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曲（梁佩兰）
春风试上粤王台，锦绣山河四面开。
今古兴亡犹在眼，大江潮去复潮来。
这一首通俗明快的七言小诗，原题《粤曲》，是写来配粤曲小调的曲词，却能在短短四句的写景状物中，显出意慨恢宏，开阔雄壮，联系到当时正处于清初江山甫定，南粤大地烽火刚熄的背景，作者矛盾复杂的心情可以从诗中得到透视。作者目睹了鲜血淋漓惊心动魄的改朝换代之变，又认定了历史不可逆转，在诗的后两句表达了这种感慨。同时，他已寄希望于新朝统治，希望能出现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前景，于开首二句中婉转地透露了这种愿望，“试上”二字蕴含深意，又与景物气候贴切无痕，体现出作者的大手笔。这位作者，就是被誉为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
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又号漫溪翁、紫翁、二楞居士，晚号有郁洲。祖籍广东南海芙蓉村。关于他的乡籍，原来志书记载不详。其墓志铭谓“世居城西之梁巷”，据今人考证，地在今广州市芳村区东漖镇海北村西浦上村之进士里，位于芙蓉岗之西。梁氏先祖于宋末带七子从中原迁来岭南，初寓南海五眼桥（今广州市芳村区五眼桥），繁衍为十一房，有六房仍留五眼桥及南塘村，有五房迁到海心沙，散居于谷村、赤岗、南村、西浦各地。梁佩兰夫人何氏也是西浦村人。梁佩兰诗中，有不少是描绘西浦景物的，可为佐证。芙蓉西浦宝鸭岗原有梁佩兰的衣冠冢，今已毁，但故里尚存。
梁佩兰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腊月。他幼年聪敏，“日记数千言”，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长而通晓经史百家之学，素有才名。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广州度过的，这时，虽然北方战事频繁，而处于南国一隅的广州仍是一片繁华。清顺治三年（1646年），梁佩兰17岁，清兵人粤并在年底攻破广州，南明绍武小朝廷灭亡。四年之间，又经历了陈邦彦等攻广州，降将李成栋反清兵败，清兵再度攻占广州，战火不断。兵燹之后，满目疮痍。广州人民继而又受尽清朝两藩王耿继茂、尚可喜的残害，城内居民流离窜徙于乡，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官军筑厩养马。这一切，给梁佩兰心灵以重大的创伤。他自谓“见而哀焉”，作《养马行》诗以记之。两藩王置老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于不顾，一味宠爱战马，“马日龁水草百斤，大麦小麦十斗匀，小豆大豆驿递频，马夜龁豆仍数巡。马肥王喜王不嗔，马■王怒王扑人！”《养马行》以“百姓乞为王马王不应”结尾，以巧妙的手法，揭露了“人不如马”的凄惨处境，控诉了藩王的肆虐暴行。梁佩兰在当时高压统治、血腥镇压的情况下，敢于写出这首被沈德潜称为“以赞颂之笔，写讽刺之旨，此种诗前无所承，后无所继”的七言古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段时间，为了避祸，据说他还一度出家当僧，这是清初一些抗清志士在走投无路中一种明哲保身的行为，说明他具有一定的民族自尊心。
明、清军队反复争夺广东，造成长期的战乱。梁佩兰带着妻儿辗转逃难，一月之内搬迁两次，凄惶苦闷，不可言状，他将这情状，写入《自芙蓉移居三山复入平洲感赋》：乱离无计存妻子，一月移家住两乡。归燕亦知寻旧垒，飞蓬终欲转何方。身常善病怜春老，心为忧时识夜长。但得水边茅屋稳，此生甘作捕鱼郎。
