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曾经照亮战时中国

菊若容 201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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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师范学院第二次开学典礼

蓝田种玉，在三秦旧地；梦里蓝田，却在涟水之滨。

在地图上，你可能找不到这一个湘中小镇。然而，如果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你会发现，这一处蓝田对于风雨飘摇的战时神州来说，无异于一抹梦里的幽蓝。

这里是国立师范学院所在地，今涟源市第一中学之所在。七十八年前，烽烟炮火之中，群山环抱里的这一方天地里，曾回响着一曲艰苦卓绝的教育弦歌。

在这个深秋的夜晚，我来到蓝田故址。其时，夜色正浓，灯影幢幢。历史的气息，仿佛弥漫于清冷而寂寞的晚风中。

时空定格在公元1938年的中国。此时，由东北到华北，由关外到中原，由华东至华南，到处是日机轰炸过后的城市废墟，到处是呻吟的田野。国土沦陷的消息，不断传来。一场充满屈辱与血泪的战争，以呼啸的炮火、无情的子弹和闪着寒光的刺刀，疯狂地蹂躏着文明的家园，焚烧着历史的记忆，践踏着一个民族的日常与斯文。

斯时斯域，生存，还是毁灭？不再是一道哲学的论题，而是战争加诸中华的时代拷问。土地可能沦陷，城池可能毁损，文明可能遇难，然而，生活不会停止，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节不可烟灭。或许,相对于抗敌御侮彰的现实战斗力，文化拯救与薪火传承只是一盏柔软的烛光。然而，假若没有这烛光的存在，人们又何以从烽烟里看见亮光，更何以从黑夜里看见黎明?

于战时中国而言，希望的孕育，在群山之间;而文化的种子，在课桌之上。颠沛流离之中，中国教育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移、大迁徒。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以及国立中央、中山、浙江大学，构成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而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则肇始于三十年代的湖南。

历史，选择了蓝田。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立师范学院五人筹备委员会。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被任命为主任，成员有四，即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西北大学汪德辉。七月受命，十二月开学，国立师范学院从无到有，仅仅五个月时间。从选定校址、筹措设备到遍请名师，此间艰辛，非这些亲历者又何以道其万一?

那是流火的湖南九月，廖世承先生正满头大汗地四处奔波。正在为师范选址而焦虑之时，他在长沙街头偶遇长郡中学的时任校长鲁立刚。其时，长郡中学与其他三湘名校一样，皆迁址安化蓝田。鲁立刚说，选址安化蓝田，可取“安定文化，青出于蓝”之意，这与国立师范教育的志业和国家的期许，极为契合。

生于上海嘉定的廖世承先生或许未曾料想，他的壮年岁月竟然会在这湘中蓝田的青山绿水中绽放。千年静候的蓝田也无从得知，它所迎来这群远行者，从都市的文明里走来，从遥远的海外归来。首任院长廖世承，今天回看他的青春履历，每一行都是同龄人眼里的骄傲。十八岁求学于南洋公学，二十一岁入读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十四岁赴美国勃朗大学深造，四年后获得哲学与教育心理学双博士。1919年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附中部主任。

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创始人廖世承先生

于廖世承而言，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造与建设，无异于“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在南京高师(后改为东南大学)，他起草学制改革案，将其时的“七四”学制改为“六三三”学制，延续至今。他所编著的《教育心理学》和《中学教学》成为中国最早的高师与中师教科书，而他与教育家陈鹤琴合编的《智力测验》亦为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自1927年起，先生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兼任附中部主任，在沪上繁华里,他平静地度过了十年书斋生活，始终立足于中学教育，对它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极为系统的研究。我有时想，如果没有战争的影响，像廖世承那样的一代海归，他们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与重建将会发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历史，无法假设。“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陷，民族岌岌可危，大批名校纷纷转移至山间水滨。战争的阴霾，离乱的中国，无法释怀的教育使命，就这样在廖世承的心间翻卷、交织、升腾。就在“国破山河在”的战火中，他临危受命,创建第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

