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诸问题新考（―）

      

汝窑诸问题新考（一）

欧阳希君

 

原文部分章节2008年发表于《收藏快报》，并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续集》

   摘要： 汝窑作为宋瓷艺术的代表，古今中外赞不绝耳。关于其造型简约，釉色玉润，胎质香灰等艺术特色、工艺要求等，已有众多研究成果涌现。本文主要针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或研究中出现的观点偏误，进行必要的研讨考证。

一、前言

    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涌现，汝窑遗址也在河南境内的宝丰、汝州等地发现多处，出土了大量的标本、窑具等实物原始资料。众多第一手资料的出现，着实拓展了对汝窑认知领域的新视觉，也对古文献或几成模式的原有认知体系产生了前所未见的冲击，对汝窑窑址、年代、性质等诸多关键性问题也有推倒重塑的必要。通过标本的比较，也对重新认识各大博物馆的传世汝窑真品的真实性提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今天的收藏鉴赏家及文博专家们提出了忠告：仅满足于接受文献、书本、馆藏文物等熟稔的既存认知体系已不可能胜任现代人的知识标准，更需要对当前从不同知识渠道所出现的不同体系的新材料有相当的敏感度，并加以研究分析、总结，要有抛开部分既有的已过时落伍的错误观点的胆识，敢于放眼于重构新的知识体系，放眼于新材料、新学说，以新的视野构筑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这就需要既温故亦知新。图1A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宋汝窑天青釉碗

    本文所指汝窑即今天多数人所说的所谓“汝官窑”或“官汝窑”（典型天青釉汝瓷），区别于所谓“民汝窑”（临汝窑或汝州窑）[1]。笔者通过发现和重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最新材料试图归纳出数点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尝试将笔者所见的传世汝窑器中的后仿品从以往统计数中剔除，并指出报刊书籍中所见的新仿“汝窑”。图1B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宋汝窑天青釉碗底面

二、温故

1、文献记载

    汝窑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宋代三大名窑[2]。记载汝窑的文献不少，笔者再次批判性地核查了众多汝瓷文献史料，并进行了重新阐释。发现“最早”关于汝窑描写的文献是北宋欧阳修（1007～1072年）《归田集》：“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腴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3] 欧阳修知道将会有北宋和南宋之分吗？虽说200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库未收书辑刊》收入了明刻本欧阳修《归田集》，但该集亦属伪书, 不可盲目引用。图2A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天青釉碗

    北宋僧人惠洪（1071～1128年）的《无学点茶乞诗》有“政和官焙来何处，君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4]，也较早提到汝窑。徐兢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宣和六年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5]陆游（1125～1210年）《老学庵笔记》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6]周密（1232～1298年）《武林旧事》有：“绍兴二十一年十月……臣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7] “淳熙六年……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器。”“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柸、金器……官窑、定窑之类。”[8]南宋人叶寘《垣斋笔衡》有：“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9]南宋周辉的《清波杂志》（成书于绍熙年间1190-1194）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10]南宋佚名的《青器》载：“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直钱，今日押眼看价例。”[11]从以上文献看，可得出：定窑有芒（原因），遂在汝州（窑址地点）建青瓷窑，烧制无芒汝窑器（芝麻挣钉），以玛瑙屑为釉，釉色接近古越器和高丽翡色青器。政和间京师自置官窑烧造。图2B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汝窑天青釉碗底足

    至明代，有：“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12] “唐、邓、耀州悉有之，而汝为冠，今河南汝州色如哥，而深微带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曰官窑，文色上白而薄如纸者，亚于汝，其价亦然。”[13] “宋时窑器以汝州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14]“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细挣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嘴若笔帽，仅二寸，直塑向天，壶口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径尺，制亦奇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枚，圆浅瓮腹，磬口、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15]这时的文献除沿用以前的文献外，又指出：釉色淡青、卵白和类哥窑而微黄，釉汁莹厚如堆脂，釉中有棕眼隐若蟹爪，有蟹爪纹和无纹两种，且官窑亚于汝窑。“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者乃真也，较官窑质制尤滋润。”[16]与上行文相似，可见抄袭之风之盛。方以智《通雅》记载的“均州有五色，即汝窑一类也。”[17]值得重视，再次提出了均窑与汝窑是为相类瓷种。明末《宣德鼎彝谱》：“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检选，开冶鼓铸。”[18]图3A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宋汝窑椭圆盆

