墁、绿草如茵、奇石兀立、花木扶疏,令人赏心悦目。此情此景,不由令他想起动笔写《张居正》前首次来拜祭这位明代万历初年内阁首辅时的情景。
熊召政后来曾多次说过,那是在1998年的清明节,当时,他已下海五年,正在深圳、上海等地担任高尔夫球场和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可就当其生意做得最为红火时,却断然撇开手头杂务、孤身一人来到荆州拜祭张居正故冢。他几经探询,颇费周折,终于打听到了这座坟墓的确切位置。一见之下,他发现此地竟如此凄楚苍凉:“一片泥泞,它的周围,被菜地与臭气熏天的垃圾包围……”夕阳西下,残阳如血,面对这荒草丛生,墓碑残破的墓地,他从这位长眠在九泉之下楚地先贤的身上,找到了与自己心中酝酿已久、而又沉凝深重的沧桑感相契合的纽结,遂以一种无比悲壮的心境立下誓言:决心继朱东润先生 (长篇传记文学《张居正大传》的作者、复旦大学教授)之后,再次用我这一个书生的笔,重新描绘张居正领导的那一次场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

熊召政望着加大、培高的墓冢,详细询问了墓园修复中关于拟定形制、指导布局、审议图纸等方面的问题。他讲起此前从原荆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克毅那里听说过墓穴内曾发现了两条蛇的事,问这次重修墓园,怎么会考虑要挖开墓穴的?接待人员告诉他,张居正原有的旧墓,早在“文革”初期就被掘遭毁、玉石俱焚了;当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修复这里时,由于条件所限,一位老文博工作者只是将收集到的遗物用一只青花瓷将军罐盛放起来,就地草草落葬……20多年过去了,在地下水位颇高的地质情况下,那只瓷罐情况如何,谁都不敢打包票。这次修复墓园,为了尽可能周全地恢复原有形制,刘克毅主任安排工作人员特地准备了一套本地的上好棺木,打算将那只青花瓷罐重新安葬。墓穴挖开后,人们发现在瓷罐上,有两条蛇虬曲蟠绕在一起,栖居在土层中;那蛇大小相近,都有一米来长,红润润的身躯上,还均匀地散布着黑色的与黄色的星斑……若非亲眼得见,还真以为是神话中的传说。
熊召政听了,深表嘉慰。其间,他还告诉接待人员说,筹备中的42集电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上告一段落;上个月,即3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已经给该剧颁发了准予拍摄的文件,将来一俟准备开机,他会带领剧组人员来这里拜祭张文忠公。
在参观《重建张居正墓园碑记》时,当熊召政听说到墓园所在地即张居正当年归家学农、息影读书的“乐志园”时,顿时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将碑记大略看了一遍,意犹未尽,问有没有原文。接待人员说,随后将设法寄一份复印件给他,并简要讲述了天井渊、“乐志园”考证的经过。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张居正在返乡读书、习农的过程,以及偕友人游历南岳衡山时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言辞间可见其对《张居正》中的主人公用情之深、用心之专。
在参观张居正生平陈列室时,熊召政先是在太岳堂里面对着张居正的巨幅彩绘坐像,凭吊这位集贤臣、宰辅、帝师于一身的张文忠公。他感慨地说,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是他执政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推行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对此我们还应作深一步的研究。当他看到陈列图片中有明神宗的御榻时,还如数家珍地侃侃而谈:在张居正当权时,为了辅弼幼主,实在是煞费苦心。那时,他在御榻旁竖起一列屏风,依图式将国内疆域与封疆大吏的名字一一绘制标注出来,张贴在屏风上;各地督抚每有奏闻,张居正都会指着屏风上的图式,言明此时何处何人经历何事,让幼年的神宗能够及时了解朝中时政大事。如果说在“万历新政”的后期神宗皇帝还确实有所作为话,那么显然是与其谆谆教诲所分不开的。
随后,他将手指于《张居正家族世系表》中张同敞的名字下,神情凝重地说,在张家这个人是忠臣烈土,可以把他的事迹突出宣传一下;然后又讲起张居正的另一个曾孙张同奎在清朝向皇帝伏阙上书,为先祖洗涮罪名之事……总之,整个参观的过程既热烈,又轻松。

