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年代人们有了病都看中医，吃中药，北京城里的中药店有很多，最有名的是位于大栅栏的同仁堂，位于菜市口的鹤年堂，崇文门外大街的千芝堂也比较知名。同仁堂创办于清康熙年间，确切年代已无法考证，但不晚于1669年。同仁堂的创办人姓乐，是浙江宁波人，祖上早在明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几代人都是以行医卖药为业。到了清初，乐家的后代乐尊育进入太医院，当过吏目。他立志提高中药的质量，于是就在前门外打磨厂开办了一家制药作坊，后来又将“乐家老铺”改名“同仁堂”。
乐尊育的儿子乐梧岗在康熙十四年乡试落第，于是继承父业，在大栅栏开办同仁堂药店。同仁堂前边是店，后边是作坊，自制自卖。由于同仁堂一向注重药材的质量，信守“炮制虽繁，必不敢少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承诺，同仁堂的中成药在市面上一向声誉很高，像治疗乙型脑炎的安宫牛黄丸，治疗半身不遂的再造丸，治疗筋骨麻木的大活洛丹，治疗关节炎的虎骨酒，治疗中风不语、口眼歪斜的苏合香丸，治疗高烧不退的紫雪散，治疗痰火内发的牛黄清心丸，治疗妇女不孕症的女金丹，治疗神志昏迷的局方至宝丹，治疗神经衰弱的参茸卫生丸，被称为同仁堂的十大王牌。 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有400多种，大部分都经过反复实验，配方合理，剂量合适，有明显的疗效。同仁堂对药材的质量要求很严，早年间所有的药材都从河北安国县的药材市场上购买，后来也由北京的四大药行供货。药材商们总是把最好的药材卖给同仁堂。在安国的全国最大的药材市场上，药材商们都要等同仁堂来人后才开市，因为同仁堂的收购量大，出价高。对一些珍贵药材例如人参、麝香，同仁堂还派出专人去产地采购。 中药的制作是很麻烦的，像蜜丸的制作需要经过蒸、炒、煅、烫、制、浸、霜冻等四十多道工序。有些成药制成后还要放上几年，使燥气减少后才能出售，这样一来必然占压了资金，但却提高了药物的疗效。 从清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就开始专门为清宫御药房提供中药了，连皇帝、后妃吃的药也是同仁堂制作的，这样同仁堂就从经费上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有时清宫一次拨给同仁堂的经费就够用上几年的。同仁堂多次为宫内办药，都要先由太医院奏明皇帝，再下圣旨到全国各地，命令各地将上好药材上贡送到北京。同仁堂还常常打着朝廷的旗号到处收购上等药材，使其他药店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由于同仁堂的名气大，外地的一些商人也将自家药店改名“同仁堂”，为此在咸丰、同治年间，官府特地下告示，声称对冒同仁堂之名开办药店者一律治罪。也确实有药店因此事被查封，店主被游街示众三天。在没有经济法的旧时代，官府为一家商店如此兴师动众，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 同仁堂的第十代传人乐印川在咸丰年间还捐了四品衔的候补道，后来又捐得从品二典封，任军机引见，受赏顶戴花翎，使同仁堂官商的地位更加牢固。为了获得社会舆论的赞誉，同仁堂十分注重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树立乐善好施的企业文化形象。例如每当京城会试期间，同仁堂总要向应考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这些举子考中后做了大官，自然少不了照顾同仁堂的买卖，或为同仁堂提供特权，或为同仁堂介绍主顾。北京城里许多王府把记帐本留在同仁堂，由同仁堂负责向府内供应中药，到年底结帐。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办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勉强能够糊口。此外同仁堂还要施舍棉衣给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每年夏天同仁堂则向穷人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同仁堂举办的这些慈善事业，是从药店经营的利润中提取的，据说能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一。尽管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疏财济贫的义举毕竟是值得称道的。 1900年八国联军人侵北京期间，大栅栏地区的一场大火将同仁堂铺面的前庭烧毁，家具和珍贵的医书也被烧毁，一些侵略军官兵常到店中骚扰勒索，使同仁堂的损失很大，后来经乐印川妻子许氏的努力，使同仁堂逐渐得到恢复。 1907年许氏病逝后，同仁堂由乐印川的四个儿子共管，同仁堂的职工也分为四派，实行寄卖制与四派之间的矛盾使同仁堂的经营管理逐步陷于混乱。后来经四人商量，决定各人在外边自立门户，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的字号。于是，乐家人开设的分号遍布全国，像乐仁堂、沛仁堂、济仁堂、达仁 堂、宏济堂、颐龄堂，最后竟达3O多家，自相竞争的结果，使同仁堂老店的经营状况越发艰难。 北京沦陷期间，日本商人也想染指同仁堂。他们派人向乐家提出人股的要求，乐家人花了很多钱找权贵疏通，总算躲过了一场灾祸。抗战胜利后，元气尚未恢复，同仁堂又在金圆券急剧贬值的风波中损失惨重。库存的珍贵药材亏损殆尽，无力支付职工工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同仁堂才获得新生，药店翻修一新，拥有三家药厂，成为北京最大的中药店，全国四大药店之一。同仁堂的中成药远销到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北京的中药店里，鹤年堂也是一家老字号，早在明嘉靖年间就开业了。写有店名的匾额是严嵩的笔迹。据说“鹤年堂”原是严嵩花园中一个厅堂的名称，严府败落后这块匾丢失于民间，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挂到这家药店的店堂里，成了这家药店的字号。鹤年堂的汤剂饮片最有名，民间有“要吃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要吃汤剂饮片，请到鹤年堂”的说法。鹤年堂之所以出名，也因为它所在的菜市口在清代是刑场，鹤年堂就在刑场西侧的马路边上。每当行刑日，监刑官都要到鹤年堂休息、更衣。监刑官的席棚也搭在鹤年堂的大门外。旧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到鹤年堂讨刀伤药去！”意思是要被押到菜市口砍头。鹤年堂解放后仍在原址营业，近年因马路展宽，店堂是拆除后重建的。
