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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自后梁开平三年（909年）置县以来，方志著作甚多，其中以明、清两代为最。据1994年新编的《吴江县志》记载，明代仅“松陵志”就有四本，分别是：窦德远的《松陵志》、吴本的《松陵志》与《增辑松陵志》、莫旦的《松陵志》。笔者对窦德远《松陵志》、吴本《增辑松陵志》、莫旦《松陵志》的三篇序文进行了解读和研究，产生以下三点刍议。
一、窦德远的《松陵志》不是松陵一镇之志，而是吴江一邑之志
窦德远的《松陵志》成书于明洪武六年（1373年），志书已佚，仅存序于明嘉靖《吴江志》刻本中。其在序中写道：“洪武二年，仍改州为县，民阜物丰，山川胜杂，疆域之广，古迹之多，顾志不可不辑，乃揽众说，采摭遗事，纂成是书，目之曰《松陵志》，使一邑之内、千载之间，其事可按书而索之。后之览者取前人之成宪以为法，将是道德兴而习俗美。松陵之区与周鲁无异，则是书有关于世，不亦大乎！”究其序，不难领悟窦氏用心良苦。从窦德远纂志的目的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他要编纂的不是松陵镇志，而是一邑之志。“邑”，在古代历来是“县”的别称，如县内之人，称之为“邑人”。而一镇之人，则称为“里人”。另外，其在序文开始处还叙述了松陵由古之笠泽演变为吴江县，再而升为中州，洪武二年改州为县的历史沿革。可见，他不仅是在介绍松陵镇的历史沿革，而且是在介绍整个吴江县的历史沿革。松陵历来是吴江县治所在地，以县治之名泛指全县，也在情理之中，这可能就是窦志之所以命名为《松陵志》，而不称《吴江志》或《吴江县志》的缘故。其实类似的情况很多，并非窦德远一人所为，明代周永年的《松陵别乘》、清道光初年王锟的《松陵见闻录》也是同出一辙。另据清乾隆《吴江县志》中徐师曾所作的序中记载：“县故有志，昉⑴于朱长文之《图经》⑵，而元人续之，窦公德远、吴公本又续之，至莫公旦而大备。”因此，虽未有幸揽阅窦志，然通阅该志全序，再辅以其他文献，笔者认为：窦志名为《松陵志》，实为吴江之县志。这样，根据徐师曾的序文，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大胆的猜测：如果吴江在宋元之间没有正规的县志，那么窦德远的《松陵志》极有可能是吴江史上第一本正规的县志。当然，这种猜测还需要方家进一步考证。
二、吴本的《松陵志》和《增辑松陵志》是同一志书
据1994年新编的《吴江县志》记载，吴本关于“松陵”的志书有两本，一本是成书于明正统初年的《松陵志》，另一本是成书于正统七年（1442年）的《增辑松陵志》。并且编纂者告知读者，现两本志书均已佚，其中《松陵志》在《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一书中有记载为吴本所著，而《增辑松陵志》仅存《增辑松陵志序》于明嘉靖《吴江志》刻本中。尽管白纸黑字记载清晰，但笔者对此还是疑惑重重：方志界历来就有30年内不续志的行风习俗，而初年一般泛指10年以内，吴本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编纂两本同样主题的志书，是否有必要，是否有可能？如果这种必要性与可能性均不存在，那么这两本志书会不会就是同一本书？
这一疑惑要得到解决，还须仔细研读吴本的《增辑松陵志序》。其在序中写道：“《松陵志》，余家藏之久矣。数年之间，余亦究心焉，欲求他本一校，竟不可得。其原本所类古迹、土产、人物、异闻具少。余取《图经》及郡志诸书，凡系松陵者皆采摭增入，用广其书，以便观览。”从序文观之，吴本纂《增辑松陵志》，是因为在他看来，前志所记载的古迹、土产、人物、异闻都很少，内容不够充实，不便后人观览。据徐师曾的序文推断，在吴本之前，只有窦德远纂过《松陵志》；另外，窦志成书于明洪武六年，到正统七年，时间间隔约70年，与“《松陵志》，余家藏之久矣”十分吻合，因此吴本《增辑松陵志序》中所谓的《松陵志》就是指窦志，而不是他的《松陵志》。顺着这样的思路，吴本对窦志进行增辑，是“在旧志的基础上增辑，……是续修普遍采取的形式之一”⑶，这与“从明代开始，改变以前的传统，前志不废，后志为续，逐渐使方志续修制度化”⑷的修志理论是一致的。
