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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的误读》 ——宋代文献《坦斋笔衡》中【本朝】究竟指哪朝？
（一）论【本朝】的误读
本文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结合考古发现、传世及出土器物为实证的原则，在消化汲取、专家、学者、藏家的研讨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对文献中记载的事件，及其所发生的朝代、时段，以多视角的科学推理，论证了这一“结症”的关键所在——就是对《坦斋笔衡》中所述“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这段文字的“误读”。致使古人所说的【本朝】与我们解读的【本朝】“大相劲庭”。
一．
在《坦斋笔衡》记述的“【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这句话，在明清文献中，大多是使用“宋时”“宋以”来替代【本朝】。如：（1）明·王世懋《窥天外乘》“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
（2）明·黄一正《事物绀珠》 但明清人究竟是指“宋(含金/元)时”呢？还是单指北宋？就不得而知了。如：清·学者 梁同书在《古窑器考》记载：“宋时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屑玛瑙为釉，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不得不承认，此文段所说的“宋时”无疑是在指北宋时期。或许正因为明清人模糊的概念，导致了今时人们全然不同的“清醒”——“毫无疑问”地将【本朝】看成了是北宋朝。是受明清人的影响？还是我们的疏忽？而随后的研讨“局面”之状况，就正如著名学者李刚先生所言：“人们一直是在南宋的《垣斋笔衡》和《负暄杂录》的模糊叙述中兜圈子” 对历史文献的理解，抓住重文意的依次原则，提出大胆的科学推理，就不难发现：数十年来我们为什么会卷进这无休止的纷争而难于自拔：无论是北宋官窑窑址问题，还是官汝、民汝不清………。 二．重新认识“本朝”的释解
在已知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宋代官窑问题最重要、时间最早、记载最全面，而且为大多数专家学者所接受的就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撰写的《说郛》及《辍耕录》中收录了宋人顾文荐和叶寘编撰的《负暄杂录》和《坦斋笔衡》中有关“窑器”的内容：“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逐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者，不得臣蔗用，故云‘秘’。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
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全篇记述看，时间年代交代清析，文理修词准确。如：‘舜时’、‘三代’、‘秦汉’、‘钱氏’、‘陆龟蒙’、‘唐世’、‘本朝’、‘宣、政间’ ‘中兴渡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作者还是收录者都堪称是博学通儒的一代学士。 （2）再一种假设，从“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章全部是陶宗仪的自述语，而此时陶宗仪身处元朝。或，不是陶宗仪的自述语，而全部是叶寘的记述语，当时他就身处已被金朝占领下的汴京，成为了金朝统治下的臣民。 上述几种假设，可以说已将《坦斋笔衡》中有关记叙，颠过来倒过去的细推论了一翻，但无那种推理，都丝毫不能把【本朝】与北宋朝联系上来。 从“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到 “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两句话的前后记事的时段上看，并非我们想当然的：‘是发生在同一朝代的事情’。假如是同指北宋朝，就必然会在研讨中出现两个方面的困惑：1.