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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世承（1892－1970）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勃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教育战线淬厉奋发、为国储才。在廖世承长达50余年的从教经历中，创办和建设国立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国师）的9年（1938年7月－1947年5月）是一段艰苦而又恢弘的岁月。而兼办社会教育是廖世承在国师办学实践的重要方面。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化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使学校成为社会教化的中心，颁布了《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要求大学各学院及专科以上学校“各就专长兼办较专门之社会教育工作二种以上”，[1]国师以普及社会教育为己任，以教育实践为培养学生的途径，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教育部的要求，真正做到了“把教育扩充到校外，散播于民间，而学校本身······公开给社会，为社会大众所共有”。[2]本文拟就廖世承在国师的社会教育实践做一历史回顾，并对其社会教育思想略加阐述。 一、蓝田时期的社教工作 1938年，廖世承受命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创办国立师范学院，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学院暂设院址于湖南安化蓝田镇，当年12月1日开学。学院在蓝田办学的6年，同时就是学院社教工作蓬勃开展的6年。 （一）工作社教在蓝田的起步 关于国师社会教育的启动，国师民教馆第一任主任薛炽涛曾撰文回忆，1939年2月“全院师生分赴附近各农村宣传抗战意义，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但因多数民众未曾受过教育，对于我们所宣传的，不能了解；同时他们又为饥寒所迫，无时无刻不在困苦中挣扎求生，对于身外一切，表示淡漠。”[3]这次宣传给了国师师生一个宝贵的经验，即对于精神和物质两贫的民众，单靠宣传是不能唤起的，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挽救国难，必须普及民众教育，进而解决其生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全国民众才能团结抗战，民族复兴才有希望，国师的民教工作由此展开。 国师开办民众教育是从院内开始的，1939年3月3日先在学院内部成立了工警补习班，将33名院工和院警组织起来，分智、仁、勇三班上课，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工警班开课后，随即租借学院附近太平庵房屋开办第一民众学校，将报名的200多名学生分成五个年级上课，课本暂时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普通小学所用的国语、常识、公民和算术。由于民众入民校读书的要求非常强烈，人员非常多，1939的年10月，学院又在六亩塘租借一幢房屋开办第二民校，招收学生156人，分为三个班上课。年底，为了谋求教学更加切合民众实际，学院对于程度较高、愿意继续升学或是急于就业的学生，另开民校补习班，对其他学生则重新根据程度编班，并重新编订课本三册，发给学生使用。至1940年2月，公警补习班、第一民校、第二民校以及民校补习班学生合计达400余人，国师兼办社会教育有了扎实的基础。 国师社教工作的起步，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国师学生是社教工作的生力军。比如，工警补习班就是由各系同学代表钟兴悌等15人筹备的，开班后，钟兴悌是该班的教务主任，筹备组的其他同学就是该班的教师。第一民众学校开办时，王隐雄同学担任教务主任，薛国安同学担任训育主任，颜克述等29名同学担任各班教师。第二民众学校开办时，颜克述为教务主任，梁尚彝为训育主任，李庭梧等11人为各班教师。民校补习班开办后，黄中乾为教务主任，唐炳昌等9名同学为各班教师。民校学生的课本也是张斌等同学编写的。第二，国师教职员是社教工作的坚强后盾。国师教职员对社教工作的支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学生在民校和补习班开展的各项工作都有教职员给予指导；其次，民校的各项大型活动都有教职员出席和训话；再次，社会教育开办的最初半年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学生书籍文具和其他经常费用，全部由以廖院长为首的25位教职员按月捐助。第三，国师的社会教育并不仅仅体现为基本知识和爱国观念的灌输，而是很快就切入了民众生计，训练民众的生产技术。