不过，梁佩兰亦有功名心较重的一面，曾云“男儿在世无所倚，安得功名耀闾里”。清政权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除广大人民反抗满族贵族的情绪，决定开科取士，顺治二年（1645年）秋举行乡试，顺治三年（1646年）春举行会试。而广东首次乡试是在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严令士子皆赴考，梁佩兰时22岁不赴，直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科举制度恢复12年之后，梁佩兰终于挡不住功名的诱惑，决心通过科举出仕清朝，参加了广东乡试，一举得中解元。此后，却是仕途淹蹇，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之前，三十年间，六次会试均落第。其间有十年因“三藩之乱”，道路不靖，未能赴考，闭门读书，曾避地小漫山，自号漫山溪叟。他多次上京赴考，足迹遍及京师齐鲁吴越，历览名山大川、形胜古迹，拓宽了眼界，使其诗气象更雄阔、意境更深远、笔力更老健。赴考途中，也接触到社会的黑暗面，以诗作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关切。
由于多次北上，有机会结交蜚声中原的诗界名流，与朱彝尊、王士祯、顾贞观、陈维崧、宋荦、吴绮、查慎行等人唱酬往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十四年（1685）两度在京结诗社。他与朱彝尊等同主坛站，成为当时公认的诗坛宗匠。梁佩兰每有所作，争相抄诵。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之子著名诗人纳兰性德，慕梁佩兰之名，特修书邀他共同选编宋、元词集。纳兰性德卒前七日还邀他与姜宸英、顾贞观、吴雯饮宴赋诗。
与达官贵人来往的同时，梁佩兰与抗清志士和明遗民诗人仍往还不绝。与陈恭尹、屈大均、张穆、陈子升、王邦畿、何绛、陶璜、岑徵等粤人皆有深交，与外省的志士遗民如彭士望、魏礼、高兆等人亦有较深交谊。梁佩兰与他们的来往甚密，或烧烛论诗，或同游海幢寺、五羊观，或宴集酬唱，或互相过访留宿。康熙十九年（1680年），同何绛、陈恭尹、陶磺、方殿元、吴文炜、黄河澂等人在广州西郊兰湖重修白莲诗社。在他的诗歌中，表达了他对抗清志士的仰慕之情和对遗民的理解同情。他自称为陈邦彦的私淑弟子，在他的《秋夜宿陈元孝独漉堂，读其先大司马遗集感赋》中，表达了对陈邦彦的倾心仰慕之情：
大节平生事，文章复不刊。
墨痕犹似渍，碧血几曾干。
自得乾坤正，谁知事势难。
草堂灯一点，霜气迫人寒。
至今亡国泪，洒作粤江流。
黑夜时闻哭，悲风不待秋。
海填精卫恨，天坠杞人忧。
一片厓山月，空来照白头。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梁佩兰在朋友敦促下第七次赴考，终于考上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清朝皇帝的文学侍臣，时年已近花甲。由于屡遭挫折，此时已将宦情看淡。放榜那天，他与友人坐论祢衡、岑牟及王维《郁轮袍》之事，听到得中进士的喜讯，毫不为之动色。不过，他仍希望可一展身手，在《登第后作》中谓“不嫌身晚达，犹可报明廷”。入选翰林院之后，他感到仕途险恶，官场黑暗，大志难酬，将精神寄托于佛老之学，不求上进，自云“一官何足恋，我亦想岩阿”。不到一年，就乞假南归。这次重经齐鲁吴越之地，与旧时相识诗友，诗酒相酬，放浪湖山。回到南粤，从广州城移居至仙湖之畔筑室而居，一住14年，生活恬淡闲适，“从此得自适，他事寡所营”，话虽这么说，其实作为一名穷翰林，生计是时告困乏的。他有两方名贵的端砚，就曾因贫困被迫典当终于无力赎回。尽管如此，他不为穷所困扰，时与诸名宿诗酒往还，放浪山水，在广州越秀山、白云山，肇庆的七星岩，惠州西湖，博罗罗浮山等处，都留下足迹诗文。又有雨中泛舟小港桥、泮塘之雅兴。广州河南金花庙前新筑地基告成，梁佩兰为之撰碑记。梁佩兰对纂修县志颇多关注，康熙十一年（1672年）曾参与修纂《阳春县志》，可惜稿本已失于兵燹。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薛起蛟与纂《顺德县志》，稿成将付梓，送梁佩兰审阅，得甚称评。梁佩兰又为康熙三十年（1691年）新修《南海县志》作序。朱彝尊南来广州，南方诗友十分高兴，梁佩兰约屈大均、陈恭尹陪同朱彝尊往光孝寺观唐僧贯休所画罗汉。朱氏留广州三日后别去，梁佩兰设宴五层楼为之饯行，邀屈大均、陈恭尹等人，分赋席间，并以罗浮蝴蝶茧二枚赠行，一片深情，依依不舍。他的《登罗浮诸峰，寄钱蔗山明府》诗是这段时间生活的写照：
