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国时期厦门老市场黄绍坚 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场建设
厦门老市场分布图 位于厦门老市区大同路和思明东路之间这座100来米长的第七市场，是厦门依然还在营业的唯一的老市场。在厦门话中，“市场”的意思，包括“菜市场”。而普通话里的“市场”，在厦门话中，有时则说成“市面”。“市场繁荣”，说成“市面老烈”。本文所说的“市场”，指的就是“菜市场”。 厦门老市场的建设，要从1920年代厦门市政改造说起。根据1932年出版的《厦门工商业大观》一书介绍，1919年8月，厦门设立“市政会”（决议机构）和“市政会局”（执行机构），开始筹划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1920年6月，重设市政会，第一届会长，是鼓浪屿菽庄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第一届督办，是曾任厦门道尹、福建省财政厅长的陈培琨[1]。1921年，曾任闽南护法区工务局局长的周醒南[2]，就任负责实际操作的厦门市政会委员长，厦门市政改造逐渐步入正轨。1925年6月，在当时主政厦门的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主持下[3]，改组市政会、市政局为“市政督办公署”，督办为林国赓、陈培琨，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会办周醒南，厦门市政建设全面铺开[4]。其建设资金来源，一是发行市政公债，二是征收临时市政捐，三是征收屠宰附加税，四是出售折剩余地的收入，五是海滩代填费的收入，六是建成房屋之后出售所得的利润，七是平整土地、填埋内河及海滩之后，出售地皮的收入，八是征收车辆捐[5]。简单来说，就是十个字：发债、征税、代工、建房、售地。看得出，在当年军阀混战、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背景下，为了厦门市政建设，周醒南可谓殚精竭虑。 根据当年规划，在厦门老城区中，拟建设九座市场。市场建设的原则，一是依据市内人口分布和生活特点，合理布局，二是“适合卫生为重心”，三是“场内经营，分类雁序（整齐有序）”，四是“场道四达贯联，俾市民适于购买”[6]。应该说，这四项市场建设原则，观念先进，到今天仍然适用。 于是，从1927年起，厦门市场建设全面展开。1928年7月，位于中华路古城口（今中山路古城东路路口）的市场最先建成，被命名为“第一市场”[7]。其后建成的市场，按照建成时间先后，顺序命名。根据1931年出版的《厦门指南》一书介绍，到1931年时，厦门已建成美仁宫“第二市场”（今厦禾路溪岸路“美仁宫大厦”一带）、厦门港“第三市场”（今厦门港碧山路“鹭江海景花园”一带）、浮屿角“第四市场”（今思明北路“源通中心”南面）、甕菜河“第五市场”（今思明南路妙香路一带）等五个市场[8]。另据1932年《厦门工商业大观》一书介绍，鱼仔市“第六市场”（今中山路泰山路与水仙路钓仔路交汇处）、青龙宫“第七市场”（今大同路与思明东路之间）、鹭江道首叚“第八市场”（今开元路开平路与营平路交汇处）、惠灵宫“第九市场”（今思明南路定安路“老虎城海鲜美食街”附近）等市场，有望在1932年底之前竣工[9]。 根据《厦门市志》统计，到厦门沦陷之前，厦门老城区共建成9座市场，共计470间房屋，建筑面积1.49万平方米[10]。至于市场建设资金，很大部分来自于民营公司。例如，当时厦门商会会长洪鸿儒与数位同安籍华侨合资组建的“兴安公司”，先后兴建了第五市场、第七市场[11]；“民产公司”，则先后新建、改建第二市场、第四市场、第六市场等处公厕[12]。