当然，行家也会说，吴本既然可以对窦志进行增辑，为什么就不能增辑自己的志书呢？这样看来，吴本在《增辑松陵志》之前，应该还有一本《松陵志》存在。如果吴本在《增辑松陵志》之前，还曾纂过《松陵志》，一般而言，他会在《增辑松陵志序》中提到，但通读全序，没有只字片言。相反倒是对《增辑松陵志》的成书得意非凡：“呜呼！松陵风景、人物，自吴越春秋迨今，不知几百年矣。余今所录，使后人一览而得之，将有系于政哉。”而莫旦在《〈吴江志〉序》中，就回忆了他先前编纂《松陵志》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吴本在其《增辑松陵志》产生以前没有编纂过所谓的《松陵志》。
另外，只有一种可能，即吴本的《松陵志》后于他的《增辑松陵志》。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其一，一本志书刚刚刊印，立刻对其进行重纂，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编纂一本志书也不是两三年就能完成的。第三，如果《松陵志》后于《增辑松陵志》，应该比《增辑松陵志》要成熟得多，影响力也要大得多，在历史典籍中应该有所记载，恰恰相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中有关吴江的志书情况里均未提到该《松陵志》。
基于以上阐述，笔者认为：吴本的《松陵志》和《增辑松陵志》实指同一本志书，就是《增辑松陵志》或《松陵志》，并且是对窦志的增辑。那么为什么会有两本志书的说法呢？这里可能有三个原因值得推究：其一，吴本的序文为《增辑松陵志序》，但其志书名有可能另称为《松陵志》；其二，有可能吴本的《增辑松陵志》始于正统初年，而成书于正统七年，是因为年份搞错的缘故，将一书称作两名；第三，有可能是后人在记述时发生了谬误，正规的记载是《增辑松陵志》，一般俗称则为《松陵志》，无意识中将一书化为两名。惟一遗憾的是，由于原志的佚失，今天我们后人已无法再拜读全志了。
细读吴本的《增辑松陵志序》，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吴本关于“松陵”的志书，也是指一邑之志，即为吴江县志。
三、莫旦的《松陵志》是其《吴江志》的初稿，其《吴江续志》是对前志的补录
据清嘉庆《同里志》记载，莫旦有《松陵志》、《吴江志》和《吴江续志》三本志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莫旦的《松陵志》成稿于天顺元年（1457年），确有其事，有其存于明嘉靖《吴江志》和清乾隆《吴江县志》的序文为证。然要究其纂志缘故，还得从明洪武初年说起。“明朝从立国之初，朱元璋等几代皇帝就倡导编修一统志，并多次督令各地纂修志书上送，以备取材。同时，还三令五申督促全国各地编修方志，‘昭代屡诏礼部，遍谕天下郡县，豫修志书以备采择’。由朝廷督促各布政司，布政司督促府州县，府州县志编修蔚然成风，‘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修志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溶于地方，成为构建地域文化秩序的重要途径，所以编修极为频繁。”⑸在这种背景下，吴江县奉文修志，莫旦（时为庠生，后致仕南京国子学正）和何升（时为庠生,后致仕训导）受掌教陈延用之聘，负责邑志的总纂工作。后来何升因忙于科举离去。“旦独不渝初志，谬加笔削，合而成书。” ⑹《松陵志》总共20卷，分27类。该书成稿后，莫旦执书请教陈延用，陈阅后“以为有功世教，宜梓行之”⑺。嘉禾的尹怀悦看到后，也欣然准备捐俸刊行。
莫旦在《〈松陵志〉序》称：“古者有版有图，版者户口之数，图则四方险塞要害之所关也。藏诸盟府，非职方者无由见得。他如《方舆志》、《三海经》、《寰宇记》等作，又皆略而未详、简而未备，故天下郡邑皆得修志书，以详其所有之事焉。吴江古松陵镇也，为州为邑余数百年，而志犹缺，非所以裨益世教而昭示将来也。”由此可见，其纂志的目的有三：其一，编一本普通百姓都能看得到的邑志；其二，所纂志书要能详尽邑内所有之事；其三，所编志书要达到“裨益世教而昭示将来”的功效。尽管纂志的要求很高，但该志刊印后，莫旦自认为“较诸前志，似觉粗备”⑻，其父亲知道后，也“以书来曰：‘古人著作多在末年，如孔子年六十余方定《六经》，汝为此书，何行之骤也？’”⑼年少为志，志又略显粗糙，莫旦面对父亲的指责，“始悔之，遂停其板” ⑽。因此，《松陵志》并没有正式刊印。