其事件（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本身的出处（时段）将无法圆说，2.其语法用词也有问题或矛盾。试问：“宣、政间”是指北宋末年，那“本朝”又是指北宋的何时段？——历史上有人回答出来了吗？没有也。所以【本朝】就是指金朝，这是惟一的正解，因为史实无二、真理唯一。 （4）再以陆游撰写的《老学庵笔记》“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瓷，”的记载来分析：陆游、叶寘同为宋人，又是记叙同一件事情，为何前者称“故都”而后者称“本朝” 呢？为何陆游不说“本朝时，定器不入禁中”？叶寘不说“故都时，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呢？这就恰恰在告诉我们：陆游当时身处南宋国，称“故都”是指昔日的大宋国都汴京。而叶寘当时则是身处被金朝占领下的汴京，所以称【本朝】）记述当朝（金朝）发生的事件，且同时回顾了沦陷前“宣、政间”及“中兴渡江”时段的旧事，故，两位文人士大夫才有不同的语法修辞呀！
《老学庵笔记》中的内容，据考多是陆游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从陆游生萃时间（1125—1210）与北宋灭亡的（1127）时间上来看，就可知《老学庵笔记》中所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 （5）从“ 本朝—宣政间—中兴渡江，”的词句来看，如果说“本朝”是指北宋，则宋人叶寘为何不明示时段？（北宋一百多年，是在哪一时段？即便看成是北宋末年，也有几十年）致使在“本朝”发生的“遂命汝州造青窑器”事件让后人无从考证，这与其后的宣、政间——中兴渡江明示时段的记事风格迥然不同。试问：如果你是一位文人士大夫或史学家，你会运笔到如此乌龙，让人一头雾水吗？显然，这也只有一种解释：“本朝”就是指当时的金朝，金朝本身就是地理、就是时段，何需再明示呢？ 把【本朝】看成是宋朝，几十年来的研讨都从未查出或涉及到此一时段的年份。进而也就不能确定承载在此一时段上的历史事件究竟是归属哪一王朝发生的事件，又谈何研讨“事件”本身的里里外外？——争论不休的“结症”就在于此！
把本来发生在金朝占领地区的“造青窑器”事件，“想当然”看成是发生在北宋时期，来加以研讨、说事，由此思维定势，自然会出现种种个人色彩的猜想——“因宋微宗道教思想严重而搞得“尚青弃白”呀、或是“芒口”呀、再不就是文献有“伪”呀 ……等等。致使我们的研讨陷入了“泥塘”还“自以为是”。 所以，谁说文献记述不清？谁在‘乌龙’，让人一头雾水？不是宋人叶寘，而正是我们自己不经意的“想当然”所致—— “《坦斋笔衡》乃宋人所撰写，当然是指‘宋朝’啰”！
（7）如果“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记载，是发生在北宋时期，那么《大金集礼》记载：天眷二年(1139年)以“定磁一千事”为金朝公主礼物一事，就有疑问了：数十年后何来“定磁一千事”？天上掉下来的吗？。 （8）杭州考古所的唐俊杰先生说“从南宋皇城高架桥工地出土中的瓷器瓷片中，既有汝瓷、官窑瓷、高丽瓷也有定瓷。”（引自故宫博物院刊2010-5期103页）如果说“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是发生在北宋时期，那为何北宋直至灭亡后多年，南宋宫廷都还留有“定瓷”呢？北宋时都已“不入禁中”了，几十年后的南宋还有留用？且不说属“抗旨”至少也是有矛盾的。 （9）汉典词条解：“朝廷是国家的根本,所以称朝廷为本朝或称自己所处的王朝” “本朝”的字意概念，强烈地告述我们：只有身在本朝，称“本朝”才是唯一正确的，否则何以为“本”也！在这一点上，谁能与于质疑！ （二）论 从“京师”一词的争纷，透视误读下的困惑
在“汴京官窑”窑址一事上，为“汴京”一词的辩解，已发展到有为它求证而求证之势态。在理解《坦斋笔衡》这段话里，上演着多种形式的诡辩及猜猜。
李刚一方认为“京师”就是指“代朝廷”之意，进而将“代朝廷”这顶‘帽子’抛向了汝州。为此，李刚先生在古籍《晋书》、《东轩笔录》里引据了两段话：“时符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谢）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及“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以示“京师”之释义。对此，李喜宽先生‘不取苟同’。认为李刚所举的例子：“牵强”、“不自然”、“随处可见”、“多此一举”（详见063页）。未了，李喜宽先生表示：“若要证明京师含朝廷之意，……..这项任务则需要主张北宋官窑在汝州者……..来履行.”（见064页）是啊！他深知，这种翻书堆的“差事”太苦太累人了:还是你（李刚）来举证吧。
