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致知”说开去 2002年秋,小孩从许昌一高转学到平顶山市一中就读,送小孩报到那天,我们在西校区看到有栋楼的名字叫“格物楼”,感觉到这名字起得很别致。小孩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还真的有点说不明白。后来查了查资料得知,它是出自《大学》一书,还特别富有意义。“格物”是《大学》八目的第一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的意思是深入;物是泛指事物。格物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把事物的道理彻底研究清楚。那么,“格物楼”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学习知识、技能和研究学问”的地方。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格物与致知这对范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大学》是儒家的一篇重要的经典著作,它重点阐发了儒家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其中有一段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格物致知”的出典就在于此。“格物”与“致知”都是“八条目”之中的一个步骤或方法,由“八条目”的顺序来看,格物与致知是其中的前两个步骤,可以看出,格物与致知是修身的基础。 “格物致知”,若简单地解释,那么“格”就是推究,“物”就是事物,“致”就是获得;简言之,就是推究事物,方能获得对事物的认知。《大学》教诲人们“格物致知”的很多,比如要知“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知“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知“六步骤”,知矩之道,知财富之道等等,而直接在文中出现“知”字的就不少,且特有机趣。比如,知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知止—“知止而后有定”;知本末—“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又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知先后—“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美—“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等等。可见“格物致知”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智慧,即在对万物的探索中认识万物,在对万事的研究中认知万事。“格物致知”,也成了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人们对“格物致知”做出了千年的诠释,其中涵蕴了极为丰富的思想精华。 研究表明,最早对“格物”和“致知”进行解释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他说:知,谓知善恶吉凶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所谓的“知”,是指善恶吉凶所起始与所终结的知识。如他所说:“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即你对善与吉的知识深切不疑者,则“来到”或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必定是善和吉的;若你对恶与凶的知识念念不移者,则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必定是恶与凶的事情。唐儒李翱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则于郑玄有较大的不同。他认为,物为“万物”,格亦是“来”或“至”。物呈现于眼前时,人心便昭昭然明晓此物,此谓之格物;但是,心虽能明辨万物,却不应于物,不为外物所牵,此谓之致知。可见,致知并非只是对万物知识的简单把握,却是认识主体(人心)对万物明晓后的一种心理把持,这才是掌握知识的最高境界。 在宋代,二程(程颢、程赜)沿袭李翱等先驱开启的理论路线,注重心性(主体)在认识与修养问题上的研究。他们对格物致知的诠释颇具心学与理学的特征。相对而言,格物致知之说,更具“心”学特征。如“以心知天……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还如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朱熹一生对《大学》用力最深,在《大学章句》中对格物致知说有集中的表述:“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他认为之所以说致知在格物,是因为欲致我之知,必须通过即外物而穷理方可。《大学》所教,是要使学者先格尽天下之物,其实格物所穷之理亦不过是其已知之理,只不过是力求心外之理与心中之知完全相合而已。 细察中国先哲们对格致论的解释都具有对德性的重视是其共同特点。古代学者基本倾向于尊德性为主,道问学为辅,人人可通过道问学而至尊德性,尊德性处于神圣、崇高且不可动摇的位置。中国传统的格致说内涵之中虽然不缺乏求真精神,但由于它始终没有完全割舍另外两个品质——求善与求美的精神。因此,我们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要继续学习西方“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完全摒弃自己传统思想中的一些优秀的观念,比如,格致论中的道德形上意义在新的时代似乎又将重获用武之地,或许可以为现代科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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