    清代文献以梁同书《古窑器考》“汝窑”条描述较详，综合宋元明各家说法：“宋时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屑玛瑙为釉，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格古要论》云：‘汁中棕眼，隐若蟹爪者，真。’又云：‘无纹者尤好。’说似互异。此如端溪石子辨鹳鹆眼，眼本石病，得此可验真水坑也，故曰：‘无纹者尤好。’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薄者难得。时唐、邓、耀诸州悉有窑，而以汝为冠。”[19]另外寂园叟《陶雅》、朱桐川《陶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唐秉钧《窑器肆考》、蓝浦《景德镇陶录》等有关汝窑的描述，大致也跳不出以上的理论框架。佚名《南窑笔记》载“汝窑”条，并有“今景德仿做，用里乐釉入青料少许，以不泥为骨，多鱼子纹，略得遗意矣。不泥者，不子素泥也。”[20]图3B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藏宋汝窑椭圆盆底足

    以上文献以宋人可信度高，明清所言釉色与宋汝窑差別较大，淡青、卵白、哥黄很难与宋汝窑扯在一起，可见他们所言中很大一部分是“汝钧不分”的金元时物。

2、早期研究

    早期的汝瓷研究多以文献为据，也结合一些传世品，研究不深。1929年曾茀庭撰有“汝窑”文章[21]，谈到了汝瓷的质、釉、花、片、口、足、式、工、识等。

吴仁敬等著于1934年的《中国陶瓷史》曰：“汝州建青器窑，其器有厚薄两种，土细润如铜体，汁水莹泽，厚若堆脂，其釉色近于柴窑‘雨过天青云破处’之色，以淡清为主，苍翠欲滴，亦有豆青、虾青及茶末等色……其未上釉者，称为铜骨，因其土含有相当之铁分，故呈淡红之色，颇似羊肝也。汝器之釉厚，多凝于器之上部，若膏脂之溶而不流，凝于中途然，釉既融流，凝成蜡泪痕之堆脂状，故常有无釉之处，现其色若羊肝之胎骨，当时风尚，颇以现有此种现象者为美观。”[22]郭葆昌曰：汝窑胎质浅黄，细而坚，釉色有天青、深者蔚蓝、卵青、粉青等[23]。权伯华曰：“汝窑胎骨有厚薄之分，釉色近于雨过天青，而釉质中不免有棕眼、有铜骨，无纹及鱼子纹两种，惟真宗所用御瓷最佳，其底有景德年制四字。此项御瓷，在宋瓷中颇罕见也。”[24]图4A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宋汝窑天青釉长颈瓶