最先开办的生产事业有农场种植和养殖、豆腐厂、贩卖所和粉条厂四种事业，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生产，离校后则拥有一种可以谋生的技能。 （二）工作社教在蓝田的发展 为推进和推广社会教育，国师于1939年底成立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廖院长亲任主席，敦聘任孟闲、汪德耀、孟宪承、罗季林、袁公为、程宗潮、刘修如、罗荣宗、薛炽涛等9人为委员，聘曾毅夫、吴景贤、周白鸿、梁质彬等4人为干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成立后，定期召开会议，详密计划实施社教事宜，国师的社教工作在以往的基础上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 1、设立民众教育馆。由于民众学校多偏重于义务教育的推进，施教对象多为失学儿童，其他农村青年、店员学徒和失业青年等便徘徊在了学校的门外，为了使更多的青年男女得到教育和训练，国师决定成立民众教育馆作为推行社教的中心，以蓝田周围二十里以内的梅樟、马王、玉田三乡为施教范围，“使民众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机会来听讲、读书、看报、参观、运动、游戏、及学习各种生产技术；且在各种集团活动中，可使他们养成一种合作的心理，互爱的精神。”[4]为此，制定了《国立师范学院附设民众教育馆组织大纲草案》，就民教馆的人员组织、工作内容进行了规定（见表1）。1940年2月1日，民教馆正式成立于蓝田镇复兴桥，将原有的民校和补习班均归辖进来后，国师民教馆成为一个占地43亩、拥有75名工作人员（其中62名为国师同学）和大量教学设施的社教中心，国师的社教工作以民教馆为依托翻开了新的一页。 表1：国立师范学院附设民众教育馆组织系统表 [5]
2、增开民校，规范教学。民教馆的成立吸引了更多的民众报名读书，各乡的民众都请求增设民校，国师根据社会需要，就人力物力所及，在蓝田及其周围陆续增开了4所民校。1940年2月在馆内开办了第三民校，10月开办了第四民校。1941年8月在梅樟乡的滕家井开办了第五民校，在玉田乡的毛坪开办了第六民校。在校学生人数，1940年底为750人，1941年底为985人，1942年底为950人，1943年底为916人。根据年龄和授课内容不同，各校均分为成人、青年、妇女、儿童四部。学制和教学时数在办学过程中略有变化，1941年，成人部和青年部每日晚间授课2小时，4个月毕业；妇女部每日上午授文科3小时，下午授实科3小时，2年毕业；儿童部采用复式教学，半日制，3年毕业。到1943年，妇女部和青年部做了调整，妇女部变为和成人部一样，青年部变为和儿童部一样。教材使用，成人青年妇女各部，除国语采用部编教材外，其余各科均由教导组负责编写；儿童部教材均由教导组编写。课程编配，根据部颁标准，斟酌社会环境和民俗风情，增配乡土教材。 3、广开培训、服务和康乐事业。民教馆所辖，除民众学校外，还有众多的培训、服务机构和康乐事业。先后开办的培训机构有纺织、缝纫、印刷技术训练班、稳婆训练班、塾师训练班、国术训练班、小学教员研究会、寒暑假之社教讲习会等；服务机构有民众图书馆、民众阅报处、民众施诊所、民众代书处、民众简报社、巡回施教队等；康乐事业有民众俱乐部、民众体育场、民众壁报、民众歌咏队、民众剧团等；这些机构和事业的服务范围，涉及乡村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的全在于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思想水平、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4、力办生产事业。民教馆从历年的工作经验，深感教养兼施为推行社教最有效的办法，所以一直就能力所及，开办生产事业让失学或失业的民众半工半读，自食其力。办生产事业除能训练民众谋生技能外，其盈利可用来支付参加生产人员的报酬、救济贫困的民众和作为民教馆发展的基金。虽然连年物价飞涨使生产基金经常无着，民教馆还是想方设法努力增加生产事业。民教馆的生产事业大致包括：农事实习场占地约十亩，种植稻麦及各种花木果蔬；农林场垦辟荒三十余亩，种树种棉，附设苗圃；缝纫工厂由妇女班实习，生产所入救济贫苦学生；薯粉制造所招贫苦学生短期训练，以生产盈余供其温饱；豆腐制造所每日出豆浆豆腐供应学院及附近民众；畜牧场畜有牛羊猪鸡，由难民难童负责饲养，以所盈利，供其衣食；粉条厂制造粉条供应蓝田镇各级学校；贩卖部经销各种文具和日用品，由商业簿记训练班学生轮流实习服务；合作社含生产、消费、信用三种，用以改良农民生活，活泼农村经济。 除以上工作外，对于其他需要教育和动员民众参加的活动和事业，国师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调查和推动。如卫生防疫宣传、推行建国储蓄运动、新生活运动等。国师对于兵役宣传尤其重视，为动员更多的民众参加抗战救国，多次开展相关活动，并且组织得当，效果显著，教育部1940年5月的嘉奖令认为国师“对于宣传役政，能严密组织，深入乡村，并慰问出征军人家属，殊堪嘉慰。” [6]1940年暑期的兵役宣传规模大、时间长，并且认真调查和总结了国民政府征兵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教育部接到呈报后，指令嘉奖，并将所呈改进意见“转请军政部查照核办”。