参观结束后,墓园隗柱仁主任将熊召政迎至纯忠堂,泡上清茶,并奉上留言簿请他题辞。他倒底不愧为名满天下的三楚才子,只见其稍作沉吟,宁神片刻,随即就提笔写了起来:“曾记先生柄政时,城狐鼠社尽摧之。书生自有屠龙剑,儒者从来作帝师。寂寞王侯多怨恨,萧条国事赖扶持。昭昭史迹多嗟叹,国库充盈宰相危。”接下来,他又纵笔写道:“光阴荏苒,五年过去,昔日之破败,令人怅然;喜重修之后,渐成气象,太岳先生地下有知,定欣然有悟。二00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他的钢笔字笔划挺秀、骨象清朗,点横撇捺均章法有度;尤其是那才思敏捷、纵情挥洒的风姿气度,令在场的人无不抚掌称绝。
这一帧题辞,前面重录的是他五年前的一首《怀张居正》的七言旧作。熊召政是诗人,1980年就曾以一首《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名满天下。听熟悉他个人阅历、生平的人说,当年他从北京领全国首届优秀新诗奖回来,其家乡英山的父老乡亲都聚集在县城放鞭炮迎接他,人山人海围着他就像欢迎英雄一样。
2002年的年底,当洋洋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杀青交送出版社之际,熊召政曾感慨万千,禁不住写过两首律诗《〈张居正〉付梓后作》。诗一云:“黄卷青灯已十年,布衣夜夜伴寒笺。无穷忧患来胸臆,刻骨兴亡上笔端。满纸写来家国恨,寸心琢出珍珠船。江山不肯空文藻,骚客何时敢赋闲。” 诗二云:“以身许国惭无补,且为江陵铸史篇。萧瑟衣冠怜烈士,屡经风雨见奇男。彩毫重塑神州梦,碧血常涂社稷坛。莫道英魂拾不起,今宵欣看月团圆。”
前年,《张居正》荣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岁暮时节,熊召政在去北京领奖前,曾又一次来荆州拜谒张居正墓。他再次写诗一展情怀:“忍向荆州寻旧冢,五年凭吊我重来。残碑更欲迷荒草,梵磬悠然怅客怀。社稷频添龙虎气,英雄谁上凤凰台?伊周事业千秋在,岂让丹心化作灰。”
此后,熊召政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述过自己当时的心境:“到此,我才发现,张居正已经活在我的血液里,与我分不开了。由此我又想到,帮助一个民族,让它恢复正常的记忆,或许也是文学的任务之一。”
品读他这几首以张居正为题材的古体诗,我们不能发见,张居正的墓冢作为楚地先贤留存于世的一处文化遗址,它在熊召政的心自中,早已化作其与那位明代万历初年内阁首辅“精神对接”的系纽。他总是说,张居正也许不是伟大的,但却是杰出的。他最高尚的品质是具有“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担当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他领导的改革才能像一抹灿烂的朝霞,给晚期的死气沉沉的朱明王朝带来短暂的辉煌。张居正的悲剧所在,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性与缺陷。正因为以上这些考虑,我才花十年时间写作《张居正》……
如今,修复后的张居正墓园正以其闳阔的形制,疏朗的布局,迎候着海内外的观光客。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人们来这里凭吊明代杰出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的生平业绩之际,也会感悟到有像熊召政这样的一位优秀作家,为了实现其“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的宏图大愿,曾经付出过何等艰辛的努力!
前面的路正长。我们期待着他获取更多更大的成果。
荆州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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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伟业奠先贤
——探访新近修复竣工的“张居正墓园”小记

□陈礼荣

公元2004年,农历岁在甲申。入冬之后,一座形制恢宏、殿阁巍然的张居正墓园

,在荆州古城东门外太岳路北端原张家台故址,已告基本修复竣工。
张居正墓园北靠郢城遗址,南濒江津古渡,为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

的归葬之地,亦是其当年一度远避尘嚣,归隐乡里,抗志浮云,遗世独立的住所

。这一年,同时也正是这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殁世之后,遭逢籍没

抄家、褫夺勋位之弥天灾祸的的第七轮甲子。联想到其生前死后的那一段人生际

遇,倘若张文忠公上天有灵,当为桑梓人民为他重修墓冢、再设祭台的这一大善

举而含笑于九泉。

一代贤相 开创千秋伟业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张居正是一位罕见的杰出政治家。他以秀才、举人,

而进士、翰林之科考资历入仕,官至内阁大学士,在明朝万历年间辅弼十岁的小

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厉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明通

鉴》赞扬他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

阜,居正之力也。”作为一位有功于社稷黎民的“救时宰相”,其赫赫功绩,堪

与商鞅、王安石等比肩并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

大改革家。
张居正的十年改革,涉及到明王朝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取得了显著成效:首

先,他以法治为理政的宗旨,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比

如,当时的驿递制度成为官方奴役百姓的主要弊政之一,各级官员及其眷属乃至

戚友利用权势,套取“勘合”(驰驿的印信),在各地驿站颐指气使,百般勒索,

无偿地占用着民间资财及人工畜力。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将抨击不

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从而一扫多年积弊,使黎

民百姓稍得解脱。
同时,张居正以理财监察为中心,整饬吏治,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他颁行“考

