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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围城》之“谜”|李海

 我就是我jhd 2020-12-15
冬树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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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归人,本名李海,现供职涟源市城乡环境整治与建设办公室,爱好诗歌、文学。其创作的诗歌、散文、调研报告等作品在各级媒体、刊物上发表,并多次获奖。
探究《围城》之“谜”
图文|李海
20世纪40年代,是中华民族国难当头、风云突变的动荡年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湖南的湘西、湘中相继崛起两座不朽的“城”:一座是沈从文的《边城》,一座是钱钟书的《围城》。前者取材于湘西凤凰,从而使这座边陲小镇声名鹊起,风靡世界;后者孕育于湘中蓝田,同样蜚声中外、享誉文坛。
钱钟书的《围城》是“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在当今文坛上享有“新《儒林外史》”的美誉。《围城》虽成书于上海,实际构思在湖南安化蓝田(今湖南省涟源市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执教期间。《围城》于1947年在上海初版,1948、1949年连续再版,先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在国外广为传播,轰动世界文坛。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解冻”再版,后被拍成同名电视剧,风靡中国大陆。至今,国内外诸多学者热衷于研究“围城文化”,《围城》热仍长盛不衰。由此可见,《围城》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非常地位已有定论。
事实证明:钱钟书得蓝田的灵气与“国师”的源泉,创作出《围城》巨著;而这部巨著的非凡魅力与深远影响,却让钱钟书大名如雷贯耳,响彻中国,传遍世界,成就了他人生的灿烂与辉煌!
究竟“玉种蓝田”的文化底蕴和一川灵气是怎样触发了钱钟书的灵感,从而孕育和诞生了《围城》这部不朽之作。随着这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化昆仑”的逝世,他的文学巨著《围城》留下许多不解之谜。本文拟从以下方面来探究钱钟书《围城》之“谜”。
一、地名:“平成”与“安化”之谜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是怎样设计“平成”与“安化”之谜的呢?
他在《围城》中描写到“三闾大学”选址“平成县”:用“平安成化”暗喻安化县。这安化县其时管辖蓝田,而蓝田地处湖南中部的涟水源头,故解放后蓝田成为涟源市治。据《安化县志》、《涟源市志》记载:“因宋代张拭游历此间留下‘此地宜蓝’的赞叹而得名。”
今涟源市蓝田原为邵阳、湘乡、安化交叉管辖之地,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和本土梅山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交相辉映。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是一处物华天宝的热土,更是一方“玉种蓝田”的文学温床。
三国蜀汉名相蒋琬出生于此,并在七星街天子垴留下衣冠冢。
明朝建文帝朱允炆在此地——湄江国家地质公园观音崖下出家修行、坐化归真。
清代重臣、两江总督、太子太保陶澍曾在此求学,并留下大量诗篇佳作。
晚清“中兴名臣”、太傅大学士、一等毅勇候曾国藩游历此间也留下“湘南孕育”的感叹。
同盟会元老、民国开国元勋、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李燮和诞生于此。
青年毛泽东曾三次到这里游学。本土文化源远流长、人文底蕴十分深厚。
特别是屈原、贾谊、周敦颐、朱熹、张拭、王夫之、魏源、曾国藩等湖湘文化名人都曾对蓝田影响深远。
钱钟书究竟因何与“平成”——“安化”结缘的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南侵,大片国土沦丧,“偌大一个华北平原竟然容不下一张课桌”。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收容流亡教授、学生,决定选址湖南安化蓝田创办国立师范学院,开全国师范学院独立主办之先声。同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聘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为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
在廖世承等人的操办下,一批有名望的教授冒着艰险从全国各地日夜兼程赶到蓝田。经教育部批准,“国师”接收了安徽大学和山东大学因战乱停办而存在湖南桃源的图书仪器设备,经过21天水运,320箱图书及260张铁床到达蓝田。学院于12月1日正式开学。1939年1月14日,补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顾树森司长致贺词:“‘玉种蓝田,古所著名,秦楚异地,事有同情;师资培养,众志成城;复兴事业,乐观厥成,’国师承载了国民政府重兴高等师范教育的厚望。”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廖世承同为“国师”创办人之一。其时钱翁受聘出任“国师”国文系主任、并被聘为导师。
