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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八年（730年）连遭挫折的阿拉伯人再度易帅，以朱奈德出任呼逻散都护，率军出解撒马尔罕之围；苏禄断其水源，兼施火攻，复大破之，一万二千穆斯林士兵仅余千人。苏禄因之得了“阿布·穆扎衣”的绰号，意为“奔突的公牛”。是年，唐朝为之庆功：“十一月，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可见唐朝对其格外加礼，以示尊宠。这一时期唐与突骑施关系笃睦，其来使多厚赐以归，突骑施亦朝贡无阙，且其“贡献多是珍异”。参稽《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可知，苏禄与唐天子还结有父子关系。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以后，为胜利冲昏头脑的苏禄动手割断与唐相结的宗藩纽带，结果导致自身政权的溃灭。 这场悲剧性冲突不见于正史记载，《全唐文》卷二八四至二八九收有张九龄起草的许多文书，从中透露出此一事件的历史真相。文书皆未署明日期，然必为九龄入相（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九月，即733年一736年）时期之作。文书中明确记载，“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而战衅始于夏季，据此可知，这场冲突发生于开元二十二年夏至二十四年（734-736年）。战因似起两端：（1）突骑施酋“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生计议，即起异心”；唐将刘涣据降人何羯达所告，断定阙俟斤“图陷庭州”，乃兴兵攻杀阙俟斤，夺其羊马。（2）阙·伊难如赍银瓶、香子、赤縻等厚礼，越唐界，踰葱岭，往结吐蕃，为边军所获，苏禄竟蓄意扩大事态。唐朝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是相当克制的，明知“踪迹已露，然后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仍以“擅杀彼使，兼为罪责，北庭破刘涣之家，仍传首于彼”；且答应赔偿阙俟斤损失的羊马，至于阙·伊难如的越界，明知“如此不捉，更捉何人?”仍将所获物品尽皆“送还赞普，一物不留”。苏禄仍以马价不足，礼品被扣为辞，兴兵犯边。这场悲剧性冲突于是不可避免了。 据文书反映，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自夏以来，围遭疏勒”，二十三年（735年）春，进寇拨换，守将朱仁惠中箭身亡。唐朝一面指示北庭都护盖嘉运“简练骁武，扬声大入”，分突骑施之势以救安西；另方面自内陆调兵遣将，限期河西节度副使牛仙客“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生斛斯处分”。与此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1）重新扶立阿史那氏汗裔，以阿史那献子“史（阿史那简称）震袭父可汗”，“即令彼招辑四镇蕃汉健儿”。（2）由唐朝政府出面致书突厥可汗，约其会攻突骑施，许以事捷之日，“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金帛，别有优赏”。由于突骑施同突厥有和亲关系，这一措施似未生效。（3）分别指示河西牛仙客、安西王斛斯，令其“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请其发兵助击。二十三年（735年）夏，安西使臣张舒耀返，带来“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指阿沙德）复书，答应“四月出兵”。（4）传谕中亚诸国王、叶沪，令其反抗苏禄，“能伺其隙，各有诛夷”，“富贵之举，彼贼是资”。在外交上、军事上孤立突骑施，形势很快改观。二十三年（735年）四月，阿拉伯应约出兵，苏禄为免腹背受敌，遣哥德都耽、安胡处半泥奉使诣唐谈判停战；亲率精骑逾阿姆河，入吐火罗境，与呼逻散将军阿沙德战于喀里斯坦，败归。是年秋，进犯庭州，冬始围解。二十四年（736年）突骑施虽续有进扰，但势已渐疲，成强弩之末了。 综观战衅之兴，苏禄难辞其咎，一意孤行，不复珍视同唐朝的传统关系。正如唐皇在，《勅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往年可汗初有册立，以我国常为势援。诸蕃闻此，不敢动摇。是我有大惠于可汗……自尔以后，二十余年情义相亲，结为父子，可汗身自不觉”，这种关系乃是突骑施汗国强大昌盛的基本保证；但苏禄一味“见利生心”，结果众叛亲离，“骨咄录王子来降，已是其效，何国胡不受处分，亦是明证，……诸胡携贰，将自此始”，注定了垮台的命运。 同时，必须指出，唐朝急欲结束战争的努力中也包含着重大的决策性错误：（1）重新抬出政治僵尸西突厥汗裔阿史那震为十姓可汗（后又改立阳史那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十四姓人民意愿，为日后处理突骑施战后问题自布障碍，孕育着中亚叛唐的不安因素。（2）动用外国武力干涉唐朝内政，这已是极端不智的行动；联合阿拉伯翦除突骑施无异是自动打开西大门，为穆斯林势力的东进点亮路灯，从而使唐朝毫无遮拦地暴露于这-强大国际力量的直接威胁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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