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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志书可读性的探讨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读记
陈齐金
任何著作都要增强可读性以吸引读者，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方志作为一种特定的综合信息载体，更要蕴含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让读者乐于阅读，读得明白，读得有趣，开卷终篇，爱不释手。
增强可读性，各种文体自有章法：文学作品可虚构人物情节，工作总结可交流经验教训，通讯可借助描写抒情，史书可以结合记述议论……方志却只能直述事实，“述而不论”。可见，方志增强可读性会有一定的难度。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下面简称《康熙志》）的主纂者赵衍，出身书香门第，饱读四书五经，有扎实的方志基本功；中过进士，当过县令，具有居高临下、深中肯綮的优势；又是土生土长的东阳人，娓娓道来，分外亲切感人，在可读性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他关于方志在结构、题材、文辞、形式方面增强可读性的诸多论述与实践，值得我们二轮修志工作者研究并借鉴。
篇目设计 周至简明
方志的本质特征是资料性，价值就在它蕴含的各类信息，人们读志都想从中获取自已需要的信息。所以，卷帙浩瀚、门类繁复、容量巨大的方志，如果开卷便展现的篇目周至简明，便予读者查找，就必定能吸引读者，增强可读性。《康熙志》主纂赵衍深谙这一规律，他在《序例·卷目》中说：
至如郡邑之志，未有从而寓目者，虽有博雅之儒，或当前而不御。何者？以其书之繁且杂也，而莫与怿其目而厌其心。夫惟开卷厘然，有所触于中而动，求其故于某卷某条之中，如取如携而得之，当必有欣然于其际者，易其厌倦之心，而授之以兴起之意。
为什么有些内容丰富的方志，竟然引不起“博雅之儒”的欢喜而认真阅读？原因就在缺乏一套周至简明、有机相连的篇目。所以，赵衍在设计《康熙志》篇目之前，统览了历代东阳县志，还研究了同时代的金华、兰溪、义乌等县志，他分析说：“枫山先生辑《兰溪志》，所提总纲凡四条，可谓约而该。《金华志》增《艺文》，亦未为不当。”认识到“其识到者，其体自纯；其学该者，其言不苟”，觉得见识周至、学问完备是前提，只有熟谙方志理论，稔熟东阳地情，才能编出附合东阳实际的优秀篇目。他在设计“总目”的同时，还创造性地设计了“卷目”，他说：“总目者，各志所有，是所同也；卷目者，各志所无，是所独也。”，这样，“比之金、兰则已増，较之各邑则加简，此新旧提纲所以异也。”怪不得时隔几百年的我们捧读《康熙志》，从“总目”方便地找到大的分类，再从“卷目”找到细的条目，还如遇故人，倍感亲切。
赵衍除创造性地采用“卷目”外，还将每一个条目细加辨析，逐字落实。在《序例·酌定款目》中，他列举了以前某些方志“以物产为土产，以风俗为土俗，以惠政为恤制”等二十五个条目不甚妥当的名称后，指出这些篇目名称“或过于文，或过于质，虑其那移，而反不免于牵合矣”。自信地指出“今志提纲分目，共计七十余条，虽不能尽采诸家之长，至于明白易晓，确当不移，拟议毋使不伦，因袭毋令不切，则庶几焉。”可见，《康熙志》简易明白而引人入胜的篇目源自赵衍审慎的科学态度。
内容选择 追求特色
方志不仅要共性相通，更要个性相异，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可读性。
方志的题材很多很广，不外乎是写过去的事，记载过去的事实或某种事物、事件的发展过程。《康熙志》的篇目，囊括了东阳的天文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社会人文、历史沿革，特别增设了历代《东阳县志》未设的二十余项条目，赵衍在《序例·增定事例》中介绍：“凡郡邑通行志例所有，而本邑旧《志》所无者……约计凡二十余条，皆郡邑中深切着明之务，搜罗摭采，几于纤悉无遗。”难怪当时的东阳知县俞允撰为《康熙志》写序言称：“博览昔之传纪，无有遗佚；参订今之事实，曾未滥登。”当时的金华知府张荩为《康熙志》写的序言更是感叹：“自汉宁建邑以迄于今，其间因革、废兴、吏治、民生、山川、人物、风俗、畜产，班班具在，岂尽故老之流传欤？所赖以不坠者，此物此志也！”充分肯定赵衍《康熙志》取材的全面。