1939年8月钱钟书同时接到“国师”聘书和父亲的来信。于是他便历尽艰辛赶到湖南安化蓝田,出任“国师”英文系主任、受聘为导师。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书有简要提及:“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父亲原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往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电来信,说自己有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因此,便与他以后创作的小说《围城》中的“平成县”结了缘。
钱钟书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一家叔伯出过三位翰林,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同为我国20世纪30年代四位国学大师。南通名士称其为“大江以北,未见其伦。”钱钟书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学薰陶而成长为清华大学文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成为光华大学讲师、西南联大教授。
历史的巧合让钱钟书这块“璞玉”落到蓝田,沾上了这方福地的灵气,汲取了这片沃土的营养,与享有“小南京”之称的蓝田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构筑了《围城》这部不朽的文学巨著。因此,钱钟书对蓝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况且,小说中“湘行路上”的描写所经历的线路非常清晰明了。由上海出发,经宁波、溪口、金华、鹰潭、宁都、兴国、吉安至邵阳,沿途均为真实地名,离开邵阳赴蓝田就将地名虚化了。
《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是迫不得已而去三闾大学的,他去三闾大学的原因很简单:“失恋继来失业,失恋以致失业。”而现实生活中的钱钟书来蓝田国师也并非心甘情愿。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尽人子之道,接受年老多病的父亲的召唤;二是“国师”院长多次来电来信并亲自上门相请,盛情难却。于是便公私兼顾来到蓝田。
钱钟书从上海到蓝田师院路上走了三十四天。后来他把这段艰辛历程都写进了小说《围城》中。与钱钟书同行的张贞用在他的《前后相形百绝》自序写到:“己卯秋,应国立师范学院之聘,以来湖南之蓝田,院长嘉定廖公茂如实招也。......会廖公千里驰邮,一言为约,拜命之辱,束装以趋,深秋戒途,浮海而北,抵浙之鄞县,及诞登于陆,自奉化之西溪口,走嵊县、长乐、永康、金华,以达赣之上绕、贵溪、鹰潭、临川、南丰、广昌、宁都、太和、吉安、遂入湘,而历茶陵、耒阳、衡阳、宝庆以至蓝田,经三省五千里,历一月又四日,路非不远,时非不久也。”小说《围城》的行程路线与张贞用所记叙的大致相当。
小说中描写船从上海口岸开出,驶向宁波。书中写道:“晚饭后,船有点晃。鸿渐和辛楣并坐在钉牢甲板上的长椅子上。鸿渐听风声水声,望着海天一片昏黑,想起去年回国船上好多跟今夜仿佛一胎孪生的景色,感慨无穷。”对这次湘行,钱钟书的好友徐燕谋在其1870言的《纪湘行》有如实记载,钱钟书对徐燕谋的诗的评价在他为《徐燕谋诗草》序写道:“《纪湘行》滔滔莽莽,尤为一篇跳出。”
这徐燕谋乃钱钟书的同窗好友,亦是钱基博的高足。他的《纪湘行》与钱钟书的《围城》中“湘行路上”的描写同出一辙。两相对照读来妙趣横生、相得益彰。
小说中描写方鸿渐、赵辛楣等五人从上海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平成县的路线与现实生活中钱钟书、徐燕谋等五人从上海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安化县蓝田的路线完全一样。钱钟书给亲戚的信中提及:“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非言可尽,行三十四日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遂阙音书。”徐燕谋在《纪湘行》中写道:“一冈复一冈,长路忽已达。......师友喜我至,劳问殊亲切。我懒示之履,趾穿踵且决。”
两人在湘行路上历经艰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奔赴安化蓝田。而小说中描写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历经艰辛的目的地是平成县。由此印证:“平成县”就是“安化县”毋庸置疑。
在安化蓝田的日子里,虽然条件艰苦,但钱钟书乐在其中,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据钱先生的得意弟子许国璋回忆:“钱师讲课从不满足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课前必精心写出讲稿,但课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听过课的学生都这样感叹:‘钱师是当年课讲得最好的老师之一!’”