    因窑址无着，标本不见，故这些研究终逃不出古文献的篱栅。虽结合实物，但也属真伪不辨也。

早期外国学者对于汝瓷的研究，基本处于臆测心证阶段。如英国人欧慕浮布路司首倡影青瓷与汝瓷相似，甚至说汝瓷即为影青瓷，附合他的观点的还有霍普森等人。日本人NAKAO认为汝瓷与定器相类，应为白瓷。1930年日本大谷光瑞伯爵托西本愿寺驻汉口布教师原田玄讷到河南临汝调查汝窑窑址，去过古一里、归仁里、张业里，调查了6处瓷窑遗址，挖出不少瓷片，带回国的瓷片并无汝瓷，多为临汝青瓷，也有部分钧瓷、磁州窑类型瓷。随后日本人NAKAO博士也到了临汝窑址，收集瓷片标本与前者大致，并寄了2片钧瓷和1片临汝青瓷给英国大英博物馆。为此，英国学者霍普森认为汝州是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日本学者KOYAMA和OZAKI认为所谓官钧就是汝瓷，西方人称为绿钧，而所谓北方青瓷不过是汝窑的普通制品。至1935～1936年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故宫博物院选送清宫旧藏的10件汝窑、17件官窑器参展。著名收藏家大维德也选送部分汝瓷参展，并撰有《汝瓷考》一册，认为汝瓷与北方青瓷完全不同，而接近宋官窑，这种青瓷即为汝瓷。尾崎洵盛也主张汴京官窑应即汝窑或与此类似产品。这时海外人士开始逐渐认识汝瓷。小山富士夫还提出：《宋会要》中的“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中的东窑务可能是北宋东窑，而东窑在开封东南的陈留县，北宋官窑也在开封东南，两者可能同一地点。因此北宋官窑即东窑务，东窑务亦即东窑，所以得出北宋官窑即为东窑[25]。关键则在于，30年代初，郭葆昌《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曰“东窑，宋初民窑也。在陈留县，以其地居汴京之东，器皆青色，简称东青。”[26]将东青误为东窑。加之明清《格古要论》、《文房肆考》等将东窑讹为董窑[27]。故东青瓷不等同于东窑，应是三个不同之概念。随着耀州窑的发掘，出土了许多剔刻花青瓷，与《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中“宋东青瓷菱花洗”纹饰工艺相似。上世纪50年代陈万里《谈耀瓷》[28]即指出：将耀州窑缠枝剔花青瓷说成东窑抑何可笑。图4B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宋汝窑天青釉长颈瓶底面

三、窑址调查及发现

    最早调查窑址的外国人是日本人原田玄讷，30年代即到我国河南临汝进入实地调查。1937年尾屿洵盛根据原田玄讷实地调查汝、钧窑址的材料及大量中、英、日文资料，认为汝、钧为同一类，初以汝、后以钧名之，南宋（金）汝窑衰落，钧窑渐盛[29]。

    1950年陈万里先生曾对临汝县严和店、陶墓沟、刘庄、冈窑、大峪店东沟、叶沟、黄窑及宝丰县大营青龙寺和鲁山县段店作过调查[30]。1956年洛阳专署文管会调查了严和店枣园两处窑址[31]。1958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又对严和店、轧花沟、大堰头、枣园、陶墓沟、陈沟、东沟、黄窑、龙王庙沟9处窑址调查，并发掘了大堰头窑址的窑基[32]。1964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等4人再次复查了临汝县的11处瓷窑遗址和禹县的神垕刘家门、刘家沟、苗家门、上白峪几处瓷窑[33]。但均未找到汝窑及汝瓷标片。

    1977年叶哲民随陈万里先生再次去河南考察窑址时，曾在宝丰县青龙寺（即清凉寺）窑址附近捡到一片宋代天青釉残片，与传世汝窑的胎质、釉色及片纹都非常相似。联想到唐代时汝州包括宝丰、临汝在内，而宋时的汝州只有宝丰、鲁山，而不包括临汝。又结合“内有玛瑙为釉”，而宝丰“青岭镇产玛瑙”（乾隆年刊本《宝丰县志》）。参考叶麟趾发现定窑时，判断窑址不在定县而在曲阳的思考方法，首次指出宝丰所采集的天青釉残片未必不是寻找汝窑窑址的一条重要线索[34]。汝窑遗址的调查历年认为在临汝，调查与发掘重点多以临汝严和店为重点，1983年叶哲民采集的典型汝窑瓷片由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李国桢两次化验分析，数据与50年代故宫提供清宫旧藏宋汝窑洗数据基本相同。1986年11、12月，上海博物馆派范冬青、周丽丽两次到清凉寺调查，在宝丰瓷厂王留现陪同下，终于采集列40余片汝瓷标本及火照等窑具，解决了一直未决的悬案[35]。次年出版《汝窑的发现》，认为清凉寺汝窑为贡窑[36]。同年10～12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首次对清凉寺窑址进行了试掘，出土典型御用汝瓷20余件，证实了汝窑址所在[37]。1988年秋和1989年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又对清凉寺窑址进行两次发掘，出土各类完整或可复原瓷器、窑具2100余件，瓷片1000余包[38]，但均未发现了窑炉遗迹。1992年在汝州文庙又发现汝官类瓷片及配釉作坊，发现者认为正是文献记载的“汝州新窑器”，属官窑[39]。199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再次发掘，未找到中心烧造区。1999年对清凉寺村内进行了第5次发掘，出土御用汝瓷数千片，为确定御用瓷烧造区提供了证据。同年夏汝州市公安局建设工程发掘出土4件天青釉汝瓷片，与清凉寺官类产品一致[40]。