另据1929年《昌言》上的一篇报道说，第四市场，已卖给“港仔口街长裕号”[13]。而在1947年10月4日至6日厦门《江声报》上，则连续三天刊登《第八市场全座让租》启示，称：“启者，渠于民国廿二年（1933年），自建第八市场全座，因渠旅外营商，对于该（市）场，时为乏人调整，今特招人全座承租。”启示未落款，不知建设第八市场的那位侨商是谁[14]。 此外，在鼓浪屿龙头路（今鼓浪屿菜市场旁），鼓浪屿工部局还建有一座“鼓浪屿市场”[15]。 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场管理
两张民国时期的发票，陈亚元先生提供 除了鼓浪屿市场情况较特殊、由鼓浪屿工部局管理外，其余岛内9座市场，均由民国时期的厦门公安局管理。另据民国时期厦门报纸报道，各个市场所在地的保长，也有协助管理市场之责。 在1931年出版的《厦门指南》中，收有厦门公安局制定的《第一市场暂行条例》。条例共15条，规定：市场由市公安局专派特务警察（执行特别任务的警察）1人专职巡视市场内外，并负责市场日常治安，另聘打扫夫（清洁工）1名，负责市场垃圾清理。鱼类、肉类、蔬菜类，只准在市场内贩卖；同时，市场内也可出售干货、卤制品及水果。为了保护市场内经营户的利益，市场四周各1000尺范围内，禁止流动摊贩出售鱼、肉、菜。条例中还规定，市场内经营户，必须保证货品新鲜、卫生，必须按月交纳租金，每间月租大洋8元5角。市场产生的垃圾，由各经营户自己收集，每天早、午、晚三次，倾倒在卫生局垃圾车里，由打扫夫（清洁工）集中运往外处。每一年，“市场内外各部分，须涂油及扫白灰水一次”[16]。条例中还说，违反规定者，将分别受到罚款、拘役等处分。 不过，厦门市收藏家协会的陈亚元先生，收藏着两份非常有趣的相关发票。其中一份显示，1936年8月30日，第三市场清道伕（清洁工）姜某，收到华侨银行“二十五年八月份饷银大洋12元、扫具费1元，共13元”。看来，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公安局，也搞乱摊派，将第三市场清洁工的工资，摊派由华侨银行承担。另一张发票，是1936年9月，厦门市公安局，收到第三市场街55号“门牌费大洋2角”。这个“门牌费”，不知是制作门牌的工本费，还是按月收取的乱收费？因为缺乏相关材料佐证，具体情况不详。 寂寞的第六市场、第八市场 第六市场，位于泰山路与钓仔路交汇处，是厦门现在最完整的民国时期老市场建筑
营平路上“八市水产商店”，是进入第八市场内部的入口 1948年8月16日，厦门《江声报》上，刊登了由鲁钝撰写的一篇文章《八大市场之递嬗》。文章中说，厦门沦陷之前，曾建有八大市场。这种说法有点奇怪，这位鲁钝先生，居然对思明南路定安路上的第九市场视若无睹，不知何故？不过，文章还是介绍了抗战前后厦门几座市场的变迁。鲁钝先生说，到1948年时，厦门港“第三市场”已废置，移址到新鱼行口；妙香路“第五市场”，亦变为住宅；中华路古城口“第一市场”、美仁宫“第二市场”和浮屿角“第四市场”，已成“半张半弛状态”。他说：“现光景最好者，厥推关仔内之第七市场，次之即第八及第六（市场），亦为闹市。”据他分析，第七市场之所以生意兴隆，因为它在老城区里位置适中，四周消费人口密集，当然会吸引许多商家前往那里摆摊设点。“夫营业佳，则货愈多”，货品销售愈快，则价格自然降低，“此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 [17]。 不过，鲁钝先生笔下的闹市“第六市场”，现在却近乎默默无闻，静立在中山路泰山路与水仙路钓仔路交汇处，即“中山海景大厦”斜对面。其实，这座第六市场，是现存外观最完整的民国时期厦门老市场，两侧四层，门楼两旁五层。门楼中间，一至三楼放空，四至六楼，悬空建筑三层。