60多年过去了,中央电视台四套《走遍中国 .说不尽的围城》栏目组记者采访当年钱先生的学生──湖南师大张文庭、周令本夫妇时,他们回忆起先生,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钱先生风度翩翩,是当时衣着最讲究的年轻教授,课上讲得精彩极了,是学生们崇拜的偶像,课余同学们总是围着他转。最精彩的莫过于听钱师神侃。晚饭后,三五好友往往聚到一处,听钱先生谈古论今。他才思敏捷,富有灵感,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敏捷的幽默感。每每容颜焕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其清谈,也是一种享受。一次,他与好友吴忠匡等一干人前往徐燕谋住处神侃。只见他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地神侃海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娓娓道来。说到忘情处,他竟然挥着手杖将徐燕谋的蚊帐戳了好几个窟窿。随后大笑着拉着吴忠匡一溜烟跑了。”这些关于钱钟书的轶事,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博学多才且有演讲天份的钱钟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钱钟书在《围城》中用“平成”来隐喻“安化”意即“平即安也,成者化之”,“平安成化”暗喻安化县。所以“平成县”即安化县,谜底昭然若揭。把安化县以“平成县”隐喻,别具匠心,可见钱钟书对蓝田印象之深、感情之厚。
二、校名:“三闾”与“国师”之谜
钱钟书在创作《围城》时是怎样设计“三闾大学”与“国立师院”之谜的呢?
因国立师院创办在古时楚国之地,钱钟书在《围城》中便巧妙地将这所大学命名为“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典出于屈原曾任楚国三闾大夫,而“国师”创办之地亦是屈原行吟之地,故以“三闾大学”隐喻“国师”。
当时“国师”师生创办白云诗社,写下了许多抗日救亡、忧国忧民的诗篇。古今爱国诗人的心是相通的,情是相融的。当年,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被流放楚地写了热情奔放、光耀千秋的抒情长诗《离骚》、《天问》等15篇。而钱钟书虽然不是被流放来楚地的,但也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被逼迫来到这里的。“无骚不成诗”这段时期是他创作旧体诗的高峰期,钱钟书的《中书君近诗》也是在这时期由他的好友、父亲钱基博的助教吴忠匡在蓝田求知书屋印刷刊行的,收1939年冬他由沪赴湘途中旧体诗。
后来他又把在蓝田时期创作的几十首旧体诗都收录在他的诗集《槐聚诗存》中。这些诗作大都抒发了他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郁闷之情。这也是他创作《围城》时将“国师”隐喻为“三闾大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父钱基博来湘应老友廖世承恳请,不顾病痛,思欲“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抵湘后,在“国师”期间潜心研究湖湘文化,深为湖湘近代以来“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所感动,著有一部《近百年湖南学风》,由湖南蓝田袖珍书店印行。
他在导言中写道:“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钱基博在书中写了湖南汤鹏、 魏源、罗泽南、 李续宾、 王鑫、胡林翼 、曾国藩 、左宗棠、刘蓉、 郭嵩焘、邹代钧、 罗正钧、王闿运、 阎镇珩、谭嗣同、 蔡锷、 章士钊等17人,大多均为蓝田及周边地区学有成就的风云人物。
父亲的这本书对钱钟书影响极大。当年,在“国师”的院门两边张挂着钱基博老先生亲笔题的对联:
“山对光明,毋玩日曷月;
士希圣贤,好由义居仁。”
在师院大礼堂的门框上,亦挂着钱基博老先生书写的对联:
“河山诚大好,衡岳陵,湘水清,匡庐秀,赣流长,钟南州灵淑之谓材,陶铸群伦归我范。
问学亦何常,屈原骚,镰溪易,永叔文,陆子理,以景行合两省圣贤,从容中道作人师。”
老先生的这两副对联激励和鞭策着全院师生奋进,同时,也对儿子钱钟书鼓舞极大。“国师,国师,文化的先进,国民的导师”;“国师,国师,青年的先导,建国的良师。”当年的这首“国师”校歌亦是激励钱钟书人生的号角。“国师”是他人生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驿站,为他创作《围城》提供了丰富素材和文化养料。
“国师”中的人和事在小说《围城》中描写“三闾大学”时都可以找到影子。“三闾大学”推行的“导师制”源于“国师”推行的导师制。书中的方鸿渐一听就大发议论:“鸿渐笑道:‘导师制有什么专家!牛津或剑桥的任何学生,不知道得更清楚没?这些办教育的人专会挂幌子唬人。照这样下去,还要有研究留学、研究做校长的专家呢。’”
“导师制是教育部的新方针,通知各大学实施,好象反应不太好。咱们这儿的高校长是最热心奉行的人......我们这种导师制责任大得多了,随时随地要调查、矫正、向当局汇报学生的思想。这些都是官样文章,不用说它,他还有得意之笔。英国导师一边抽烟斗,一边跟学生谈话的。这最违背‘新生活运动’,所以咱们当着学生的面,绝对不许抽烟,最好压根儿戒烟。可是他自己并没有戒烟,菜馆里供给的烟,他一支一支抽个不亦乐乎,临走还带走了一匣火柴。英国先生只跟学生同吃晚饭,并且分桌吃......”“干脆跟学生同床睡觉得了!”