[7] 国师的社教工作体系完备，规模宏大，事业繁多，对蓝田及其周围地区文化、卫生、生产等事业的发展和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教工作是国师智力、人力和财力的全方位付出，凸显了国师推广地方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该项工作不仅获得了民众的欢迎、地方的支持，也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肯定。1940年8月，教育部以国师社教工作成绩优良，传令嘉奖，并拨发奖金三千元，用以扩充社教事业。1941年1月，教育部以国师民教馆“工作切实，计划周详”[8]传令嘉奖。1942年1月，国师社教工作再获部令嘉奖。1943年2月，教育部以工作成绩显著，传令嘉奖的同时，再次奖助国师社教经费五千元。 二、学院迁移溆浦后的社教工作 1944年，长沙和衡阳失陷后，国师奉教育部令迁往湘西溆浦。由于“规制颇大”，“以独立预算，民教馆拟暂结束。”[9]到溆浦后，地方相对狭小，经费拮据，国师规模收缩，没有条件再办民教馆。但国师一如既往协助地方教育，在溆浦留下了许多佳话。 （一）协助县民教馆开展抗战形势教育和宣传。溆浦县民教馆敦请了国师的许多先生如储安平、皮名举，周邦武、石任求等在馆内开设讲座，定期向县城人民讲解抗故形势和时事问题。虽然民教馆场地简陋，但听众很多，先生们的讲演使县城人们及时受到了良好的抗战形势教育。 （二）指导县体育场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在国师到溆浦之前，溆浦县体育场场地宽广，设备简陋，除附近的学校利用外，社会人士很少到体育场活动。国师到溆后，体育场马上请国师体育系给予指导，希望协同开展体育活动。于是体育系将体育场作为本系的教学与实习场地，体育场短缺的运动器械与设备，都从体育系借出。又和体育场共同筹办了全县性的体育比赛活动，如田径运动会、球类比赛、龙舟竞赛及重九登山比赛等，使体育场的活动多样化、经常化。在国师体育系的指导和帮助下，县体育场越来越热闹，不但县城的人来参加活动，各区、镇的人也来参加活动，溆浦全县逐渐充满了体育活动的气氛。 （三）协助举办县国民教育师资进修讲习会。1945年9月，李济民县长乘国师在溆浦的难得机会，请国师协助举办国民教育师资进修讲匀会，时间在1946年一、二月份，讲习地点在县民教馆新建的中山纪念堂，第一期学员为各乡、镇中心学校校长与教师计135人，第二期为乡、镇公所的文化股长与国民学校的教师，共149人。讲习会的教师全部由国师教授担任，主要有孟宪承、李剑农，王越、皮名举、朱有献、朱有光、王硕如、陈奎生、储安平、阮真等人。讲课内容主要有国民教育性质、作用及其重要性；国民教育师资的地位、进修及个人前途；抗战结束后国内和国际形势等问题。讲习会期间，社会人士争先恐后前来听课，甚至附近的民溪、沅陵等县都有人前来旁听，使中山堂挤得暴满。县教育科长戴孟文在《讲习会会刊》上称道国师在溆浦“溆民受其感化之处，不胜枚举，而尤以此次国民教育师资讲习会的讲习，裨益于溆浦教育文化者至巨。”[10] 三、廖世承民族本位的教育立场是国师社教工作的原动力 社教工作在国师能获得师生的高度认同和广泛参与，与廖院长的一贯提倡和亲历亲为是分不开的。他最先倡议举办工警补习班培训院内工警；在民校开办之初，他带头捐款助学；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成立时，他亲任主席；民教馆主任干事的配备，他派上了和自己一起开办国师的得力助手之一薛炽涛；民教馆各项事业的开办，他莫不躬亲考虑和把关。他在1929年即有关于农村教育的精辟见解，如“发展农业教育，莫过于宽裕农民经济问题”、“实施农村教育，更须提倡农民正当的娱乐”等，[11]而国师民教馆设有生计组和康乐组，这不能不说是他教育主张的体现。廖世承在国师不遗余力地兼办社会教育源于他民族本位的教育立场。 （一）教育应该承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廖世承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三十年代，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有许多人悲观丧气，但他认为“只有抵抗，才有出路”，他对抗战胜利和建设富强的国家抱着莫大的期望，作为一名教育家，他首先想到了教育对国家应负的责任。他认为，我国过去的教育偏重个人，国民缺乏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处在抗战建国的伟大使命中，应当矫正以往的错误，以民族本位为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民族本位的教育，就是承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在这个原则下，要提倡牺牲个人自由增进民族自由，贡献个人能力加强民族能力。 （二）从事社会教育是加强民族能力的最好方法。廖世承认为 “加强民族的能力，莫过于从事社会教育，因为社会教育，是以社会上全体民众为对象”。[12]他分析教育与抗战的关系认为，“教育有一分的力量，战事上就发生一分的效用；教育有一毫的疏忽，战事上就发生一毫的缺陷。