在其对“本朝”的理解中，他只假设了一种可能：“如果（A）中的‘本朝’是指‘宋代’这一时间范畴”，，却没有去假设另一种可能。即：“如果（A）中的‘本朝’不是指宋代这一时间范畴”又会是怎样的情况？这一很重要的另面设想他回避了。按常理，“假设”应有两种以上的推理，才能使读者更容易看清楚问题，否则这一假设的运用，就会有牵强之嫌呀！是何种原因令其“避而不谈”呢？——只有一种解释：在他心中早已“锁定”了“本朝”的指向，所以他又怎么会有“另一种”假设呢？ 这就是“心证（意识）为先”下的思维逻辑：在看似给人（包括他自己）一个公平的论理分析下，会想不到悄然‘潜伏’着自身难以言喻的种种“困惑”，以及伴随而来的“难产”………。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一 “困惑”下的“难产”自白：他感叹到：“所以如此朦胧的阐述这一时期，应该是因为叶寘也不清楚其具体年代” “这可能是因为叶寘完全或者几乎没有北宋官窑瓷器的品质的相关知识”（见066页）“叶寘不知道北宋官窑的设立地点几乎为零” （见067页）同样，在对“惟用汝器”的细析上也“同出一撤”他说：“《老学奄笔记》中‘惟用汝器’记载的中心话题就是北宋末年的宫廷用瓷器”， （见069页尾）（事实上“《老学奄笔记》中‘惟用汝器’记载的中心话题”只是金朝百姓用瓷器）。致使这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解说同样出现了困惑、“难产”。但“难产”也“得产”呀！怎么办？只得怨叹文献没有说清楚，他感叹道：“《老学奄笔记》没有提及北宋官窑瓷器实在令人惊诧”（见069页尾） “感叹”之后就只好去“猜测”了：他说“陆游可能全然不了解北宋官窑的存在，或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提及北宋官窑瓷器……也没有必要阐述北宋官窑”（见070页首）（不是发生在北宋的事，让陆游如何提及？）。 读到此，你会有何种感悟？：是不是作者想把古人与自己“融化”为一体，“我认为如何，你（古人）可能就是如何”方能“释怀”吧？….. 在研讨宋代官窑问题上，被‘逼’到这‘份上’，可以想像，已是“无路可走”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绝境之述。 “本朝”指的就是北宋，早已是根植在人们脑海里的理念。（这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5-6期上对宋代官窑的论述文章中就可一览无遗）。所以，在李喜宽先生的脑海里，压根儿就不会有“如果不是（A）中‘本朝’”的一丝念头——正是这“不经意”的‘潜意识’理念，给予了研讨北宋官窑问题“致命的一击”………。 把将“本朝圈定为宋朝”理念上所作的种种论述，形容为“夹缝论”，在这样一条“狭窄而又扭曲”的通道里，又怎能“顺产”？
这世上许多的事情，往往都是就：“差这么一点点”而改变了“航向、结局”，成就了一个看似本来不该成就的历史故事，然而，历史正是在这无数“本不该”的因缘中，抒写着春秋。这或许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沧桑与悲壮！ 回过头来，再看看就“本朝”“京师”一词的‘抬杠’状况：双方将上述词句细辩到“宋代”、“北宋”、 “北宋朝廷”、“代朝廷”、“代宋的朝廷”。而“京师自置窑烧造”也被颠倒细析为“自置窑京师烧造”，并由此又牵扯到所谓“动词”是置前置后及“主谓”语法运用的问题上。在释解“汝器”时，又出现“代汝窑”等等词、句意的诡辩…….。 这累不累呀？即便不累，也已眼花缭乱了。如果叶寘、陆游身后有灵，看到我们现在如此的“细析他们的用词语句”，真不知他们是会哭，还是会笑？……….而对众多国内外有关宋代官窑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这一课题的视野中，出现这么整齐划一的“死角”，也是颇耐人寻味的……。 （三）论“汝窑为魁”的历史背景及解读 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所形成的证据链，无一不在印证着：【本朝】的解读，对破解宋代官窑之‘迷团’，起着‘锁匙’的作用。 首当其冲的就是“汝窑为魁”。汝窑为魁真的就如长期以来人们所感受的那样是‘最好’吗？。“魁”究竟作何种解释？是‘质’还是‘量’？