关于师生同吃饭的描写:“李梅亭心思周密,料到许多先生陪学生挨了半碗饭,就放下筷溜出饭堂,回去舒舒服服地吃。他定下饭堂规矩:导师的饭该由学生同桌学生先盛,学生等候导师吃完,共同退出饭堂,不得先走。看上去全是尊师。外加结合了孔老夫子的古训‘食不语',吃饭时不得讲话,只许吃哑饭,真是有苦说不出。”
在当时“国师”确实有导师制,他们定期召开会议。据《国师档案》,会议时间是“民国三十年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半”,地点是联谊社,出席者有廖世承等55位导师。会议通过的纪要的第七项“各位导师与指导的学生谈话时请注意以下各点:
1.提高爱国情绪;
2.发扬服务精神;
3.爱惜公共物资;
4.维持饭堂秩序(现正添出一年级与先修班学生饭堂,寒假后新厨房落成,拟请一部分教职员与学生会食);
5.注意集会时纪律;
6.注重礼节。”
据国师学子谢力中先生《光明山点滴:一九三九—四0肄业蓝田国师回忆》中写道:“训导主任任孟闲仙,此仙第一特征是莘莘学子,无人敢向他的个子看齐。好事者叫他‘人爱之’,乃取‘任矮子’谐音,任仙闻之,核‘大不敬’!他服膺生活教育,推行‘食不语、寝不言’诸守则,师生会餐,只见埋头大嚼,不许出声。钱钟书教授(英语系主任)则持不同观点:‘饮食乃人生一乐,席间不自由交谈,必为人生一苦,焉足为训?’英语系诸生,则唯钱钟书仙之马首是瞻,大餐厅中,乃见杂音。”
可见,小说《围城》中所描述的导师制与训导处所作所为在当时“国师”有目共睹,并非钱氏空穴来风、信手杜撰。
书中描写的“三闾大学”,至今在“国师”遗址——现湖南涟源一中校园内,仍能找到许多原型:“三闾大学图书馆”就是“国师图书馆”。“三闾大学联谊社”正是“国师联谊社”,现为涟源一中的老年俱乐部,保存完好。
书中描写:“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房是当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这房子就是当年汪梧封教授租住的与学校隔河相望的“德志园”。历经百年沧桑,这建筑虽已人去楼空而破损,但仍还保存着原貌,尚未拆除。
2008年8月,汪梧封的公子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汪新生夫妇寻根来到涟源蓝田,看到摇摇欲坠的“德志园”,看到呀呀学语时住过的房子,不仅百感交集、感概万千:“这就是《围城》里的德志园呀!《围城》可是钱钟书老先生给涟源蓝田留下的一份无与伦比的宝贵遗产啊!”