因为我们平时对于科学的不注重，所以运用新兵器时，就缺乏人才；因为我们教育尚未普及，所以战事发生，民众未能全体动员；因为我们忽略人格教育，所以知识分子不明大义，甘心为虎作伥，做汉奸的甚多；因为我们的教育，与人民的生活隔离太远，所以要动员民众的时候，就感到组织不健全。”[13]他说：“为什么敌人敢如此猖獗？就因为我们教育不发达，科学落后，民众缺乏训练。”[14]从这些认识出发，创立于国难之中的国师，是政府挽救教育、加强抗战力量的重要助手，对培养社会中坚和抗战人才，负有更大的承担。在动员全体师生办社教时，廖院长更吐肺腑之言：“幸而有成，是师院的成功，是我国整个教育的幸福；不幸而无成，是师院的失败，也是我国整个教育的打击。我愿以十二分诚意告我同人，服务教育，不当以个人的事业为前提，当以全民的福利为目的。”[15]他对社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国家民族的满腔赤诚溢于言表。 （三）参与社会教育可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廖世承认为师范学院尤其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人人以服务为人生目的，国家就能强盛，民族就会进步。服务精神从哪里来？只有号召学生深入社会，了解民生艰苦，才能坚定他们服务社会的意愿。他在国师的第一次纪念周上向学生谈自己的感受说：“在后方跑，最使我感觉不安的，就是知识阶级和民众的生活隔的太远。享受愈富厚，隔离愈疏远，几成了公例。……以前学校的门关得太紧了，以致对于民力的伟大，民生的疾苦，没有深切的了解。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的是学校，不是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了，变成民众的学校。”[16]所以，国师社教工作的实施始终都以国师学生为主体，学生既是民教馆各组的干事，又是各班的教员。社会教育既训练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也培养了大量热心社会服务的学生，“服务第一”一度成为国师师生的口号。 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是现代社会对大学的要求。以民族本位思想为指导，国师大力兼办社会教育，很好地履行了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6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学服务社会的途径更广，内容更多，能力也更强。服务的手段和内容在变，但大学作为社会教化中心的地位不变，大学通过服务社会推动社会进步、振兴中华民族的职能不变。因而，廖世承在国师的社会教育实践在今天是一种可贵的参考。 [1]教育部. 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J]. 教育通讯, 1938年, 第1卷第12期。 [2]陈礼江. 战时各级学校社会化[J]. 教育通讯, 1938年, 第1卷第14期。 [3][4] [5]薛炽涛. 本院兼办社会教育工作报告[J].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1940年, 第7期：第5页, 第13页。 [6]教育部令[J].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1940年, 第18期：第4页。 [7]教育部令[J].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 1941年, 第32期：第4页。 [8]教育部令[J].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 1941年, 第31期：第6页。 [9]颜克述. 本院迁移纪略[J].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 1944年, 第119期：第12页。 [10]黄孝旸 戴孟文. 国师在溆浦[J].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与管理, 1992年, 第3期：第73页。 [11] 廖世承. 卷头语[J]. 教育与职业, 1929年, 第103期。 [12] [15] 廖世承. 师范学院的新精神[J].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 1940年, 第7期： 第1页。 [13] 廖世承. 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J]. 国师季刊, 1939年, 第1期：第57页。 [14]廖世承. 本院周年纪念之感想[J]. 国立师范学院旬刊, 1939年, 第2期：第1页。 [16]廖世承. 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J]. 国师季刊, 193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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