那么，怎样体现东阳的个性和特色呢？在《职方类十一·风俗》里借“永之书”的话分析金华各县风俗的特点，说：“东阳之俗文，其弊也饰；括之俗武，其弊也悍；武义之俗质，其弊也野；义乌之俗智，其弊也黠。”在《风俗》中记述了“士”“农”“工”“商贾”“僧道”“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冠”“婚”“丧”“葬”“祭”“岁时”等十六种条目，记载“工”的只有102字，记载“商贾”的仅有79字，而记载“士”（读书人）的有656个字，仅次于风俗的重头篇目“岁时”。为了表现东阳“文”的特色，赵衍更选择了如学校、名贤、艺文等篇目详写，他在《序例·学校》中特意说明：“盖稍仿《通鉴纲目》，更立义例，或大书，或特书，以振起斯文，鼓舞来学。如勅谕、教条等项，有关于人心士习者，悉表而出之。旧无而今创，所谓特书也。历代修建，亦大书之。奖借义士，扶植颓风，或在乎此。”东阳的名贤儒学、艺文群书、黉门孔府等都留下了详尽的记载，可见编纂者为表现东阳风俗特色“文”的良苦用心。
对于东阳风俗人情之“弊”，赵衍同样毫不留情地披露，在《风俗·朋友》中分析东阳人的朋友关系时说：
（东阳人）其类不一，其情不齐。大概所称道义之交甚少，而势利之交亦不多。寻常往来，情面则通行者已，顽伙博徒不在此列。《乌志》亦言之：“东亲戚不如义相识。”此言良然。然大半皆人事，非纯任地气也。乌人世经商他处，远至京师，着藉不啻千家。他乡故知视同骨肉，势使然已。而什一之利，时复倍蓗寻常，壮士黄金，易为颜色，故凡经营名利，以逮吉凶患难之事，彼此相亲，尔我相顾，为东人所不逮。
与义乌人的朋友关系比较着写，对东阳人情之“弊”，既有不客气的披露，又有中肯的原因说明，让人心悦诚服。
保留诸说 显示识见
方志记述的材料，时间有远有近，一般要求“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但是，有些事关重大、鲜为人知而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旧事件犹如陈年老酒，年代越远，其醇化的程度就越高，越能激起人们对其真实面目的追寻和个中原委的探求。这样的题材经过精心雕琢，就会跃然纸上，具有更强的活力，提升方志的可读性。《康熙志》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现略举一二。
首先，关于县邑初建时县名的记载。《康熙志·建置》言：
汉兴平二年，初置汉宁县。……《郡志》：“汉献帝兴平二年，置吴宁县。”旧《志》因之。注云“时孙吴据之，故名。”
赵衍认为《郡志》的说法不对，他作出考证：
按《通鉴》，兴平二年，孙策方渡江，而东犹采石也。是时会稽尙为王郎所据，至建安元年，策始渡钱塘，取会稽，降王郎，自立为会稽太守，相去有年矣。谨按浙《通志》：“汉献帝兴平二年，太守许贡奏分乌程置永安县，析诸暨水门村置汉宁县。”固历历也。
赵衍根据经典史书的记载，加上自己的理解，认为初建县时，县域尚未属吴，怎可能取“吴宁”之名以寓“吴地安宁”之意呢？据此推断，县邑初建时县境仍属汉，县名应该是“汉宁”。编者采用的手法是“明断”。
再看有关小地名记载：
桃陶二字不同 前《志》曹冠《志喜楼记》：“桃岩之崒嵂”。徐次铎《西岘记》“于南则有西清、陶岩”。桃、陶二字不同。《白云洞志》：“陶岩在县南五里勒马峰西，昔陶弘景尝登此山，因以得名。”不知何据。按《孙游岳传》：“门弟子百余人，惟弘景为入室。”而史传所称，弘景遍历名山，访求仙药，其登此山，想当然已。弘景为武帝所重，时谓之山中宰相，即以其姓名之，固宜。而今时俗率称桃岩，以其象形也。象形在目前，而陶之取义，亦非无谓，两存之可矣。
采用的手法是“两可”。
东阳土城的修建时间，隆庆《东阳县志》记载：“其迁于今治，不知为何时也。旧有土城，周十里，中为子城，岁久而圮。”土城与子城连在一起记载，没有交待修建时间。赵衍认为《东阳县志》应分别交待土城、子城的修建时间，不能合并一起模糊记载；又苦于史籍中找不到修建土城的确切时间的佐证，所以《康熙志·职方类四》记载：“城郭：邑旧为土城，周十里，不知始于何时。以所闻度之，当在复建之后，非汉时所建汉宁旧址矣。……中有子城，唐末沈彝宪筑。”因为只能推度初筑土城的大概时间，不能确切地裁定时间，采用了“沉疑”的手法。
历史书或旧方志难免会有误载，即使是已经被历史证实是错误的，为了如实反映史实，赵衍还特意在《序例》中列一栏“误载同载”加以说明：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名人达士，垂声简策者，人得而慕之，亦人得而私之。盖自浙《通志》而下，郡邑诸志，先贤姓氏误收误载者颇多。准之以本志，则有本邑之人而误收误载于他志者，亦有他邑之人而误载他志、误收本志者，龚孟舒、王象之金华误收，舒元舆兰溪误载，滕珦兰溪误收……凡若此类，本传亦已叙明，而各志之误尙相承袭，是不可以无辩。
以上的记载形式各不相同：对于通过核查结论明确的，明断之；对于各自有据莫衷一是的，使“两可”；对于通过校核尚无结论的，让“存疑”；虽有结论，但有争议，让“同载”……《康熙志》中记载的那些时间久远而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要记载，既表现了赵衍尊重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又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
