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大医裘沛然

裘老认为要提高临床疗效,可在“精、奇、巧、博”4个字上下功夫。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他在为心脏病患者治疗时,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一味药不更动,只是在剂量上稍加斟酌,如甘草、桂枝,一般各用20克以上。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曾屡更医生,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改服仲景原方后,不少病人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
立法宜奇。裘老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方用河子30克,黄芩30克,龙胆草9克,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2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一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
用药在巧。裘老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杼而治愈顽疴宿疾。他对一些屡服中西药无效的支气管哮喘、消化性溃疡、心血管疾患、顽固性偏头痛、原因不明的高热、红斑狼疮、肝脏疾患等比较棘手的病症,别有一套辨治方法,但有时则往往在前医方中更改一二味,或略变动部分药物的剂量,使本来无法医治的疑难病证,进入逐渐转机的坦途。
关键在博。裘老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一个医生掌握的治病方法越多越好。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气血两虚等皆可致眩,许多与此相应的古方,更是治眩所不废。裘老说,医生胸中有了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得心应手。

儒者之风书生风骨壮士胆

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正烈。正在参与《辞海》编纂工作的裘老与姜春华、张镜人教授等顶着极左思潮的压力,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对参与工作的工农兵医生耐心说服、协商,旁征博引、晓之以理,最终获得他们的支持,从而把“儒医”、“儒门事亲”、“张子和”等当时很难把握的词条写得比较正确。



“文革”后期批孔风靡全国。有一位朋友奉命写批孔文章,找到裘老征求意见,主题是“批孔子轻视医药”,根据是史载季康子馈药,孔子说过“丘未达,不敢尝”的话。当即被裘老顶了回去。裘老问他,你可懂得“达”字作何解释?这里“达”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理解,二是指针刺。春秋时代人们对药物作用的认识还蒙昧不清,某些药物毒副作用很大,所谓“若药不暝眩,厥疾不瘳”。孔子不了解该药毒性有多大,怎敢孟浪饮服。另一解释,在孔子时代已新兴针刺疗法,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医疗方法,孔子怎肯不先用针刺而浪服毒性很大的药物,这是合情合理的事,不能批。朋友闻后“收兵回塞”。另一位朋友写了篇批孔文章送给裘老看,裘老对他说,我们评议人物,无论吹捧或批判,不稀罕千百人赞扬,只怕一二有识者齿冷。
工作勤奋、治学严谨、虚怀若谷、以病人为师,一向是裘老的风格。他常说:“读书越多,越觉知识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
裘老非常认真地告诉记者,行医早年曾有一病家给他上过“一课”:病家以前曾患过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特地求治于大城市的一些著名医院,用遍了中西药物和针灸疗法,历久无效。回乡后遇一针灸“土郎中”,也给他施用灸法,但所用的是大艾炷着肤灸背部穴位,皮肤溃烂达数月之久,嗣后灸疮结痂,而关节炎十余年来未见复发。此事改变了裘老对灸法的认识。
裘老说,这位病家无疑是我的一位好老师。对于这个方法,裘老默然以思:大艾炷烧灼肌肤穴位,还要使其溃烂,莫不是原始的医疗方法,竟似“肉刑”一般,未免近酷而兼蛮,时至今日岂还值得使用?然而这位病家在中西医束手以后,无可奈何地耐受一次“火攻”之苦,竟然解决了痼疾,这是一个值得医学界研究和深思的问题。
走访裘老的家人、学生和同事,经常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怪异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