钱钟书在小说中还描写到:“水涸的时候,大家都不愿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这木板桥如今已变成水泥钢筋结构的公路桥,这过河的石墩子惜已在建拦河坝后被河水淹没。
书中的“大操场”即今日的光明山市民休闲广场。升平河边的园林处原苗圃是“国师”音乐系所在地,现在涟源一中校门处的单车棚是“国师”的体童科,现在涟源一中的科学楼处的樟树后是“国师”的校门,现在的涟源一中中山楼就是当年“国师中山楼”的原名原址,现在的“三闾钟楼”是当年“国师”的图书室,现在女生宿舍处是“国师青年服务部”,现在的男生宿舍处是“国师”的女生宿舍处,现运动场后面是“国师”的男生宿舍处,现在的樟树楼是“国师邮局处”,现在的运动场是“国师教师新村”。现礼堂是“国师”的礼堂原址,礼堂东南角处是“国师”的“金盆园”。与“金盆园”相距仅50米的“谭家花屋”是钱钟书租住了一年零九个月的“国师”教师住所。这是一座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百年老屋,虽然经历了近200年的沧桑岁月,仍保存十分完好,成为探究“三闾”与“国师”之谜的重要历史文物。
综上所述,“三闾”与“国师”之谜不揭自明:小说中描写的“三闾大学”就是现实中创建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
三、园名:“花园”与“李园”之谜
钱钟书在构思《围城》时是怎样设置“花园”与“李园”之谜的呢?
《围城》中刻意描述了“三闾大学”是一座人才“摇篮”:“这‘摇篮’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一个当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这“花园”就是“国师”创办地“李园”,是同盟会元老、民国开国元勋、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李燮和的故居;这“溪”就是学院旁边悠悠流淌的涟水源头的支流升平河;这“山”则是风景秀丽的光明山。书中对“三闾大学”的生动描写,是钱钟书对“国师”生活的细微观察、切身感受和真实写照。为了设置这个“谜”,钱钟书特意将“李园”设置成“花园”。意即为“培桃育李花满园”,取暗喻“李园”之意。
“国师”创办于“李园”应从1937年说起:7月7日,日寇军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我国被迫发动全面抗日战争。但抗战之初,我军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先后失守,敌机对我大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因当时局势,“国师”筹办选址时:一是要考虑相对安全,不能处在战略要地;二是交通不能太闭塞,以便疏散或搬迁;三是环境应当清净而隐蔽,以供教授及学子们安心学习。
“国师”筹委们曾考虑过四川的成都、云南的昆明、甚至湖南的长沙,但都因故没有中选。他们寻寻觅觅、找到离长沙西南约400华里的蓝田,进而又发现了光明山“李园”。大家惊呼:“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创办“国师”的院址了!”
“李园”建在风景宜人的光明山,院内外苍松翠柏,茂林修竹,花木扶疏,环境非常幽雅宁静,其名取自李白之“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的诗句。李园初建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又于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扩建,这在当时是一栋相当先进的建筑,有房屋二百余间,占地总面积约200余亩,大致能满足“国师”最初建校的需要。
当国师筹委会向当时“李园”的主人李云龙表示拟以“李园”为院址时,他欣然答应并无偿供应,随即动员全家子弟上下百口搬出“李园”。关于此事,后来钱基博老先生有这样一段记述:“......维将军敬教劝学,让宅以居,世之所谓李园者也。......空室而徙,羁旅如归,而后学院得以缔造......响风慕义,多士景从,以宏国家之作育,而成抗战之远模。”
据台湾老教授梁世德先生生前撰文回忆当年他陪同廖世承、钱基博等老先生到蓝田为“国师”选址时写道:“基于六十年前,笔者甫从中大毕业,欣获廖院长意外之知遇,乃乐于随行赶回蓝田,首先确定光明山李园为院址,继而分向邻近田地、丘陵、山坡主人,进行租赁、买借,就原有建构、整修装隔,辟成课室、礼堂、操场、办公处所,一应俱全,续即鸠工庇材,与建师生宿舍、实验室、图书馆,不数月而如期招生开课者,颇得地方人士明智开朗,民风淳厚而具前瞻,大小事宜商洽必成,抑聊尽人缘、地缘之运作,而显见事功也。”㉑