北京城里的老中药店还有长春堂、济安堂、德寿堂、万全堂、圣济堂等许多家，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说到中药店，不能不说到中医。旧时中医大夫常有在中药店里应诊的，也称为坐堂，许多中药店也以请到名医坐堂为荣，这样不仅能增加药店的收入，而且可以提高药店的知名度。老北京城里有名的中医数以百计，他们或在自家开设诊所，或在药店坐堂，或到病人家出诊，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药店店堂内设有前后柜，前柜的业务是收方、抓药、包药、计价、收款。各种中草药都分门别类放在一排排的木抽屉里，中成药另设柜台。 明清两朝政府在北京城内都设有太医院，主要是为皇室成员、皇亲国戚、贵族高官看病的，平民百姓与太医院无缘。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从家乡来到北京，在太医院任职。因受到把持太医院的方士、巫医的排挤，不久后愤而辞职离京，后来他写成了《本草纲目》一书。 明清时期的医生有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太医院的太医本身就是朝廷官员，一般医术比较精湛，但是也有滥竽充数混饭吃的。也有一些官员并不在太医院任职，但也精通医术，大多有真才实学，名气很大，他们并不公开挂牌行医，给病人诊病也不收费。专门开业行医的医生一般将诊所设在自家寓所内。在大门边挂上一块木牌，以便病人上门就诊。民国时期，前门西边的打磨厂有位名叫董德懋的大夫，医术非常差，臭名远扬，以至于北京市民中流传开一句歇后语：打磨厂的大夫——懂得冒哇？（意思是什么也不懂。）也有一些大夫在各大药店里坐堂行医，病人经大夫诊断后就在店里抓药，十分方便。一些大夫也到病人家里出诊。另外还有不少走街串巷摇铃行医的江湖郎中。 西医直到明末清初才传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人看病都是找中医大夫、吃中药。直到19世纪前后，西医才扩大了一些影响。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立了医学科，并翻译了一些西医书籍。到了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习馆，后改为医学馆、专门医学堂。 中华民国成立后，西医逐渐得到推广，先是成立了医学专门学校，并且附设实习用的诊察所。在1927年，医学专门学校改名北京医科大学，诊察所改为附属医院。这所医院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位于西安门大街北侧。 随着西医的发展，在北京形成了中西医并举的局面。1930年，著名中医肖龙友，孔伯华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共办了15年，毕业生有700多人。1931年著名中医施今墨创办了华业国医学院，课程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设置，在18年中一共培养了600多名毕业生。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各家医院中的著名中医大夫。 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欧美国家的教会、传教士和医生相继在北京开设医院、医学院。1906年，英、美的六家教会在北京合办协和医学堂。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设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购买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并且买下了位于东单三条的豫王府的全部房地产。从1917年到192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施工，建成了由14座楼组成的协和医学院。这所医学院的目标是培养第一流的医学人才，设有直属的医院，临床各科齐全，各临床科室的主任、主治医师由各学科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兼任。各科设有专科实验研究室，配备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到了1920年又开办了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 北京城内的外国医院还有位于安定门内大二条的道济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六医院的前身。最初创办于1885年，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妇婴医院。1886年，美国的美以美教会在崇文门内创办了同仁医院，位于东交民巷东口。同仁医院的眼科最为著名。20世纪初，在离东交民巷不远处的台基厂相继创办了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就是现在的北的前身。在东单三条还有一家日本人开办的东亚医院，后来改为北平市立第三医院的小儿科。 北京城内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现代医院是中央医院，这所医院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北侧，东临历代帝王庙，于1918年1月开院。医院为西洋建筑，主楼有四层，设有十几个科室，开院时有150张病床。这所医院是伍连德等人集资兴建的，1946年更名为中和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医院。 首善医院是一家私人医院，位于天安门西边的府前街，创办于1916年，于1946年停办，随后这里成为从东堂子胡同迁来的儿童医院的院址。医院内设有50张病床。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北京市儿童医院。 国民党政府统治北京时期，建立了三座公立医院，分别是位于南城香厂路的市立第一医院，位于宣武门内油房胡同的市立第二医院，位于东单三条的市立第三医院。 据1919年的统计，北京城内共有公私立医院46所，其中由政府经营的6所，得到其他国家资助的4所，由民间经营管理的17所，由外国人经营管理的16所。在1917年这些医院共治疗81604人次，约占北京市民的10%，仍有大约90%的市民没有进医院治疗，其原因首先是医院收费高，广大市民付不起医药费，只得到药店里开副中药凑和了事，其次是广大市民对西药还不太了解或心存疑虑。 1919年时全北京登记注册的医生只有1098名，其中中医就占了989名。1917年时北京的人口死亡率为25.8‰,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84.1‰,产妇的死亡率为34‰。各种烈性传染病（如霍乱、麻疹、猩红热、天花、白喉）是北京人致死的重要原因。过去北京人的卫生观念很差，“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许多人的卫生观。街道、胡同里垃圾成堆，城内的晒粪厂散发出阵阵恶臭，许多人随地便溺，成为固习，刮风时漫天尘土飞扬，下雨时遍地泥泞。摊贩出售的食品没有卫生保障，种种原因造成了北京人的健康状况较差，医疗条件也差的状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