然而，《松陵志》成书的粗糙并没有使莫旦丧失继续修志的念头，反而激发了他重修邑志的决心。成化乙酉年（1465年），因其举功名，耽搁一段时间。“待次数年，因暇再加编辑，重立例目，添以郡志诸书，于凡残碑断碣无不收剔，遗编故纸无不检阅，鲐背鲵齿无不访问手录，心思至忘寝食……日积月累，总成二十二卷，比前志加详。”⑾该志成稿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刊印。但莫旦依旧执著地在增辑、修改他的志书。三十年后，恰逢孙显出任吴江知县，遂于弘治元年由孙显等人捐俸刊印。该志刊印时，命名为《吴江志》，孙显为之作《刻莫氏〈吴江志〉序》，莫旦自作《〈吴江志〉序》。孙显在序文中称赞道：“笔力简健，不溢美，不蔓辞，深得纪事纂言之体，方议梓行而邑士大夫皆力赞焉。”后人徐师曾也认为“县故有志，……至莫公旦而大备。”由此可见，不管莫旦本人、官方及邑内人士，还是后之方家，均一致认为《吴江志》较之《松陵志》，是一部成功的精品良志。莫旦的《吴江志》也成了吴江现存最早的县志，吴江市图书馆现藏有其影印本。
《吴江志》刊印后，莫旦可谓大功告成，然而他并未因此终结邑志的编纂工作。正德二年（1507年）《吴江续志》又成稿刊印。据吴洪⑿为其作的《〈吴江续志〉序》称：“余友莫先生景周在庠序时，尝纂《吴江志》二十二卷，垂三十年县尹华州孙君显始刻以传。今又二十年，先生以南京国子学正致仕家居，再阅前志，谓旧事有失收者，新事有未备者，宜加续入。方欲举笔，适太守四会林公思绍聘纂《孝宗敬皇帝实录》。既成，乃取事迹有关于吴江者为《续志》三卷，新旧毕录，可为备矣。”《吴江续志》稿成后，吴洪之子吴山⒀阅后“谓不可不刻也，乃请于学谕柘城梁渠略加校正，而邑之好义者咸乐然资助，遂命工锓梓，与前志并行焉。”由此可知，此志虽名续志，实为补录。这样，莫旦在其一生中，前后共完成了三部邑志，其中《松陵志》是《吴江志》的初稿，《吴江志》和《吴江续志》先纂后补，成为了记录吴江历史的重要方志巨著。
综上所述，吴江在明代出现的四本所谓的“松陵志”，实际上都是吴江一县之志。至于松陵镇，历来是吴江的县治所在地，却没有一部正式的镇志，这也是松陵镇的一大遗憾。盛世修志，时值《松陵镇志》即将开纂之际，聊成此文，以作感怀，供纂者参考。
注释：
⑴昉:开始。
⑵《图经》，实为《吴郡图经续记》，宋元丰七年（1084年）朱长文修，共三卷;
⑶、⑷、⑸，引自《方志续修的历史考察》；
⑹、⑼、⑽、⑾，引自莫旦《〈吴江志〉序》；⑺、⑻，引自莫旦《〈松陵志〉序》。
⑿吴洪，吴江县松陵镇人，孝子吴彰之子，字禹畴。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谢迁榜，二甲三十四名。历任南京刑部主事、郎中，贵州按察副使，广东巡视海道兼理盐政，福建按察使，太仆寺卿，工部右侍郎、左侍郎，南京刑部尚书。为官清廉，后因审案得罪太监刘瑾而辞官归里，正德十三年（1519年）后卒，追赠太子少保衔。
⒀吴山，吴江县松陵镇人，吴洪之子，字静之。明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吕柟榜，二甲二十二名。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副使，陕西右参政，福建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应天府丞，刑部尚书等职。继承父志，为官清廉，后暴病而死。明隆庆（1567～1572年）初，追封太子少保。
参考文献：
⒈明嘉靖《吴江志》，曹一麟修，徐师曾、沈启纂，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藏于吴江市图书馆；
⒉清乾隆《吴江县志》，陈荀纕、丁元正修，倪师孟、沈彤纂，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本藏于吴江市图书馆；
⒊清道光《松陵见闻录》，王锟编纂，吴江市人事局俞前家藏；
⒋1994年版《吴江县志》，韩铎、沈春荣主编；
⒌《吴江札记》，凌锦良主编；
⒍《方志续修的历史考察》，张英聘著，刊于郭培贵主编的《历史典籍与传统文化研究》一书，方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
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
⒏《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1990年4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⒐清嘉庆《同里志》，周之桢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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