另据廖世承院长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时也写到:“世承又向安化县属蓝田地方尚有房屋可租,因亲往视察,与该地人士接洽,奔走两日看屋数处,非太狭小即太陈旧,均不能用。最后介绍李园房屋一栋,李园距镇市一里余,四周乔木蔚然,楼房四行分列,前后走廊连成一气,大小达百间,前后草坪后土山,右有小园余地,房屋够用而又完整,修理省费。因与园主李卓然几经磋商,成立契约,遂即遄返长沙,另筹院务进行事项。敬将院址设安化蓝田情由,具文呈请钧部迅予核示,一面由世承先行规划修建,以免缓不济急,除另附草图暨说明外,俟后将预定校舍摄影再行呈请监察。”㉒
已故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授、国家史志列传书法院士刘绍东先生在他的《李园记》中云:“李园大院,上下三正两横,大小房屋百多间,内涵高阜花苑、低洼池亭、鹿栅,墙内外精培松、竹、柞、桂等常绿乔木,全仿苏杭园林规划,登阜楼纵览兴坳头含,龙山尾接、蓝河北润、涟水南朝,东奔马头牛牯......乃乾上龙尾发祥之地。”㉓
“李园”确实是一座培兰植桂的“花园”、一个培养人才的“摇篮”。到1943年全院学生总人数达2000多人。先后有87名教授、46名副教授任教。著名教授有江苏的钱基博、钱钟书、廖世承、孟宪承、储安平、钟泰、汪德耀,浙江的高觉敷、谢扶雅、朱有献、金兆均、黄子通,安徽的有杨善基、李修睦、程宗潮、章元石,湖南的有马宗霍、皮名举、李剑农、李达、梁希杰、骆鸥凯、周邦式、涂文、刘佛年、颜息庵,江西的有郭一岭、伍仲、孙光佑,以及其他地方的汪梧封、朱有光、黄渭川、梁国东等。
由于有这么多名师执教,尽管当时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但“国师”的学术空气仍然十分浓厚;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它还是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学子投奔它。正像“国师”学子伍大希在《山沟里有一群名教授》一文中所说的:“蓝田光明山,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哺育国师好几年,国师也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这块土地,为蓝田增添了光彩。50年物换星移,事早已成陈迹;但是这段峥嵘岁月所创造的百年树人的业绩是与日同辉的。”㉔
后来的事实证明,选“李园”为院址,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抉择。因为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或因其战略地形,蓝田始终未被日寇占领,而日机也从未轰炸过“李园”。由此看来:把“李园”描写成小说中的“花园”,还有“世外桃源可避秦”之寓意 ;把“花园”隐喻“李园”,实乃钱大师别具匠心也!
令人惋惜的是,当年钱钟书笔下的“花园”即“李园”已不复存在。在它一百年的生命中,可以说是历尽沧桑。它已功德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四大历史使命:
“一是繁衍使命。它孕育了李家几代卓越人才,在这座院子里走出了民国开国元勋李燮和,诞生了民国一位上将、两位中将;
二是军事使命。战时先后作过国民政府的陆军暂五师师部、野战医院和新兵训练所;
三是教育使命。先后创办过广义小学、光明山小学、国立师范学院、省立十五中和涟源一中。其中钱钟书笔下的“花园”——涟源一中已成了三湘名校:在半个世纪里,就有4万多学子从这里脱颖而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四是政治使命。这里先后作为蓝田地方政府机关、涟源县政府和涟源市政府所在地。”㉕
如今,“李园”的宅院已先后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高达八层的政府办公大楼——“八角大楼”。“李园”虽不复,“花园”依旧在,风韵却长存。在这神奇的光明山上继续演绎着“李园”与“花园”的故事。
钱钟书在“李园”居住期间还写下了许多应景即时的旧体诗,收在他的诗集《槐聚诗存》里。
他写窗外之景“上窗写影几竿竹,叶叶风前作态殊”,㉖“吟风丛竹有清音,如诉昏灯掩抑心”;㉗
写田野蛙鸣虫叫“阁阁蛙成市,点点萤专夜”,㉘ “蛙喧清雨邀天听,虫泣知秋吊月亡”;㉙
写傍晚景色“渐收残照隐残峦,鸦点纷还羡羽翰,暝色未昏微逗月,奔流不舍远闻湍”。㉚
这些诗句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李园”的情景,与小说《围城》中关于“花园”的描写相映成趣。
四、城名:“蓝田”与“上海”之谜
钱钟书笔下的“围城”究竟指的“蓝田”还是“上海”?《围城》中没有说,钱钟书也没有说。老先生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看来只有探究史料才能解开这个“谜”了!
