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兆平兄有书要出版了，很高兴以为又有新书可读了。不料兆平驰函索序，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未给别人的著作写过序。并非是自重文字，惜墨如金；而是颇有自知，怕佛头着粪。兆平不以为意，再三催促，却之不恭，也只好勉力为之。
新书名为《书斋夜读》，全书大多是关于读书的文字。我有幸参观过兆平的“书斋”，那是苏州城外的一座三层小楼。大约有二三百平方米吧！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空间都储存的是书，在这样的“书斋”中“夜读”，令我羡慕不已。
苏州人好书向学，早年我从包天笑先生的《钏影楼回忆录》得知一二；近来读《顾颉刚日记》 又有深刻的体会。生活在动乱时代的顾颉刚一生心系于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点名捉拿他（他当时除了历史研究外，还大力推动通俗文艺，其中许多是宣传抗日的）。他跑到大西北，后辗转西南，备尝艰辛，成天惦念的就是存留在北京的书籍和材料。幸亏他的一部分书存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里，没有全部毁于战火和被掠夺。抗战胜利后，顾先生定居上海，20世纪50年代中科院调他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他来京时，有专车来运他的书。两宋以来苏州人对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之大与他们爱书、藏书、读书是分不开的。
一谈到读书，反映到人们头脑的首先是“读书有用”，还是“读书无用”。过去统治者也常常作这样的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云云，再加上科举考试制度的拉动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所以说它是“假象”，因为统治者只肯定“读圣贤书”，至于如贾宝玉一样“旁学杂搜”不仅不被肯定，说不定还要吃板子呢。但就整个的社会风气来说，这既造成了人们对读书获利的幻想，也培植了人们对书和读书人的尊重。前者有点市侩，后者则使民风醇厚。平民百姓对书尊重到什么程度呢？我小的时候不要说是书，就是写了字的纸也不许坐在屁股底下，这样做了，家长或师长见了是要斥责的。前者所说的市侩之风不免于流毒今世；后者，经历了“文革”之后已经成了天方夜谭。
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在经济上都是以小农立国的，因此从上到下，眼界狭隘，所见所闻都是眼前利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儒家的高调也成为谋取功利的幌子。在读书领域也是如此，大家所关心的“用”，实际上就是短浅利益。这个“用”不管用什么意识形态包装，最后都要落实到是否能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好处上。我更赞赏庄生的“无用之用”或者他所谓的“大用”，这就不是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人们所能理解的了。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书是进步的阶梯。书大约产生于殷商时期，周初统治者就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典”就是指装订好的典籍。当然周人更是有意识地重视保存自己的文献典籍，《尚书》中“周书”篇目最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著作不再专属于官家，诸子百家并起，各有著作，而且相互交流，或者应和，或者批判，其前提是人们在读书、在学习。这才促进文化、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快速进步，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到了秦代虽然一统了天下，但其统治政策是“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连谈论一下诗书都要杀头，更不要说读书了。禁止人们思考的氛围中，皇帝一人独裁的皇权专制社会出现了，从此进入了历史的“盲肠”。两千年来很少再有活跃的思考和积极的创造。皇权专制促成的文明衰退，这是修一万条长城也替代不了的。
常言“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但读书能改变人的性格，曾国藩甚至说“读书可变换骨相”。我曾对一位记者说：读书读到有位可仿效的人坐在你的脑子里，这样你的为人处世就有所约束，久而久之，性格自变。数学家丘成桐曾说到读书给他性格带来的变化。少年时他性情顽劣，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中国古代名著与西方名著，性格有了变化。后来读了俞伯牙的故事，使他震撼：“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汩没，山林谷冥，群鸟悲号，仰天长叹曰：‘先生将移我情。’”（《琴苑要录》）他说：“这一段话使我深有感触。立志要做大学问，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往往感情澎湃，不能自已，就能够将学者带进新的境界。”
这些与个人的名利没什么关系，也许在许多人看来是“无用”的，所以不读书就成为必然。此集中有一篇讲到“去年的人均读书有统计，法国人11本，日本人17本，美国人为21本，咱中国人5本不到”（《关于书的书》）。这一点也不让我感到意外，只要看一看车上、飞机上、路旁……一切有人的地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在低着头、津津有味地摆弄手机，上面也有点鸡零狗碎的“知识”，更多的是“酒色财气”……
兆平兄是个爱书人，在这本书中他兴致勃勃地谈买书、读书的故事。今年，他退了休一身轻松，彻底退回了书斋，离开了名利场，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买书、读书的故事和我们分享。（王学泰）
（本文系祝兆平《书斋夜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