廖世承来了，他从上海出发，绕道广东、广西，舟车辗转，风尘仆仆。他来了，情怀在心，使命在肩。蓝田的山水，给了他一个战火之外的寂静时空，也滋养了他精神自强的家国之思。

在这里，他清晰地听见杜鹃的啼鸣，看见过不解战事的花草与露珠。在山水中国的幅员深处，他意识到文化不死、种子破土的力量。

他发现，这一片湘中小盆地，水路、公路皆便利，而其远离京广线，较少日冠侵扰。这里，正是烽火中国的别一处存在，是上天赐予的孕育未来的地方。

其时，蓝田小镇上存在一片屋舍俨然的庄园，谓之李园。主人李卓然先生乃辛亥志士李燮和之子。国难当头之际，仅半日磋商，他即慨然将祖居的房屋租予国师。稍事修缮、刷漆之后，建设校舍的燃眉之急得以纾解。紧接着，国师于附近的光明山上，新筑校舍。至于教师，则普遍租住于附近民舍。其时，国家战事正殷，经费短缺可想而知。当时，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存放于桃源的一批图书，以及铁床、仪器及教学施备，皆一厢一厢打包成捆，载入船只，经水路运抵蓝田。所有这些旧物，和那群知识分子一样，皆自远方而来。对蓝田乡间来说，哪一件都带着文明的光泽，哪一件都带着美好的期许。

当年的国师校舍

国师当年的钟楼

人曰：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廖世承先生来自上海，出于他的地缘、人脉、理想、人格和影响，当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名师之中，籍在吴越上海者居多。密布的战争阴郁之下，这里却上演着吴越文化与湖湘文化的一场盛大融汇。

无锡钱基博先生，从已迁往江西的浙江大学而来，执掌于国师的国文系；其子钱钟书先生自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回国后，旋又从清华南下，受聘于西南联大。为照顾老父，钱钟书又从上海出发，历经34天长途跋涉，来到蓝田之野，出任国师英语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章元石先生，一路上辗转了一年多时间，方才到达此间。几年里，国立师范学院，可谓名师荟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于华盛顿大学取得教育硕士学位的孟宪承先生来了，民国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兼主编、复旦大学教授储安平先生来了；曾求学于伦敦、剑桥、巴黎大学的刘佛年先生来了；著名语文教育家、中国第一个语文教学论硕导阮真先生也来了……

钱基博先生

钱钟书与杨绛

所有当年来国师任教的，无一不是不远千里。这些先生们费尽千辛万苦，一个个都站到了蓝田的讲席之前。想想当年，当他们漫步于这乡野的晨光之中，徘徊于寂静的山月之下，凝望于夕阳西下之时，这个寻常的湘中小镇是不是有了一种斯文在兹的气定神闲，是不是有了一抹梦里的幽蓝穿过阴暗的天宇？

当时，在蓝田小镇的书店里，人们可以买到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林语堂先生的《生活的艺术》等名著。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此之谓也。

当年，担负着造人大任的国立师范学院推崇的理念是体育第一、德育第二，智育第三。对国师人来说，这一方山水之静的意义，是力量的孕育和精神的安顿，而决不是浴血之外的偏安与放逐。正如当年钱基博先生题在国师大门的对联所言：“山对光明，毋玩日惕月；七希圣贤，好由义居仁。”

而今，蓝田的山水白云依然还记得，记得当年师生们于山间晨读的背影，记得钟楼传来的时光提醒，更记得光明山上响起的校歌：

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陶甄人才作育多士，建树一代良规。忠于为人，勇于克已，披荆斩棘，履险如夷，宏施教泽，百年以为期。

国师，国师，青年的先导，建国的良师。爱护幼童，扶植少壮，创立和平始基。诚以待人，义以接物，摩顶放踵，念兹在兹，风行草偃，千载有余思。

那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又是精神饱满的生活。光明山，这一个平常而寂寞的湘中山脉，当年所焕发的却是一种与青春与文化的神光。国师的学子，大多是流亡青年，他们中很多来自江西。在这一带山水之间，晨昏午昼之际，课余活动之时，他们在蓝田打球、散步，排练话剧《雷雨》，创办文学刊物《新星》……

当年的国师学子邓志瑗写于1943年的一首小诗足以窥见一种青春的姿态。

晨起携书出，鱼鳞满布天。高声开卷读，回响遍山转。花惨寒朝露，林昏带晓烟。敌人犹犯国，深愧似修仙。

廖世承先生当时勉励诸生“冠深国危，不宜自逸。国立学府，人心所系。”这一桢晨光里苦读的剪影，何尝又不是学子们“不敢自逸”的精神写照?