文辞精悍 出格入格
编志有许多规矩，志人习惯叫做“格”，如“志体笔法”、“述而不论”、“不越界而书”、“下限一刀切”等，常常有人在提醒纂志人不要“出格”。但是，赵衍在《康熙志》中却经常玩点“小调皮”——纂志之笔游离于“出格”“入格”之间，且看以下几段：
①成隆二志异同：《成化志》当宋元草创之余，以缪侯之贤，有纂修之事，遗书旧编稍稍间出，秉笔之人不知裁择而惟务其多，如贫家子骤取富，钱谷什物，厝置未能悉当，往往委积于地，以成红朽（陈腐变成红色的米粟），见之者以为厌，则遂举而去之，而不知其为生民日用需也。
②兴济桥：即义乌之东江桥也。地不属本邑，故不得与桥渡并书。而本邑屡有修建，皆不吝千金以从事于此，是有未可泯者。文记甚多，特录其一以概之。
③薯蓣：俗谓之薯药，盖以类山药也。味与江北同，然不入药。另一种为甘蓣，俗名红山药。种法：凿坎方广令深，但壅土而已，不须锄治。用力少而利多，一亩可收数十石，东民未有此种也。
④物产：别种荞麦，与二者不同。白露前撒子，至霜降后收。开花、结子、收刈皆以十八日为期。或经霜则败，故俗又名花麦。农家以此为救荒之谷，岁旱则此谷易生而有收，盖地力未尽故也。《农政全书》曰：“撒种后即须以粪草盖之，种须漫撒，稠则结实多，稀则少。”邻邑诸暨多如此。本邑以省子而垦种，故所收不及其半。此等亦当知之耳。
⑤盆山洞：盆山之麓，昭明庙前。相传梁昭明避谗隐此，故其地名王隐坑。所遗金钟，绍兴中曾献于朝。又洞口有石如盆，广二尺，深尺余，水盈其中。夏日，过者汲饮，数百人不竭。偶有人以足濯之，忽深几溺，因疾走得免云。
初看文段，①段“贫家子骤取富”的多句设喻和⑤段“偶有人以足濯之”不是“志体笔法”；②段义乌的“兴济桥”是“越界而书”；③段记述当时东阳还没有的“薯蓣”，似“突破下限”；④段“农家”后的文字属于“述而不论”之“论”。但深一步想，对待编志时遇到多而乱资料时或胡乱“委积”或全部“去之”的两种态度及其危害的叙述，还有比①更简约明了的吗？②段的“兴济桥”从地域讲不属于东阳，而东阳人“不吝千金”为义乌造桥不正是表现东阳人“大爱”精神的最好题材吗？推介③段的“薯蓣”给东阳百姓，介绍④段“荞麦”的正确播种方法，正是方志最基本的“资治、教化”内容，我们也从中得知在赵衍编写《康熙志》的康熙十六年东阳还没有种植“薯蓣”，不也起到了“存史”的作用吗？可见，这些似乎“出格”记载的内容，不仅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还表现了东阳当时“地情”，既是表现了赵衍运用方志“规矩”稔熟、灵活，也表现他为民修志的一颗丹心。
⑤段“偶有人以足濯之，忽深几溺，因疾走得免云”，寥寥十七字，增添了些许情趣，也是赵衍深厚文学功底在编写志书时下意识的流露。
一本出色的方志，还应该充分利用志、纪、传、图、表、录等文体，做到体例相配适当，图文融合自然，才会吸引读者。赵衍在《序例·増刻诸图》中说：
古者左图右书，其并重乎！盖凡四方之志，皆谓图经。是所先在图，而志以佐之云尔。秦汉以还，所谓书者日多，而图者益寡，失古之意矣。旧《志》一图，仅成故事。而各志中颇有精详工雅，近于古者，辄仿之而列为九图，用以参观，非徒悦目。
尽管当时绘制、印刷条件比现在差多了，但《康熙志》还郑重其事地描绘了“疆域总图”、“城郭图”、“县治图”、“学宫图”、“郭乡图”、“东北乡图”、“玉山乡图”、“西南乡图”等九幅，使《康熙志》从外观到内部设计有一个和谐的格局，让读者兴味盎然，不忍释卷。
增强志书可读性是志书编纂者必须重视的问题，从编志一开始就应将它置于应有的位置上。但强调志书可读性，也要防止走偏走反，必须掌握好“度”。赵衍在《序例·酌定款目》中说：
文胜则史，质胜则野。邑乘之体近于史矣，而为雅俗所同，则以参乎二者之间，合乎自然为贵。
这里，赵衍化用了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之句，认为：文饰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质朴胜过文饰就会显得粗野。把“邑乘”（县志）和“史”进行比较后，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合乎自然为贵。”语义和清代杰出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上》提出的著明论断“因事命篇”如出一辙，但时间要比章学诚早近百年。“合乎自然”就是处理方志资料性和可读性的“度”，赵衍就是坚守“合乎自然”的意念，在结构、题材、文辞、形式等方面采用多种手法增强可读性，成就了东阳百姓可敬可亲的县志《康熙志》。作为《东阳市志》二轮编纂者的我们，难道有理由不好好研究、学习《康熙志》里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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