成法”,以言核事,以事核效,从而提高了政权机构的运行效率。他不拘一格擢

用人才,诸如破格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越级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

太仆卿京堂,重新启用被一度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等,都为他建树新

政、推进改革而做出了应有贡献。尤其是他擢拔、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坐镇蓟辽

,进一步巩固了北部边防;由他所主持的开边贸、通利市的招抚和议,促成了俺

答等蒙古部族势力的归附,进而使当时的国防建设空前稳固,实现了兵戈偃息、

四方安靖的大好局面。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须以近民便俗为宗旨,策定了为发展经济而

厚商利农的大政方针。由他主持进而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即对当时商品

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他又把兴修水利作为

发展生产的重要举措,采取了潘季驯关于将漕运与民生相兼顾的正确主张,全行

推行治河疏淮的系统工程,由此使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

运输”,既保障了生产,又稳定了政府的财源。总之,正是由于张居正的勇于任

事,锐意改革,乃使濒临败落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复苏的生机。据史料显示,嘉靖

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府库空虚,入不敷出,财政赤字超出三分之一,

而在改革之后,“岁入白银达四百万两、太仓积粟可支数年”。其赫赫勋绩,彪

柄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生荣死哀 阅尽人间沧桑
张居正执政的10年,是明朝276年历史政治最为清明、国力最为强盛的10年,因而

在其去世前便已达到权力的顶峰: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明神宗特诏赐银

1000两,资助张家在荆州城东门内修建府邸。府前当街,是一座高大巍峨的石牌

坊,敕赐“帝赉良弼”四个大字;其府邸中房舍精雅,楼阁凌空,“纯忠堂”、

“捧日楼”互为映衬,蔚为壮观。府成之时,皇帝又御笔亲书对联“志秉纯忠气

,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万年”相赠,以达奖掖褒赞之情。至万历九年十

一月,张居正即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晋太师兼太子太师、加封太傅衔、支

伯爵禄……这一切,都充分展示出了这位官居极品的内阁首辅那鼎盛时期的荣耀

与显赫。所以,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死后,极尽哀荣,明神宗不仅为其亲颁

谥号“文忠”,甚至还派太仆寺卿护丧回籍,给他在荆州故园修建了一座规模宏

大,气象辉煌的墓园。
张居正忠于谋国,却拙于谋身,因其权重震主,祸荫骖乘,竟自骸骨未朽,门祚

己倾。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御史羊可立便参奏张居正,攻讦他生前构陷宗藩辽

王朱宪(火节)的种种罪责。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明神宗派司礼太监张诚

,刑部右侍郎邱木舜等率锦衣卫查抄张府,满门禁锢,追逼拷掠,其长子敬修含

恨自尽,次子懋修自杀未遂,家属饿死十多人。朝廷中更是浊流狂注,一时落井

下石者众,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罢黜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

新政,更是付诸流水。张氏一族遭此大难,倾间破败,他的墓地也就在劫难逃了

。后来,因有众多大臣疏请从宽,神宗才只好下诏,允留空宅一所、田10顷,以

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此后,因朝政腐败,国家多难,民不聊生,内外交困,人们追思张居正的功绩,

纷纷缅怀万历新政给国家带来的清平气象。于是,到明朝万历四十一年,江陵县

令石应嵩还曾为张居正重修墓园,再树新碑。当时,有一位诗人曾痛心疾首地悲

吟道:“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明王朝

终于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翕然坍塌……直到清朝初年,其墓园的“翁仲华表,犹在

草莽间”。
张居正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他的生前死后,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曾

经引起过许多人的关注;而正是由于这种争议,使得其墓冢在漫长的时期内难以

得到妥善的维护、修葺和管理。抗战期间,我国史学界巨擘、复旦大学教授朱东

润先生从英国留学归来,以先进的史学理念,修撰出其传世名作《张居正大传》

,真正展现出了传主张居正那宏阔壮伟的胸襟抱负和沉雄刚毅的施政才华,并对

其是非功过,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但由于其时正值战争岁月,无人会留意对一位

历史人物的争议;再加上此后时代洪流波澜迭起,致使张居正墓寂寥荒凉依旧,

阅尽人间变幻风云……
星移斗转,陵陆兴替,此后多少年间,或厄于天灾人祸,或困于时艰岁蹇,因其

身后萧条,张居正墓园榛莽丛生,衰败不堪,仅余黄土一扌不。当历史车轮转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际,历经沧桑、已经坍塌不堪的张居正墓,不可避免地遭逢