门楼六楼顶上，立有大字书写的“第六市场”四字；门楼悬空建筑的四楼上，饰有小字匾额，亦书“第六市场”。综观整体建筑，呈“山”字形，从中间向两边同时依次递减，造型美观。范寿春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第六市场，自清代至民国，这里专门锻打大大小小的鱼钩，还出口到南洋。”所以，第六市场旁边那条小路，得名“钩仔路”[18]。只是，第六市场，如今仅剩一门，整座建筑也已变为住宅。 同样寂寞的，还有民国时期“第八市场”。现在，许多厦门人、包括厦门本地媒体在内，都将厦禾路开禾路和营平路上热闹的菜市场，称为“第八市场”，其实是错的。真正的第八市场，位于开元路开平路与营平路交汇处，是一座截面同样呈“山”字形、两侧四层、门楼五层、外墙为红砖的四方形建筑，原有四门，现在里面已变为民居，市场牌匾也已消失不见，倒是朝向开平路和营平路的一楼商铺，热闹依旧。不过，从营平路上挂有“八市水产商店”处，进入安静的楼内，就能将满街的喧嚣抛在身后。在那里，我遇到68岁的郭春坚先生。他是位热心人，退休前在水产公司工作，现在每个星期天早上，他都来此找老朋友们泡茶、聊天。幸亏有他的指点，我才能确认这座真正的第八市场大楼。
第八市场（内部）
69岁的郭春坚先生，是水产公司退休员工，在第八市场里，为我耐心讲解市场历史
第七市场里，民国时期建成的拱券门 第七市场的温馨记忆
4岁的吴佳佳开始换牙了，笑起来时，咧着缺了几颗门牙的小嘴，配上两个酒窝和一双眯眯的小眼，很可爱的样子。她一点儿也不怕生，举着一粒橙色的气球让我拍照，还比划出一个手势“耶”。 4岁的吴佳佳，是第七市场里的“小地保” 然后，就蹦蹦跳跳地到处跑，跟市场里每户商家都很熟的样子。来来往往的人流，似乎一点儿也没影响到她童年的欢乐。她是漳州龙海市浮宫人，从小跟着摆摊卖鸡鸭的妈妈，在厦门第七市场里长大。现在佳佳说起闽南话来，除了一个龙海口音“hy-o”（龙海话：是的），剩下的，满口都是厦门腔。 “佳佳是第七市场里的地保。”佳佳的邻居、在第七市场22号开家小杂货店的陈先生说。1960年出生的陈先生和凌女士，是依然住在第七市场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厦门人之一。他们俩指着市场里的摊位，挨个向我介绍。一帧一帧黑白的影像，逐渐拼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第七市场的旧影：“从大同路进来，第一间现在卖炸菜丸子的，原来是豆干（豆腐）店。豆干店对面，是食杂店。过来这家，现在卖鱼丸的，原来是豆油（酱油）店，也卖酱瓜、咸菜。再过来是三排菜格子（销售蔬菜的三层木头架子），卖各种青菜、菜头（蔬菜、萝卜）。菜市中间是卖肉的。再过去，思明东路那头，是卖鱼的。卖鱼的对面，也是菜格子。噢，你讲的那位思北小学陈老师，就住在20号三楼。那位王老师，她婆婆住在再过去几间。” 陈老师名叫陈佩珍，是我小学时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当年，我大概算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在那个物资极端匮乏、买米都得凭粮票的年代里，我居然在陈老师家里蹭过好几次饭，让我后来想起，每每怀念不已。王老师名叫王瑞卿，是我小学时英语老师。我最初的英语底子，就是王老师和她先生利用晚上时间，一点一点帮我打扎实的。第七市场上方至今犹在的两座民国时期建成的拱券门，见证了我对这里的温馨记忆。 小狮子第七市场有两所小学，思明小学和思北小学，不过现在老思明旧址加上师生一起和思北合并，新思明弄到华侨博物馆那边。 命运多舛的第三市场
