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悲剧及原因

 

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制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其灭六国之国力乃奠基于孝公时商鞅变法。

商鞅，卫国国君家族里庶出的公子，姓公孙，名鞅，祖上本姓姬。后封地在商、於，故后世称之为公孙鞅。

商鞅作为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关键人物，是第一等的功臣，可为什么最后被秦惠王车裂而死？这是个人性格和社会变革造成的一场悲剧，而公孙鞅则是这场悲剧中的悲剧人物，他是自己事业的牺牲品。

一开始，商鞅在魏国相国的家里当家臣，相国公叔痤病重时，把他推荐给魏惠王，但魏惠王认为公叔痤病老在说胡话，便没有答应。公叔痤还对魏惠王说：“如果不能重用公孙鞅，请把他杀掉，以免他到别国做官危害魏国。”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商鞅可能确有奇才，否则一个普通的家臣怎么能被推荐做相国，如不能让他做相国，又何必要求非得杀掉他——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家臣。同时从公叔痤的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猜测出商鞅冷酷无情的性格。一方面，对于秦惠王，公叔痤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推荐了公孙鞅，并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劝说惠王即使不能用公孙鞅也要把他杀掉，因为他可能危害魏国。因为在公叔痤的眼中，商鞅是个奇才，也是个无情忘恩的人，一到了他国便会危害自己的祖国，他不会爱自己的生养之地——魏国。另一方面，出于爱才以及照顾家人的考虑，公叔痤又把对惠王说的话全部告诉了商鞅，并叫他赶快逃离，而奇才公孙鞅的思维总是无比清晰，他正确地判断了自己当时的处境。

这样的一个小前奏，并没有对商鞅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却向读者和后人暗示了魏国将来的遭遇，也表明了商鞅的奇才及性格特征。

后来，逢秦国征求贤士，公孙鞅离开魏国来到了秦国，通过秦孝公身旁的近臣——景监（一个太监）见到了孝公。前两次的进见都没有受到孝公的重视，直到第三次之后，孝公才开始重视起商鞅的政策。原因是前两次商鞅所说的帝王之道并不切秦国的实际，而孝公一心只想富国强兵。第三次进见，商鞅改变话题，向孝公述说了称霸之道，正好切中了孝公的意愿。公孙鞅的说服技巧由此可见一斑。

他离开祖国来到秦国——一个与魏国最易发生战争吞并的国家，并极尽全力向秦孝公述说自己的帝道、王道、霸道，这是否和魏惠王不赏识自己，自己欲加报复有关？

商鞅与孝公达成一致之后，便开始变法。新法当中最重要的几条是：建立县制；开垦荒地，土地收归国有；奖励生产，奖励军功；实行保甲制。这一系列措施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使秦国由弱变强，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新法苛严，刑罚严重。新法令一颁布时，便遭到了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反对和议论，“秦之国都言令不便者千数”，但是，商鞅并未退缩，而是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行他的新法，可以想象，他所面临的压力有多么巨大。历史上徙木立信的故事，便是商鞅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变法决心而做的准备。这和后来王安石变法一开始所面临的处境很相似，但二者取得的结果却是鲜明的对比。

商鞅是一个理智、冷酷、严厉、刻薄的人。

其理智，还可以在变法初他对孝公说的一段话中体现出来。他说：“疑名无行，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些话，句句堪称经典，句句充溢着理性的光芒，即便用在今日也十分正确。秦孝公听了这些话，便像是听了定心丸，再也不怕人议论新法了。

其冷酷、严厉、刻薄，由以下一些可以看出来。

新法执行满一整年，太子犯法。商鞅于是准备对太子施行惩罚，但出于太子是王储的缘故，便让太子的一个师傅受了刑罚。商鞅心中一心只想着变法，却没有想到给自己日后的顶头上司留一点情面。行法第四年时，太子的老师虔再次犯法，被商鞅割掉了鼻子。诸王公贵族惊诧不已，皆小心谨慎，怕触犯了这位新相国的新法。

为了使秦国能真正强大起来，商鞅在自己的生养之国——魏国兵败马陵之后，建议孝公趁机吞并魏国，并详细分析了秦魏的不共存关系。于是孝公出兵魏国，魏国出兵相迎的正是当年与商鞅交情甚好的卬。商鞅得知此事后，大喜过望，便使出兵家诈术，假降。和商鞅相比，卬太单纯，太有人情味了。他相信了商鞅的假降，结果魏兵大败弃都安邑，徙都大梁。如果说对太子及太子的师傅屡用刑罚断送了他在秦国的后路，那么他对魏国的进犯及对公子卬的俘虏则断送了他在魏国的后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商鞅的刑法苛严，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强调过。