十年闭户常寡出，自筑仙湖一茅屋。
满床书卷杂道梵，绕膝稚子觅梨栗。
生来性情少计较，但得饱饭余愿毕。
早年，梁佩兰曾与一批诗友结白莲诗社于广州西郊。在他假还之后，又召集旧时诗友和后进诗人，在广州的法性寺重开兰湖白莲诗社。此外，梁佩兰、屈大约、陈恭尹三家还次第主持组织过在广州西禅寺的越台诗社、东门外东皋别业的东皋诗社、浮丘古石的浮丘诗社、东郊黄村的探梅诗社。不仅粤人参加，外地人粤诗人也参与唱和。结社诗友达数百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崛起于南疆，自成一派，在清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家推重梁佩兰为诗坛盟主，究其原因，首先是他自觉地继承自唐张九龄至明南园前、后五子以来岭南诗歌的优良传统，以振起风雅为己任。梁佩兰在《东轩诗略序》中自谓“夫人各具有胸中，其从事风雅，浸淫岁月，亦必有以自信而后发，而为诗确然可传。此岂屑为雷同之习耶？盖常与独漉、翁山论诗，谓吾粤人人自成面目，不在天下风气之内”。以他们三人为核心，不仅涌现出一批优秀诗人，开创了迥异中原的以“雄直”著称的一代诗风，而且，流风余韵，对岭南诗坛的影响历久不衰。《清史列传》谓梁佩兰与后来成为状元的程可则以及陈恭尹、王邦畿、方殿元、方还、方朝，“同以诗鸣粤中，人称为岭南七子”。其次，在“岭南三大家”中，当时以梁佩兰名气更大，是由于屈、陈一生精力大半奔走于抗清或逃亡，而梁佩兰除了应考，几乎把诗坛作为唯一安身立命之所，登第之前，诗名早播海内，为朱彝尊、王士祯这两位“南朱北王”诗坛泰斗所推重，身居翰林院庶吉士之职后，更名重一时。他家中读诗论文的宾客终日满座，一有新作，争相传抄。方世玉说：“与公交者，虽公侯，皆折节师事，奉为规范。闻而慕者，必得见而后快。或不远数千里，造庐以学业来就正。凡抱诗书入士林者，询不知公名，即而有惭色。盖公之立名于世者，垂六十年，非世之剽窃浮誉者所能拟。”当时，甚至滨海异域也以得到其片纸零缣为荣。其三，梁佩兰热心于培养诗坛新秀。他生平不喜治家人生产，轻金重义，却素以奖掖后进为乐事。有人以他事相请，他往往称病不予理会，若持诗文到访，则披衣倒屣出迎，指画不少倦。他奖掖称扬后进，谓陈阿平“能刊落群言，妙思神理，如有造化酝酿其间，予诗不能及也”。为王隼《大樗堂初集》和《五律英华》作序，他充分肯定其才华和刻苦治学的精神，娓娓道出自己的诗学主张，饱含关切之情。他细致指点青年女诗人王瑶湘学习《庄子》、《礼经》和《离骚》。遇有诗社聚会、文人雅集，他对后学者善言奖勉，秉笔论次。青年诗人韩海“以后进居末座，佩兰顾独与海言，诗成辄称善”。岭南较著名的后进诗人梁无枝、周大樽、邓廷喆等人也得到他的教导扶掖。一些外省青年诗人如方正玉、高孝本、沈用济等也慕名前来请教。其四，梁佩兰作为馆阁名士遍交达官显宦、诗界名流，不仅在岭南，而且在全国也名气极大。在岭南，他的六莹堂常常是粤籍和入粤诗人荟萃之地。他数次北上，沿途与旧雨新知诗酒相邀，扩大了岭南诗派的影响。在京中，他频频参与诗歌活动，康熙二十一年（1862年），他与朱彝尊、方中德在京同主坛坫，已使他成为海内瞩目的诗坛宗匠。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岁末，清廷以翌年三月为康熙帝五十寿辰，诏敕庶吉士久在外者赴馆供职，梁佩兰遂复北上。过大庾岭，写下《度岭》组诗，兹选其一：
黄云满地堆禾■，山舍流泉映夕阳。
冬暖近来春雪少，山人天上放牛羊。
这时的诗人，心目中功利之求更为淡薄，写出的诗，更是清新自然。抵京不满月，例值翰林院散馆考试，梁佩兰等30人以不习满文被革去庶吉士职，归进士班用。他不肯赴选知县，又不愿请留内阁中书，决意归隐。此时他的名气更大了，京中无论识与不识都争欲求见，以致诗未脱稿，便已传诵远方。名公巨卿、宗室贵游们纷纷置酒征歌邀请，留于幽园别墅中，以独得名士自矜。不仅使他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也使岭南诗歌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促进了岭南诗歌与外地诗歌的交流，为确立岭南诗派在全国诗坛的地位奠下基础。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梁佩兰终于得被放归。