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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三阴三阳病的欲解时角度探讨，着重探求了十二地支纪时的起源和三阳病的欲解时由寅到戌的时段和夏至日周日视运动的关系，认为汉代历法、天文对《伤寒论》“天人相应”思想有影响;本文从《伤寒论·伤寒例》的内容和三阴三阳病的欲解时所体现的阳大阴小的思想进行研究，认为《周易》和《春秋繁露》“天人相应”思想对《伤寒论》有影响;本文从天人相通 、天人同律、地人相关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伤寒论》“天人相应”思想继承了《黄帝内经》的此思想。 【关键词】 伤寒论 天人相应 思想 渊源 汉代历法、天文对《伤寒论》的影响 三阴三阳病的欲解时是《伤寒论》“天人相应”思想的重要内容。内容为：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 欲解时是采用十二地支的记时方法，该方法基本在西汉汉武帝太初改历后采用。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20卷里专门有一篇《古元一日分十二时》，他说：“古无一日分十二时之说，…… 自汉以下，历法渐密，于是一日分十二时，盖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废。”且清代赵翼在《陔馀丛考》卷34《一日十二时始于汉》条，说明十二辰的使用时间;“古时本无一日十二时之分 …… 其以一日分十二时，而以干支为纪，盖太初历改正朔之后。历家之术益精，故定此法”。从上可以看出张仲景吸取当时历法成果并应用于医学研究。 三阳病的欲解时共有九个时段，从寅到戌。这是有天文学背景的。因为前文论述了时间的产生与太阳运动有关，时间节律可以描述天人阴阳的变化。日出日入的时间反映了一天阳气的变化。而日出日入随着季节不同，方位和时间也不同。正如《周髀算经》所记载：“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阳照三，不覆九，东西相当，正南方。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阳照九，不覆三，东西相当，正北方。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从坎阳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从离阴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可以看出在夏至时日出在寅时，日入在戌时。昼最长，夜最短。在夏至当天阳气最盛。张仲景将三阳病的欲解时安排在由寅到戌的时段是很有深意的。因为张仲景认为“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伤寒例》)寒伤阳气，仲景重视阳气的作用。夏至阳气最盛，在“天人相应”思想的指导下，将三阳病的欲解时安排在由寅到戌时段。 《周易》和《春秋繁露》对《伤寒论》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经学盛行的时代，特别是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采用相应的措施，如“立五经博士，开第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因此，习经者日盛，形成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学文化。特别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其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思想影响深远。中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学科，处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之下，难免受到当时作为主流思想的董仲舒儒学的影响。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董仲舒的思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董仲舒在探求天人关系中认为阴阳的关系为阳尊阴卑，阳大阴小。如他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里说：“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故阳气出于东北，入于西北，于发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是;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由上记载可知阳气始于寅月(孟春)，毕于亥月(孟冬)。这与《伤寒论》中欲解时体现出阳大阴小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三阳病的欲解时从寅到戌，共有九个时段，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各有三时段且不重叠;而三阴病的欲解时从亥到卯，共有五个时段，其中少阴病、厥阴病有重叠。所以欲解时体现出阳大阴小的思想。这说明《伤寒论》的“天人相应”思想受到董仲舒的影响。 另外《周易》是群经之首，在汉代倍受官方重视。《周易》研究日益昌盛，形成以象数为特点的汉易学派。《周易》里有不少“天人相应”的思想。如将人与天道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卦》)另外提出人要效法天道，指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时多少会受《周易》思想的影响。在其文中可发现一些文字体现了《周易》某些思想。如汉代易学家孟喜提出“十二辟卦”的观点，即取六十四卦中的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遁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显示自然界万物“阴阳消息”的意义。仲景借鉴其观点，指导防病养生。《伤寒论·伤寒例》曰：“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交合也;春秋之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如十月坤卦用事，六爻纯阴;至十一月冬至，阴极则阳生，于卦则初爻阴变为阳，变为复卦。四月乾卦用事，六爻纯阳;至五月夏至，阳极则阴生，于卦则初爻阳变为阴，变成姤卦。可见，二分、二至是阴阳升降离合的转折点，病人应之，亟宜注意防治，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生者应当顺应自然规律。又如《伤寒论》原文第七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这里的“阳数七阴数六”，这就涉及到易学中的河图数的理论，河图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阴水成数为六，阳火成数为七，六为阴数，七为阳数，病阴证当在阴数之期愈，病阳证当在阳数之期愈，故有“六日愈”和“七日愈”之说。另外《伤寒论·序》中所说的《阴阳大论》，米伯让考证很可能为《周易》的别名。由上可知张仲景的《伤寒论》与《周易》有一定的联系。《伤寒论》的“天人相应”思想也受到《周易》的影响。 《伤寒论》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思想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其中《素问》、《九卷》就是《黄帝内经》的内容。《伤寒论》的“天人相应”思想受到了《黄帝内经》的影响。《黄帝内经》中蕴涵了丰富的“天人相应”思想。如《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黄帝内经》“天人相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相似、天人相通 、天人同律、地人相关这四个方面。而《伤寒论》对《黄帝内经》“天人相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天人相通 、天人同律、地人相关这三方面。 1.