    2000年4月，张公巷居民建房，出土窑具和汝官类瓷片，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汝州张公巷和中大街的交汇处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匣钵以及釉料、刻花用具玻璃棒、雕花用具骨刀、粉碎的玛瑙粒、坯片、火照等，青釉瓷片工艺讲究，支钉痕如油菜籽大小，薄胎薄釉，胎骨呈白色和香灰色。有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窑址[41]。

    2000年6～12月，对清凉寺村内进行了第6次发掘，发掘出窑炉15座、作坊2座、澄滤池2处、釉料坑2个、灰坑22个及陶瓮、大口缸等和大批汝官瓷片、窑具[42]。

    2001年和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汝州张公巷又进行了二、三次发掘，出土大量瓷片和素烧件及窑具、工具等，朱文立先生认为该窑即为文献记载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曰官窑”的汴京官窑[43]。

四、有关问题讨论

1、重新认识“汝窑”、“官窑”概念

    关于汝窑，随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发掘与确定，今人又将之分为“汝民窑”和“汝官窑”或“官汝窑”。古代文献中并没有这些名词。汝窑即是最好的名称，无须称“官”，亦可称魁。

    汝窑是古代史料中的称谓，汝窑应专指北宋烧造天青类釉支烧器者（包括刻印花产品），金、元时期的这类产品不能称之为汝窑，应加上金或元汝窑。汝窑是特有名词，不同于唐～宋时以州命名概念。汝州窑是广义上汝州所辖窑场的统称，各窑场又有它的小地名，如禹州刘庄窑、鲁山段店窑以及临汝（现称汝州）文庙窑、严和店窑、大峪店窑、张公巷窑、唐沟东窑、唐沟南窑等。汝州窑包括汝窑但不能代表汝窑。

    叶哲民早就指出：所谓“汝官窑”或“官汝窑”，好像专烧皇家“御器”而言。如此说来则当时的定窑、钧窑、耀州窑、龙泉窑、建窑等曾先后为宫廷烧造过瓷器，岂不也需另立“官定”、“官钧”、“官耀”、“官龙”、“官建”之名？假使如此画蛇添足对古来久已习惯的各种窑名标新立异而层出不穷，恐将波及国内外许多研究工作而莫知所适，其不良后果是可想而知的[44]。

    我们在有关“官窑”的研究，一般都是由传说南宋人叶寘《垣斋笔衡》和顾文荐《负喧杂录》等史料引发的。其中“官窑”一段文字是所有官窑研究者都不约而同，津津乐道地加以引用的。但这段文字都是转引于陶宗仪《辍耕录》或《说郛》，而《辍耕录》是伪书。《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三十卷，疑为抄撮。旧题明陶宗仪撰。郎英《七修类稿》认为《辍耕录》多抄撮旧书，如《广客谈》、《通本录》之类，但未见传本[45]。《垣斋笔衡》和《负喧杂录》亦不见传本，故无法对校原文，存疑。又《垣斋笔衡》、《负喧杂录》有关“中兴度江”、“提举后苑”等有关官窑的记载，多属讹传而难与史实相符。何况原籍已不存，仅参见元末明初的《南村辍耕录》，该书出于下层庶人，对官窑制度等多有不知。沙孟海曾有专文考证[46]。

现将《垣斋笔衡》、《负喧杂录》所记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垣斋笔衡》为：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旧徽宗遗制（《垣斋笔衡》为：袭旧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下（为：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垣斋笔衡》无此句）。比旧窑（《垣斋笔衡》为：比之内窑）大不俟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

    前述《垣斋笔衡》、《负喧杂录》见于伪书，并不能说全书均有问题。“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是可靠的，因为陆游早已指出“定器有芒”，《垣斋笔衡》、《负喧杂录》稍加修改而成，但可能已被修纂并加入了“官窑”等字句，造成历史的误解。“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正是官家行为，欧阳修曾说“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得以证明，在“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同时，也令“河北唐、邓、耀州”等窑烧造，“汝窑为魁”并被选中且自置窑烧造。部分内容并非《南村辍耕录》所能凭空伪造，唯所载“官窑”等无凭之事乃可能由其添入，或出门生辈所为。