事情还得从1941年暑假说起。钱钟书回到上海,正值珍珠港事件发生,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来了,于是就开始在蓝田“国师”孕育构思的小说《围城》的创作。1944年开始动笔到1946年完成,用了整整两年。据此,有人说:“‘围城’指的是上海,而不是蓝田。”
“围城”究竟是指上海还是蓝田?在钱夫人杨绛先生在《钱钟书写〈围城〉》一文中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解:“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的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㉛这熟悉的地方就是蓝田;这熟悉的社会阶层就是“国师”的众生相。
更何况《围城》共九章,其中有四章分别描写计划赴湘、湘行路上、三闾大学及离时情景,均与蓝田有关,而这几部分恰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也是全书高潮和最精彩的部分。第五章写一行人从上海来“三闾大学”途中的故事。第六章至第八章写“三闾大学”教授的众生相。
关于小说中的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顾尔谦等人物,都可以在钱钟书去湖南执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一些影子;至于“三闾大学”中的衮衮诸公,如高松年、汪处厚、刘东方、韩学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不打上国师的烙印。
为此,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说这样一段话:“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这话当然很对。”㉜
不仅如此,钱钟书的笔记体诗话《谈艺录》也是在国师时开始起草,并完成该书的一半。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于湘西(当时人认为蓝田属湘西——引者注),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㉝
他生前的好友吴忠匡回忆:“《谈艺录》也是在这一时期草创的,用的是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他每晚写一章,二三天以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写完一章,就交我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的章节我都有过录本。”㉞在战时的蓝田,日寇的铁蹄蹂躏到了周边的邵阳、益阳、宁乡、湘乡、新化等地,蓝田事实上也成了一座“围城”。
《围城》虽撰写成书于上海,实际孕育构思在蓝田。汤宴先生在其著作《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中写道:“钱钟书在蓝田时间虽短,严格说来不到两年。但对钱钟书一生都极为重要。比较起来,在蓝田是他多产时期。他在蓝田着手写《谈艺录》,出一册《中书君近诗》,并撰写了半部《写在人生边上》。最重要的是在蓝田构思、孕育了小说《围城》。他是不心甘情愿去蓝田的,在路上又吃尽苦头,受尽折磨,心情亦极为恶劣。但事后证之,吃了些苦头是值得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钱钟书在湘西(蓝田)穷山沟里收获无比的丰富。所以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许钱钟书撰写《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只是迟早的问题,但可以肯定说,如果没有蓝田之行,钱钟书绝对不会有《围城》。如果没有《围城》这部巨著,那么中国文学史就要寒怆得多了。故蓝田虽小,但对钱钟书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却无比的重大。”㉟
所以说蓝田和“国师”的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为他创作《围城》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这段话也充分证明“围城”指的是蓝田,而不是上海。
当年,廖世承院长跑了许多地方都不中意,但到了蓝田后,一眼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再加上当时蓝田属安化县管辖,安化有“安定文化”之吉利,而蓝田又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吉兆,于是乎,国师终于“玉种蓝田”而落户此间。
蓝田是一座千年古镇,是战时湖南文化中心。这里学校林立,商贾云集,市面繁荣,盛极一时,复有清嘉庆年间“小南京”之美誉。这情景给钱钟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小说中描写“三闾大学”所在小镇:“这乡镇绝非战略上的必争之地,日本人唯一豪爽不吝啬的东西──炸弹,也不会浪费在这地方。所以离学校不到半里的镇上,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地方戏院、警察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㊱
