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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思想，并且希望思想能进入一切领域，思想本身不是重复性的、平庸的，而是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但是，思想本身充斥着矛盾，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悖论。逻辑上的悖论来自思想上的活动。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按照中国人素朴的经验主义意识，大概能够得到的是“我在故我思”。这两个命题是对立的。后一个命题是经验主义的，而前一个命题则是一种思想的和语言的逻辑。“我思故我在”使得我们的思想有了对于历史的超越。它主要不是经验的归纳，而是基于人的自我意识而产生的一种观点，像黑格尔讲的，人是用头立地的，并且凭借这个概念，西方人才会说，人是具有神性的。神是全知全能、自我创造的，有了神性的人也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创造自己。因而很多人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看成是为现代性奠基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就不会产生。“我思故我在”把西方哲学从原来的自然本体论推展到主体的认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认识主体的形而上学。当西方的自然哲学转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西方人才发现原来在自然本体论下面还有更深层的东西。认识论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本体论成立的一个条件。与此相反的“我在故我思”同样有意义。这是一个经验的命题，我们还是一个当下、有感觉的、有生命的，并且总是不可能完全超越自己利益的人。我们很多思想是围绕着我们“在”而展开的，而我们“在”不仅仅是在自然中生存，而且在社会中生存。所以我们不仅要谋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还要谋社会的权利。这都可以从“我在故我思”里推演出来。 思想的矛盾可以分为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刚才的两个命题是思想的内部矛盾。笛卡尔的我思是一个非身体的我思。笛卡尔说身体不决定我们思考的逻辑和我们思考的结论。但毕竟我们是人，因为有了大脑才能够进行思维。因而当我们思考自然科学或者纯逻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充分地了解到，我们仍然受到肉体或者大脑的结构对思考的逻辑和方式的制约与影响。举个例子，大自然的物理世界是没有色彩的。只有光波作用于视网膜，我们才有了颜色的感觉。颜色对色盲是不存在的。这就说明感觉总是离不开身体的结构。身体结构已经在原则上制约了感性的认识。理性认识难道也受肉体制约？当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力求摆脱偶然的东西，包括身体属性、民族属性、年龄属性，而达到一种思想的纯粹性，这样才能够进入到几何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想必定是由肉身产生的，所以，思想到底能不能完全超越生理的生命、社会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提出，当我们运用理性来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就产生了二律背反。理性试图超越现象进入本体界，康德给我们揭示了思想的内在矛盾。当然这个内在矛盾是不是被黑格尔用那种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完全解决了？我个人认为恐怕要打个问号。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否定思想的矛盾性，而只不过是想把思想的矛盾变成思想的张力。恰恰是思想的矛盾在不断推动我们向前延伸，而这种延伸是没有终极目的地的。 思想的开显和遮蔽主要是黑格尔的一个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以及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一些人认识到了思想的这两个对立功能，荀子专门有一篇叫做解蔽。他认为，我们的思想特别是一旦通过语言表述出来总是有蔽的。所谓蔽是遮蔽，而这种遮蔽在荀子看来，恰恰是开显的结果。荀子批评庄子的时候，说“蔽于天而不知仁”。但其实，庄子恰恰是讲天的，但是他把天开显出来的同时，天也成了遮蔽仁的东西。 因此，我们不能把自己已经获得的认知固定化，僵化，而永远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我们今天对很多问题可能了解了，但是也有很多问题还不了解，并且已经了解的东西可能会遮蔽我们更多地了解其它东西。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规范和规则，并且还有禁忌，它不是行为可以轻易破除掉的。我们在思想上可以游走于任何世界，可以成为上帝，成为魔鬼。但是现实世界是有界限的，因为世界是分化的，而分化后的世界分成不同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规则和尺度。我们不能轻易把分化的界限打破。如果打破，回到混沌状态，就没有我们今天生存的状态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了。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在分化的社会正常地生存？承认界限，不要轻易地越界。我们要有一种意识，合理的分界，合法的越界。思想可以无禁区，但是行动要分级，要知道事物的界限。事物的界限并不是铜墙铁壁，完全不可跨越，但这个跨越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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