多年的宋金战争，几乎毁坏了民生的一切日常生活用瓷。而汝州地区，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1127-1155），如雨后春笋般的建起了许许多多的大小窑厂。这是战后人类生存之必然。古谣云：“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可见当时烧瓷的盛况。在海陵王（1155—1158）大兴土木建造‘金故宫’时颁布的‘弃白造青’法令下，虽然引发了各地的跟风，但（汝州地区）这众多的窑厂奉命烧造的青瓷器自然会（与其他窑厂相比）占市场的绝大部分，而“汝窑为魁”的释义，（在此一时间段）正是汝州窑厂最多，故产量自然最大的诠释。谓之“魁”，乃合情合理。 从历史的视角看“惟用汝器。”是以牺牲“定器”而易变的。从这以后，历史的真相就开始漠糊了。以至随后的一些文献资料又将其定格、浓缩在简单明了的词句及先后位置的排序上，首以明《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等窑器”的记载为旗织，吹响了：“汝为魁”、“汝为冠”。“汝、官、哥、均、定”等不容质疑的号角。从明朝始至现今，就有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致使，令绝大多数爱好收藏者被旋进了时空遂道的误解中。然而，数百年过去后，我们俯首看一看现今河南地区考古挖掘出土的所谓汝窑瓷，自问一下，这众多的汝州窑青瓷，有几片（几器）青瓷，质属上乘的能进入宋代皇宫？宋微宗何许人？乃性情艺中的‘另类’，这些大众化的瓷质合他的“品位”吗？ 将“汝窑为魁”理解为‘汝窑瓷器最好’，是与“本朝” 的误读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联系在一起就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信息：“那可是宋代‘官汝’啊！它不为‘魁’谁还能为‘魁’”？（宋代官窑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明人王世懋在《窥天外乘》中说“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大家想一想，可能吗？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反常理的说法呢？
可见，“汴京官窑”在‘昙花一现’之后，在历史上一直是处于一种鲜为人知的模糊状态，加之“汴京官窑”器物的罕见，以及围绕“汴京官窑”问题的种种模糊不清等诸多因素。又由于过去长期没人认真研究过它，故在时间的沉淀中就使之更加模糊，出现“混乱传记”的案例，也就不为怪了。（想知道原因，请阅读《【本朝】姊妹篇——论北宋官窑》） （1）“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得知，而“质”是需要时日比对才能知到的。（宋金）在那战争不断的年代能有心思烧出好到为“魁”的青瓷吗？这是颇令人质疑的。再说，一位文人墨客又怎可能窥视到宫廷中的‘官汝’？ （2）从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在这句话里，就能贴切形象的感触到这么一幅场景：，像是城门洞开，车拉马驮，汝器源源不断运入城中。这能是官窑器吗？显然属地地道道的百姓生活用品，（因为城内有数十百万人家）——战火熄灭之后的生生息息之事呀！而我们却把“唯用汝器”解读成了：宫廷用瓷的“唯一”从而又‘佐证’着“汝窑为魁”的‘成立’。 曾否想过：在“汝窑为魁。”之前，亦许是“定窑为魁”吧？如：明代谢肇在《五杂俎》中记述：“柴、定、汝、官、哥，”他就把定窑排在前面，你又能奈期何？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魁”不是‘质’而是‘量’。 “量”才是合情合理、合时合势之解。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魁”是量，为什么后一句“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是指质呢？答：（1）叶寘身处金朝，联想到南宋处州龙泉县窑的产品而所作的两地品质的对比。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前后俩句话都能单独成立。