书中对“三闾大学”与平成县乡下小镇景物的生动描写,是他对蓝田和“国师”生活的细微观察、切身感受和真实写照;更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可以说,是蓝田滋生了《围城》,是“国师”孕育了《围城》,是《围城》成就了钱钟书。正如湖南师大副校长蒋洪新教授说:“如果说没有蓝田和“国师”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钱钟书绝对创作不出《围城》。没有《围城》,钱钟书的文学成就会大为逊色。”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在安化蓝田一带民间流传着一个风俗习惯,这就是用湿报纸包着鸡蛋在炭火或柴火中煨熟吃。一来可以充饥,二来可以滋补身子。这个法子也被钱钟书和他的同事们学会了。在蓝田“国师”期间,担任钱基博的助教吴忠匡与钱钟书一处读书,同桌进膳,他回忆钱钟书在国师的情景:“老先生(指钱基博)每天自清晨到深夜,总是端坐在他的大书案前无间隙地、不倦怠地著书立说,编撰中国文学史,写读书日记。中书也是整天埋头苦读,足不出户。一般午前的时间,他都用它来阅读外语书籍,大部分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剩余的时间,他阅碑帖,临写草书。”㊲
他们当时苦志读书,冬季严寒,屋内都用木炭盆生火取暖,每至午夜,我们就用费旧纸包裹鸡蛋,用水湿透,投进炭火,蛋煨熟了,我们一人一枚用它作夜宵。”在郑朝宗先生《怀旧》集《不一样的记忆》一文中写道:“1980年《围城》重印出书,徐先生(燕谋)来信告诉我:‘钟书君《围城》一书虽成于沪,而构思布局实在湘西(蓝田)穷山中。四十年前坐地炉旁,听君话书中故事,犹历历在目。’信末附一绝句:‘灰里阴何拔未成,君来叩首说《围城》。十年劫火诗书尽,故事偏传海外名。’”㊳
这诗中说的:“ 灰里阴何拔未成,君来叩首说《围城》”,说的就是鸡蛋煨在炉火中的灰里,为何没有来得及拨出来呢?因为钱钟书赶来敲门了,他急着要将刚刚构思的《围城》故事,说给徐燕谋等人听哩。这也说明钱钟书《围城》的故事梗概确实是在蓝田孕育构思的。
“围城”究竟指的是“蓝田”还是“上海”,钱先生生前虽然没有明说,但谜底已不言而喻了。
关于钱钟书的《围城》之“谜”,其夫人杨绛女士在《钱钟书与〈围城〉》中已有详尽叙述,这里就不累赘了。聪明的读者不难看出,钱钟书在《围城》里倾注了他的思想感情:“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逃出来。”小镇的“围城”是这样,三闾的“围城”也是这样,人生的“围城”又何尝不是这样!也许,钱钟书为我们设计的“围城”是一座人生的“围城”。
不管怎么说,《围城》是一代宗师钱钟书为古镇蓝田留下的无比珍贵、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 。解读钱钟书的《围城》之谜,对于研究“围城文化”,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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㉒蒋洪新:《<围城>内外的故事:钱钟书与国立师范学院》见邱超文主编:《<围城>之城——国立师范学院史料集》,第30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1月。在该书中作为附录之二录用。
㉓刘绍东:《李园记》,见李举民编:《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之李园点滴》,第16页,涟源市湘中印刷厂承印,2005年5月。
㉔伍大希:《山沟里有一群名教授》,见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湘潮》,《湘潮》杂志社,第54页,1993年Z1期。
㉕李举民主编:《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之李园纪略》,第23页,涟源市湘中印刷厂承印,2005年5月。
㉖钱钟书:《钱钟书集.槐聚诗存》,第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0月。
㉗钱钟书:《钱钟书集.槐聚诗存》,第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0月。
㉘钱钟书:《钱钟书集.槐聚诗存》,第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0月。
㉙钱钟书:《钱钟书集.槐聚诗存》,第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0月。
㉚钱钟书:《钱钟书集.槐聚诗存》,第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0月。
㉛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见钱钟书:《围城》,第38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在该书中作为附录录用。
㉜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见钱钟书:《围城》,第38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在该书中作为附录录用。
㉝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
㉞吴忠匡:《忆钱钟书先生》,见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第138页-13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㉟汤宴:《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第226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㊱钱钟书:《钱钟书集.围城》,第20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
㊲吴忠匡:《忆钱钟书先生》,见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第138页-13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㊳郑朝宗:《怀旧》,见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第115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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