到了那场十年浩劫,其间墓碑被砸、圹穴遭毁,墓穴挖开后掘出一椁一棺,棺内

头颇骨及身骨架俱已散乱,遗物留存的仅铜镜一面,金钩一双,以及玉带上的白

玉数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地方文物部门的有识之士多方奔走,筹措资金,曾勉力修

复张居正墓冢,此后虽略有修葺,但终因财力所限,擘划无力而半途捐弃。进入

21世纪后,湖北省著名作家熊召政先生为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曾多次来

现场凭吊,他震悚于墓地的荒凉与破败,不得不一再悲叹,扼腕痛惜。

墓园重光 告慰泉下英灵
鉴于张居正当年定经制,安社稷,“以六合重担荷之双肩,以四海欣戚会为一体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缅怀其旷古奇才,追思其执政理念

,荆州市人民政府在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下,

于2004年初开始谋划动工恢复、兴建张居正墓园。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目前已

经修复竣工的张居正墓园,以其肃穆庄严的环境氛围,为这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政

治家、改革家营造出一处安宁、静谧的安息之地。
新近完工的张居正墓园占地约1.1公顷,由仪门、半月池、陈列室、张居正雕像、

碑亭、神道及墓圹等8部分组成。整个墓园布局闳阔疏朗、形制古朴典雅,其格局

基本上仿照扬州“史(可法)阁部祠”和合肥的“包(拯)孝肃墓园”等明代同

一时期留存的古大夫墓规划、修建而成。在墓园中,张居正铜像高耸在半月池前

,其造型身材颀硕,眉目清秀,长须及胸,神采俊朗,兼具磊落伟岸,举止持重

,器识宏大,情态安祥之貌,充分展现出了这位桑梓先贤那风骨傲然、质朴刚正

的超卓气度。神道两侧的石人、石马、石羊、石驼两两成双,使张居正墓园显得

肃穆、庄严。
据考证,张居正墓园的所在地张家台,也就是其当时购置的“乐志园”旧址。明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因严嵩当道,倒行逆施,朝政不修,纲纪废弛,

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官卑职微,无以申其志而忧愤国是,遂托归田养疴之

名,告假返归故里。为远避尘嚣,他乃于荆州城东门外古天井渊一带,置田数十

亩,“植竹种树,订茆结庐,以偃息其中”。从此,至嘉靖三十八年,他先后共

六载赋闲,就在“乐志园”内杜门谢客,偃息其中。此际其心如止水,形似云烟

,或潜心攻读,纵横驰骋于诸子百家之中;或兼习稼穑,时复周行于阡陌垄亩之

上,或内省反思,仰古俯今以探求宁神养气之道;或优游湘衡,苦索兴替以寻求

治世理国之策……中途虽一度重返京华,但终因抱负难施而藉奉诏册封崇王之机

而再次南归。
当年的“乐志园”四周环湖,天光水色,交相辉映,莲荷环植,葭蒹葳蕤,修竹

拂云,芙蕖遍野,风光旖旎,湖山多情,桑梓父老一向乃以“张相爷东花园”相

称;而事实上这里却也是张居正调息身心,胎息丰神,长蓄忠贞之志以酬国恩的

休养地。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春,张居正承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徐阶之援引,以

右春坊中允兼领国子监司业;越四年,他出任裕王府讲官,至隆庆元年即由吏部

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开始进入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从这时起,他便充分展示出

了自己的政治才干,拨乱反正,鼎故革新,鞠躬尽瘁,砥柱中流,终于成就了“

万历中兴”之显赫功业。其间,虽父亲亡故而未予奔丧守制,舍丁忧而奉诏“夺

情”,竭力国事,直至逝世,近20年没有再履斯园……万历十年,张居正魂归故

土,归葬于兹,自此,“乐志园”即成为一代贤相的最后归宿。
如今,在张家台一带,还聚居着张居正的后裔子孙。据史籍记载,明朝崇祯三年

(公元1630年),朝廷追思其“慨然以天下为已任,振刷纲纪”的功绩,复荫其

子孙,他家后人便陆陆续续从流放地重返故里,农耕传家,繁衍生息,为他守护

墓庐,四时祭祀。
明丽和煦的阳光,照射在张居正墓园红墙青瓦、飞檐斗拱的仪门上。门楣上方,

是荆州籍学贯中心的著名学者、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时逾85岁高龄的王元化教

授为墓园题写的匾额。在那黑色花冈岩的匾额内,“张居正墓园”五个遒劲挺秀

的鎏金大字,在秋阳的映照中闪烁着一层眩目的亮光。半月池中间的一泓清水,

映现着张居正铜像那高大、巍峨的倒影,在蓝湛湛天空的衬托下,这位中国古代

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显得愈加清晰;间或池畔柳树飘下一片落叶,水中

便泛起层层涟漪。静谧的墓园幽境,更显现出墓冢在一排苍黄的水杉中间所凸现

的庄严气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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