天人相通 天人相通指人与天的规律相通，《黄帝内经》认为，阴阳五行是宇宙事物的总规律，不管是对自然界，还是对人体生理变化，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灵枢·通天》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 张仲景撰写《伤寒论》时继承了此思想。如他在自序中提到“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这与《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的“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这段论述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张仲景认同《黄帝内经》的天人相通的思想。 2.地人相关 地人相关指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有不同的影响。强调空间对人的作用，因为人与天相应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界的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在《素问·异法方宜论》里论述了不同的地理位置产生不同的治法。在《素问·五常政大论》里论述了地理位置高低对人的影响，如“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伤寒论》继承了上述的思想，在《伤寒例》曰：“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餐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 3.天人同律 天人同律指人与天的时间节律同步。这是有天文学背景的。古人通过历法的研究早就发现，地球特有的时间周期与地球在太阳系的特定位置相关，如昼夜、二十四节气、四季、年等。昼夜是地球自转的周期，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节气和四季的变化是由地轴与公转轨道的夹角造成的。这些时间节律的背后，是地球所受太阳能量辐射的周期性改变，人的生命节律也是由地球的这种特性造成的。因此，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变化有着相动一致的特性，人体生理功能节律也随天地四时之气运动变化而改变。这些昼夜、四时、超年节律等变化在《黄帝内经》都有体现，并且《黄帝内经》对这些节律变化天文学背景很重视，表现在对历法的重视。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又曰：“帝曰：余已闻六六九九之会也，夫子言积气盈闰，愿闻何谓气?请夫子发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帝曰：请遂闻之。岐伯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伤寒论》继承了《黄帝内经》的这些思想，此书的“天人相应”思想主要以时间节律的形式表现。其中包括了昼夜节律、四时节律、超年节律。并且也对历法重视，如《伤寒例》曰：“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当按斗历占之。”又曰：“十五日得一气，于四时之中，一时有六气，四六名为二十四气也。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 昼夜节律 人体的生理功能与昼夜节律相合。《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阳气者，一旦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里说明了人体阳气的一日变动亦具有昼夜节律的周期性规律。《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且，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亦说明天地阴阳的盛衰消长，使一天有昼夜晨昏的节律变化，而正常人体能按照这种日节律作出适应性变化。在疾病状态下，正常的生理性昼夜节律会破坏，有时会出现病理性昼夜节律。《伤寒论》论述了一些病理性日节律，从一日阴阳的盛衰来阐述疾病的病机病理的。如《伤寒论》原文61条云：“下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伤寒论》原文398条云：“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另外，在《伤寒论》中的《辨脉法》有这样一段论述：“问曰：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则解也。”日中阳气旺，夜半阴气旺，夜半得病，说明阴气旺盛，“阴盛则阳病”，阳气不足，而日中阳气旺，能使阴阳恢复平和，因此日中愈，这正体现了”天人相应”的思想，这也是对 “帝曰：冬阴夏阳奈何?岐伯曰：九候之脉，皆沉细悬绝者为阴，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素问·三部九候论》)此段文字所蕴涵的“天人相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伤寒论》强调愈期，而《素问·三部九候论》强调死期，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也可看出张仲景受到《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 四时节律 《黄帝内经》中有关四时节律的内容很丰富。如脉应四时，在《素问·玉机真藏论》里对四时的脉象进行描述。五脏应四时，在《素问·六节藏象论》认为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这些思想在《伤寒论》中的《平脉法》里都有体现。如脉应四时，所谓“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平脉法》)是也。《平脉法》又曰：“肾沉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经常，不失铢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百刻，一周循环，当复寸口，虚实见焉。”通过脉象变化，具体论述了人体阴阳消长、气血盛衰的四时生理节律和营卫气血的昼夜运行节律。 《伤寒论》主要讨论人体感受外邪后的病理变化、发生发展规律及其相应诊治方法，因而对人体生理时间节律，直接论述较少，更多的是通过临床病理现象或病理时间节律，予以间接反映。人体病理四时节律，有关脉象的内容如下，“问曰：二月得毛浮脉，何以处言至秋当死。师曰：二月之时，脉当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脉属木，应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伤寒论·平脉法》)这是《素问·玉机真藏论》中“脉逆四时，为不可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黄帝内经》强调“阴阳四时”在发病中的作用。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伤寒例》继承此思想，强调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观点。另外《黄帝内经》重视节气的思想在《伤寒例》有所体现。如《伤寒例》曰：“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 其中的“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是对《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曰：气至之谓至，气分之谓分，至则气同，分则气异，所谓天地之正纪也”的进一步发挥。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伤寒论》“天人相应”思想受到了汉代历法、天文和《周易》、《春秋繁露》“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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