学子尚且如此，遑论先生？在蓝田国师任教时，廖世承先生曾写下《师范教育与抗战救国》《师范的使命》《抗战十年的中国师范教育》等论文，多年以后，这些硝烟背后的静气文字，依然掷地有声。

他说，中等学校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纯洁之人格，严正真诚之态度，丰富有用之学术，继续研究之精神”。对于师范教育的远见卓识，即使放在今天，何尝不是一种远见卓识?

钱基博先生乃一代国学大儒。当年他置身蓝田的时候，便从文化地理着眼，阐发了他对于湖湘文化与湖南性格的深刻洞见。

他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淮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人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至于教授公民课的储安平先生，他躲进简陋的民舍之中，饱蘸南国山间的星光与月色，写下了思想和远方。他的《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等著述都在蓝田写成。

遥想当年，因为大师与学术的存在，一个蓝田小镇，吸引了世界学术的目光。1944年，国师与哥伦比亚大学交换教育资料，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动要求与国师交换资料。更让人无限感慨唏嘘的是，即使在那样的艰难时世，蓝田的形胜风光不止是给大师们带去了温柔的安慰，更在他们的内心酝酿出清晰的诗意。

看今天涟源的光明山，沉默而苍翠，似乎看不出它的殊异。然而，它在钱基博先生的笔下却是这样美丽的存在。

距蓝田西一里许，重冈复岭，因山作屋；四面松竹，间以红树，惊红骇绿，抑亦寰宇之丽!而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这个秋夜，当我站在现代建筑的窗下，明亮的灯光早已驱赶了夜的神秘。窗棂上早已不再有秋虫的吟唱、竹影的摇曳。然而，当年的钱钟书先生抬头的时候，会见到窗上的竹影，并咏而为诗。

上窗写影几竿竹，叶叶风前作态殊。

萧瑟为秋增气势，翩翩类客转江湖。

不堪相对三朝格，漫说何能一日无。

便当此君亭畔物，高材直节伴羁孤。

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世界一流的大学毕业，为照顾父亲，来到这湘中最僻陋的蓝田，他的心头自有飘蓬羁旅之感。然而，你听不见他的怨艾，也听不到他的暗自嗟伤。在蓝田的几年间，他几乎足不出户，镇日习书、练字、写书。特别是天寒地冻的冬夜，他在房里燃起木炭火，每晚写一章《谈艺录》，隔两三天又修改得密密麻麻。而那些稿纸，就是从蓝田小镇买来的直行的、粗糙的毛边纸。他的传世小说《围城》，也就在蓝田静夜里开始构思、写作。

1939年农历正月十四，乃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正式的开学典礼。从当时的老照片上，人们还看得见当时贴在大门两侧的对联：“冬至春来礼成开学，梅山涟水地便藏修”。而教育部发来的贺电里，也充满着情怀和美感，道是：

“蓝田种玉，古所著名。秦楚异地，事有同情。师资培养，从志成城。复兴事上，乐观厥成。”

从1938年创办至1944年被迫西迁溆浦的六年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共培养出学生770余名。当时，学院设有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公民七个系，其办学定位在于中学师资的培养。或许，较之承平岁月的高校规模，这并不是多么显赫的一个数目，然而，斯时斯地，盛开于此的精神气象，却分明又是立于天地之间的挺拨和伟岸，亦如大木长天。

1945年国师西迁至溆浦，抗战胜利于复员至南岳山下。1949年并入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1952年，分立为湖南师范学院。因此，诞生于抗日烽烟中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正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其“仁、爱、精、勤”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