   《南村辍耕录》旧题明陶宗仪撰。陶宗仪生卒年不详，元末明初文学家，元末举进士不第，遂弃去。逢兵起，避乱于松江华亭，得暇笔墨自娱。至正末，由其门生整理，成《辍耕录》三十卷，有孙作于至正丙午（1366年）作序，称该书：“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及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明洪武时曾任教官。另有《书史会要》、《南村诗集》等，又辑前人小说笔记为《说郛》。

   《辍耕录》成书于明以前，是由其门生整理，自然多有摄杂。文集由本人或对作者本人非常了解之人编纂才有质量保证。他人所编，因对作者本学术思想“知之不深”，自然会编次混乱、真伪杂陈了。撇开古籍真伪，仅就书中“官窑”而言，书中之“官窑”亦未说是御窑。就“官窑”一词实物和文献言，宋元也是常见之物了，如自铭“官窑”字款的实物标本见安徽芜湖县东门渡窑址采集十余件罐底残件，钤印“宣州官窑”款[47]；安徽芜湖县东门渡窑址采集1件罐底残件，刻有“宣州官窑”款[48]；安徽合肥阜阳路陶瓷窖藏出土8件黄釉或酱黄釉四系罐，刻有“宣州官窑”款[49]；杭州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出土有铁褐书“官窑”铭青釉碗残件[50]等。文献中还记载五代至宋有：“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故址”[51]、“郡置窑其旁，取土为砖埴，号官窑”[52]、“更初遇士颖于官窑”[53]等。这些“官窑”陶瓷，仅作为宋代庞大官营手工业生产体系的一种而已，他们都可以成为商品。汝窑在宫廷拣退后，是可以卖出的。据《宋会要·食货》载：瓷器库的拣退品也由“行人估价出卖”。可见官营手工业产品在当时并非我们想向中那么神秘。

    古陶瓷研究者在论及官窑时，莫不引《垣斋笔衡》、《负喧杂录》两书有关“官窑”材料。在有学者指出两书与史实不符的情况下，还有人加以引用，认为“我们不必化太多的时间去深查这一问题”[54]。试想一下，如果史料的真伪可置之不顾，其研究还有价值吗？中华五千年文明遗留下来的丰富典籍，真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其中真伪掺杂，给研究者带来不少混乱。很多已成定论的伪书如《武成》、《太甲》、《泰誓》等,《伪古文尚书》中的材料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人引以为学术研究的根据。可见伪书之不可据信并没引起某些学者的重视，或者可以说一些学者并不知道对现存古籍中的伪书应谨慎对待，因此误引伪书而作学术研究的现象便难以绝迹。

    全国各地古窑场，窑名中没有一定要冠以其性质的。因而无须特别去冠以某某民窑、某某官窑等。目前，关于窑属性质有多种划分法，如四分法、三分法等。笔者认为仅有“官窑”与民窑两大类。民窑中有贡瓷、贸易瓷等，贡窑也属民窑的一部分；官窑又可分为中央官窑与地方官窑，中央官窑又派生出“御窑”，“御窑”名称仅存在于明清。官窑一直存在，至明清又在官窑与御窑并存的特殊现象，可知官窑不等于御窑。笔者《有关“官”类款瓷器及官窑问题》[55]一文有较详之论述。因此，下面讨论时所遇到的“官窑”皆非指“御窑”，特指官手工业中的官营（国有企业）窑场，产品可在市场上流通。汝官是官窑，欧阳修有：“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也是伪书）说得很明白。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2件金代铜镜，各刻有“承安二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局造，监造录事马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路运司官局造作匠杨林，监官录事任押、提控所转运使高押”[56]，说明官局属路一级机构下属，运司、转司、转使分别为转运司和转运司使的简称，掌一路盐铁、米粮、钱货的运输、储藏和出纳，以及权衡度量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