深秋，他与诗人沈用济结伴南下，此行精神得解脱，“载得张华书十乘，不须回顾旧燕城”，途中吊古抒怀、吟赏唱酬，写下大量诗作。次年回到广东，定居广州，隐居于西关丛桂坊，自署宅号“六莹堂”，与友人结社唱酬。“六莹”乃是梁佩兰心爱的一张古琴，为了质钱沽酒送入当铺，当期17个月将近，七夕前夜，总算筹到钱而赎出琴，梁佩兰以之为得意之快事，一班诗友也以此征题唱和。并以琴名为堂名。六莹堂址在今丛桂路一带，清人谭宗浚《荔村草堂诗钞?六》自注谓“丛桂坊东约有一宅区，为梁药亭先生故居。苏耘村太史、钟风石孝廉先后均尝寓此。人鲜知者”。清人钟启韶《听钟楼诗钞》中《晚春写怀》诗云：“自僦苏耽里，匆匆十稔余。淮南丛桂树（坊曰“丛桂”），故宅六莹居。文藻惭前哲，宗风或起予。师门亦陈迹，望古载踟橱。”（自钟秀移居丛桂，与缃庭接邻，是南海梁药亭先生旧宅，与苏云川夫子故宅相对。缃庭，云川师之弟也。）历经沧桑，“六莹堂”故址，恐怕已不能指认了。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梁佩兰卒于家中，终年75岁。卒后，友人私谥“文介先生”。梁佩兰墓在今广州市东北郊的白云区白云山柯子岭南麓，保存尚好，立有康熙五十年（1711年）由其子、孙、曾孙等人共立的墓志铭石碑。
梁佩兰诗文著述，在他去世当年，就有友人及其子辑录刊刻。《六莹堂集》收入其诗作近二千首。1992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校点补辑本。梁佩兰工书法，行草结体往往显示有隶书味，浑厚沉朴，别具风格。广州博物馆今藏有其行草诗轴。梁佩兰也工于绘画，其画存世较少，广州美术馆藏有其《花鸟诗图》，饶平陈步墀绣诗楼藏有其山水扇面，商承祚藏有其祝寿书画。
对梁佩兰的一生思想行为和诗作评价，今人陈永正在《岭南文学史》中谓：“梁佩兰一生的思想行为较复杂，他既怀念故国；又对抗清斗争持观望态度。既揭露批判满清统治者的残暴剥削压迫和新朝的某些政治黑暗、弊端；又回避重大的社会矛盾，甚至为清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既与故明志士遗民往还不绝；又与清朝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名士骚人交游几遍。既热衷功名，充满儒家'入世’的强烈欲望；又时时流露出释老'出世’思想，不愿受功名羁系，要归隐故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诗人，也是清初岭南仕清诗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由于生活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的圈子，他的才力也就受到了限制。在岭南三家诗人中，他的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较逊于屈、陈二家。梁佩兰的诗，继承了岭南诗派的雄直诗风。其早期诗才气横肆，慷慨激发，锋芒逼人；中年渐增阅历，所作意境开阔，亢爽雄健；晚期诗雄直气稍减，而更添俊逸闲适，声律辞句更细密精琢。”又谓“梁诗疵病，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某些诗深蕴不足，过于浅露。……其二，某些诗过于恢张”。这些评价，于其人其诗，是较为精当透彻的。
附：
大江潮去复潮来——清诗人梁佩兰“粤曲”欣赏
(2010-10-12 )
春风试上粤王台，锦绣山河四面开。今古兴亡犹在眼，大江潮去复潮来。
梁佩兰的这首《粤曲》，意指发生在广东的故事。
一度春风，又吹上了位于广州、为纪念粤王赵佗而建的粤王台。登临望远，只见锦绣山河从四面奔涌而来，十分壮观！
广东面临南海，潮去潮来是常态，而江山的更替，从汉朝粤王赵佗统治以来，改朝换代就如潮去潮来，你看，明亡“犹在眼”，清代又如大潮席卷而来。
这首诗，是梁佩兰的怀古之作，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这座建筑。往事越千年，世事沧桑，让他产生无限感慨。
（来源： 吹尽黄沙博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