（2）在大众百姓手中经常使用的生活用瓷，那种好使那种不好使，老百姓都知道。即便老百姓在使用汝州产品的比对中把他视为最好，龙泉县窑最差。汝为“魁。”又有多大意义呢？——不过是地方民窑之间的比对而已。 重要的是必须割断、厘清“汝窑为魁”与“汴京官窑”之间说不清理还乱的‘世纪情缘’。这才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1161）年二月“金故宫”建设完工，历时六年。汝州形成‘暴风雨般’的造青瓷运动，被文史称之为“汝窑为魁”，这本是事出有因，顺理成章之事。将其扯到宋代“官汝”上说事，想想看，能与考古发现、存世实物、历史文献三者相互‘对接’吗？…。 据此可知，宋人叶寘正是在这期间身处金朝（本朝）的地盘上，“耳闻目睹”记录了当时发生的“造青瓷运动”状况，同时也回忆了宣、政间到中兴渡江时段，朝代变异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最真实贴切的《垣斋笔衡》对有关宋官窑问题的历史遗述。 结语
显然，在这个“平台”上的“对决”，就有如“困兽犹斗”。双方无论如何释解或引用文献的‘词句’意来辩解，都是不可能“围杀”掉另一方来确证己方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将“本朝圈定为宋朝”的理念是一种误判。而以这一误判为基础，所作的种种论述，虽然在某些事情的论证结果上，会出现“歪打正着”的情况，但均不能从根本上说清或解决问题，因而，其论据会或多或少存有为对方“反击”的破绽及疑点，故难有诚服的一方，续而形成了旷日持久的纷争局面。几十年来，我们在宋代官窑问题上研讨状况，基本就是如此。
处在这种状况下，能怎么办呢？又能怎么办呢？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来看，此时会凸显出两处“突破口”：1.
在困惑的岁月里继续争辩、等待着——只有上帝才会知道何年马月挖掘到被淹没在黄河床底下的汴京城遗址这颗“救命稻草”，后再言胜负。2.“转嫁危机”——怀疑文献“有伪”。这两处“突破口”的凸显，是对‘穷尽脑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失去了“出路”的人来说，就有如黑暗中忽隐闪现的“希望之光”.....。可幸的是，《坦斋笔衡》之记载，在经受多年的争纷洗礼后，早已是举世公认、坚不可摧！除非“集体”一致倒戈……..。 文献对于我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与意义是举世公认的。然一旦触及到具体问题时，文献的引用和理解又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 在许多有关宋代官窑方面的文章中，都或多或少被一些问题所纠结、困惑着。以至“被迫”要去怀疑一些文献有‘伪’。显然‘伪’与错误理解文献是互为正、反关系，不是文献‘伪’误导了你，就是文献真而你理解错了它，二者必有其一。
上帝是不会让人、事一凡风顺的，500年前，“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在遭非议而引用“立鸡蛋”的故事所衍生出的哲理，对我们今天在官窑问题上的思维也不仿可以引用：本是很简单的事，但却被我们自身的“状况”给忽略了。同样一句话或一个词组，放在不同的段意里其词义释解就不尽相同，这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中就常见。 大凡正确的事物，都可以在许多方面找到一些与之有关联的证据，并形成证据链来证明它的合理性。恰恰相反，不正确的事物，是不可能找到与此有关联的证据，更谈不到形成证据链了。这就是“真理之律”。 从以‘北宋’为视角去判断各个层面的事物，到转以‘金朝’（明清称‘宋时’）为视角去判断各个层面的事物，不能不说：一个在说天，一个在说地了。据此回望，我们以往的“争论”，实在是“不堪回首”……..。 不得不承认：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捉了一次大迷藏，整整忽悠蒙蔽了几代人。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我们能取得今天的突破，完全是重叠共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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