第三市场旧址，位于厦门港碧山路 厦门港“第三市场”，可谓命运多舛。据郭春坚先生介绍，最早的厦门港市场，位于厦门港太平桥街一带。我查厦门地方史料，1931年之前建成的厦门港第三市场，则在今厦门港碧山路“鹭江海景花园”一带，有房屋56间，比第一市场的规模还大[19]。彼时，在厦门港渔行口（今厦门港沙坡尾中华儿女美术馆、沙坡尾边防派出所一带），还有一座历史形成的鱼市场，专营鱼货批发。据李冰先生《厦港渔行与渔民》一文介绍，1933年前后，那里共有35家鱼行，“每家资本额不一，有的四五万元，有的千元而已。”[20]可以说，当年的厦门港一带，市场繁荣，生意兴旺。 不过，在1941年厦门沦陷期间出版的《新厦门指南》一书中，已不见第三市场的身影[21]。原来，为了掠夺厦门水产资源，沦陷时期的伪厦门特别市政府规定，取消鱼行制度，渔民打上来的鱼货，必须全部交给日伪开办的“全闽水产公司”经营销售[22]。结果，当年专营批发的厦门港鱼市场，及以渔货销售为主的厦门港第三市场，因此都被取消。 抗战胜利后，第三市场依旧废置，店面改作居民住宅[23]，但民国政府恢复了厦门港鱼市场。第三市场里的商户，于是便移址到渔行口附近做起买卖[24]。 解放后，第三市场恢复，但厦门港这一片的市场生意，已经散成几处。反正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厦门港碧山路、蜂巢山路、民族路、大学路一带，到处都有摆摊卖菜的小商贩，整天被戴红袖套者，追得满街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厦门港碧山路原第三市场一带，成了第一批开放的自由贸易市场，碧山路第三市场，又恢复了生机[25]。可惜好景不长，前几年搞房地产开发，第三市场被彻底拆除，盖了一幢“鹭江海景花园”。市场只好移到花园对面的碧山路小横街里，改称为碧山路菜市场。 我在菜市场里，遇到90岁的曾锦堂老人。老人说，原来的第三市场大楼，有四个门，四通八达，生意红火。市场移到横街之后，刚开始时生意还行。现在，市场改造，沿路两旁搭起带铁棚的钢架，摊位统一设在棚下，美观倒是美观了，可是两边的铁棚设计得太窄，又各带一个朝向路中间的斜坡，结果，夏天挨日晒，雨天遭水淋，生意大受影响。说起这事儿，老人和四周的商户们，全都摇头叹气。 如今，碧山路上，只有一家出售肉松、肉干的商店，依然起名叫“香贡贡三市分店”，顽强地坚持着历史的记忆。
90岁的曾锦堂大爷，坐在新建的碧山路菜市场
碧山路上，“香贡贡三市分店”，顽强坚持着对第三市场的记忆 暧昧的第四市场
第四市场街上的“勇发制冷家电维修部”，老板陈勇发
“第四市场”（今思明北路“源通中心”南面），位于浮屿角。民国时期，浮屿角这个名字，始终笼罩着一层暧昧的色彩。 在1935年出版的《最新厦门概览》一书中，“茶社”一节，共有7家，全部集中在浮屿角[26]，乍看之下令人困惑。不过，答案就藏在书中对“浮屿角”的介绍里：“一到灯光时候，江西、江苏等之走唱或断发或辫发，穿上花红柳绿旗袍，带一枝扇子、一枝胡弓，出入茶楼之间……卖唱之外，多秘密卖淫”，据说，还因此挤垮了厦门港大生里的生意[27]。 厦门沦陷后，1940年5月，浮屿角一带，成为日伪指定的“家畜市场”，规定凡在厦门市内销售的牛、猪、羊，都必须在这里统一交易[28]。抗战胜利后，据1946年民国政府的一份调查表明，浮屿角一带，又成为宰牛场，负责全市牛肉供应[29]。总之，浮屿角一带，似乎跟各种各样的“肉”脱不了干系，多少令人忍俊不禁。 当然，浮屿角暧昧，第四市场并不暧昧。可惜在1947年出版的《厦门大观》一书中，已经写道：第四市场“因战乱住房变迁关系，已（将）摊贩集市倾售”[30] 如今，它已消失。在思明北路和开元路之间，就在“特香包”旁边的小街里，只剩下南边的半条街名“第四市场”，每天都得尴尬地面对着街北边高大的“源通中心”。 消失了的第五市场、第九市场、第二市场
第五市场旧址，位于妙香路
第九市场旧址，位于定安路“虎城海鲜美食街”附近