变法的内容中，有一条叫“保甲制”。规定每五家为一“保”，每十家为一“甲”，互相监视，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必须告发，否则要受到“腰斩”的重刑。我想，秦始皇时代的苛政大概和“保甲制”有些渊源吧。

《史记》中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严厉苛刻的性格，严厉苛刻的法律，这些种种，似乎已经从根本上导致了商鞅孤立无援的处境。虽然“秦国大治”，国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但作为变法的总参谋长——商鞅一旦失去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座靠山——秦孝公的支持，他将迅速为他的新法和新局面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此时的商鞅，已经被宣判了死刑，背上写着大大的“斩”，只等着孝公驾崩，新王摄政，那便是刽子手的落刀之时。

在刽子手落刀之前，上天眷恋有功的奇才，托赵良为处在死亡线上却浑然不知的商鞅指了一条活路。赵良对商鞅说：“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楚而待。”可惜“商君弗从”。这是否可以作为商鞅只通事理，不晓人情的另一个证据呢？他那么具有智慧，为什么却听不进赵良的一番诚挚之言？或许，在商鞅的眼中，如今秦国的富强局面皆是我商鞅的功劳，我理应享商、於之富，足以“南面而称寡人”，出门可“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肋者为骖乘，持矛而操□者傍车而趋。此一物不具，便一步不出”。他不懂得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丰功伟绩上面了。他的思想过于理性，居功自恃注定了他的命运必定是属于悲剧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一切都在历史的预料之中，历史的进程在太史公的笔下丝毫没有耽搁。商君逃到关下，想住宿一夜，却因为没有身份验证而被旅店老板拒之门外。旅店老板不知道，这位被他拒绝的客人，正是他所遵守的法令的制作人。商君被自己的法令绊了一跤。事实上，之后商君一路都是被自己的新政逼向了绝境。商君逃到魏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我不知道，太史公行文到此，有没有悲歌？一贯强势的英雄落难之时如此狼狈不堪，曾经叱咤风云的相国在人生的绝路上无一人相助，连旅店的老板都可以将他拒之门外。秦孝公，他明知商君为人苛严，结怨甚重，在自己百年之后，商君命运叵测，可在临死之前，他竟然没有为帮助自己实现强国之梦的商君准备一条后路。难道，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些？不可能，因为孝公并非懒于思虑、昏庸无能之人，变法之前他与商鞅的对话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绝对料到了商鞅的命运。那么秦孝公，在自己临死前并没有对自己的继承人——太子为商鞅下一道免死特诏，原因很可能只有一个：他并不想挽救商鞅！《史记》中记载，新法颁布后一年，太子犯了法，商鞅一开始准备施刑于太子，但后来又突然改为太子师傅代受。对于代受的原因，太史公留下了一句“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谁向商鞅提了这个建议？难道是商鞅自己省悟出来的？有可能，但不是很可能，原因还是商鞅刻薄的性格。另一个可能就是，是秦孝公授意商鞅“太子，不可施刑”，然后商鞅给了孝公一个“面子”。而一般人的意见对于商鞅而言是无效的，后面赵良的劝说可以说明这一点。恐怕，不仅王公贵族、全国百姓对商鞅积怨深厚，连秦孝公对商鞅也是如此。那么，孝公容忍商鞅、至死都不给他留一条后路也就不足为怪了。秦国富强之后，他不除掉商鞅，可能碍于商鞅的功劳，他害怕自己背上忘恩负义的千古骂名。孝公畏人言，可从《史记》中“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看出来。

大凡英雄人物，常常有着严重的缺陷。史上如商鞅、项羽一类，人生事业开展得轰轰烈烈，一旦倒下，却狼狈不堪。每每后世重温历史，欲究其原因，总能发现，他们的成败都直接系于他们的性格特征。商鞅为人苛严，严于刑法，使秦国政治严明，国力强盛，却在世人心中积下许多不满。人，往往看到的只是自己直接受益的地方，再远一点，再宽一点，就不能理解了，更不能接受了。这便是人情，而商鞅却不通晓。他为自己的事业牺牲了生命，试想，假如商鞅是个心软仁慈的人、性情中人，那么他的新法很可能一天也无法施行，而前面提过的王安石变法的结局很可能就是商鞅变法的结局，因为一开始，除了秦孝公，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新法。但是，商鞅是伟大的，其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和他的法制观念及他身上散发出的理性的光辉，是秦孝公的人民与官宦阶层的怨恨所无法抹灭的。但温和善良的中华文明似乎无法容忍这样冰冷僵硬的法制和理性，而这些正是我们至今还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