第二市场旧址，位于溪岸街“美仁宫大厦”附近
没有人会否认，时代要进步，城市要发展。 甕菜河“第五市场”（今思明南路妙香路一带）的消失，应该算是城市发展、自然淘汰的例子。它地处厦门老市区闹市中心。1930年，第五市场的评定地价，为每平方丈300元。但离它咫尺之遥、却生意兴隆的第七市场，评定地价仅为每平方丈200元[31]。可见，第五市场这里，地价既贵，生意又差，不倒才怪。到1941年厦门沦陷期间出版的《新厦门指南》中，第五市场已经消失不见[32]，却很少有人惋惜过它的淘汰。对了，我小时候，妙香路一带，有“新南轩酒家”，有“清真牛肉店”，从那里飘出的菜香味儿，经常馋得我和小伙伴们垂涎欲滴。 同样被淘汰的，还有惠灵宫“第九市场”（今思明南路定安路“老虎城海鲜美食街”附近）。这座市场中的小弟，好像天生就是默默无闻的命，它在的时候不曾显赫，它倒的时候也悄无声息。我几乎读遍民国时期厦门老报纸，只看到一条它的新闻。1946年8月30日，厦门《星光日报》报道：《第九市场，破获私宰牛》[33]。下一次它出现在报纸上，居然是在11年后的解放后，《厦门日报》1957年1月15日报道：《第九市场面貌刷新》[34]。如今，那一带成了“虎城海鲜美食街”，不知熙熙攘攘的食客们，是否有人会念起它的前世今生？ 可是，另外一些老东西的消失，却令人不得不反思：一味求新、求大、追钱、逐利的发展，做法是否正确？割裂历史的所谓“跨越式发展”，是否会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心存惋惜，留下遗憾？ 美仁宫“第二市场”（今厦禾路溪岸路“美仁宫大厦”一带）的消失，也许就是个例子。据1946年民国政府的一份调查档案表明，当年厦门市区，每年消费各种蔬菜约27万担，其中厦门本市禾山区（除老市区外的厦门岛其他地方，当年都属于“禾山区”），年产约20万担，龙溪县、海澄县（今漳州龙海市及厦门海沧区）、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翔安区）、金门县等地，输入约7万担，外加福州、上海、广州等地输入的零星品种[35]，可见禾山农民对厦门城的贡献。另据其石先生《厦门蔬菜行业的变迁》一文介绍，当年的禾山农民进城卖菜，“靠肩膀挑运，费时费力”。走到老市区边上的美仁宫（今厦禾路二市站附近）之后，农民可以有三种选择：或“绕道公园边”，进城售卖；或沿着1930年代新修的厦禾路，进城售卖；或将蔬菜交给位于美仁宫的第二市场商户，代为售卖[36]。可见，当年在美仁宫建“第二市场”，真是一件体贴农民之举。事实上，当年的美仁宫，还有一座汽车站（解放后改为“厦门长途汽车站”），就有开往禾山各个方向的班车，方便农民进城。 如今，曾给厦门市民留下过温暖记忆的第二市场，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大的“美仁宫大厦”。大厦底层，设了个“美仁宫菜市场”。但民间的记忆顽强生存，这里附近的公交站，不屈不挠地，依然名叫“二市站”。 重建的第一市场
重建的第一市场，位于古城东路口 中华路古城口（今中山路古城东路路口）“第一市场”，建成最早，如今还在，当然，不是原貌，而是2007年重建后的结果。彭一万先生还慷慨激昂地写了篇《古城东路赋》，镌刻在市场边墙上。它位于中山路步行街的起点，愿意说它是步行街的终点也行。这仿佛是个寓言。第一市场建成了，第一市场拆了，第一市场又重建了。历史在这里，划了个圆圈。（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22时18分，终于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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