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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大明处州龙泉官窑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我们根据大量的实物分析与文献考证，并通过与同时期景德镇官窑器的比较都肯定了这一结论。根据相关记载初步推断，大明处州官窑器的烧制期是从洪武到成化近一百年的时间。结合收集到的瓷片及一些完整器来看，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的制作水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代处州龙泉官窑的存在有待我们重新认识评价明初龙泉窑青瓷在整个龙泉窑青瓷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和意义，帮助我们廓清之前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断代上的错误等等。 当然，这批瓷片是农民犁田时被发现的，仅仅是地表浅层的遗存，好比冰山一角。所以要对明代处州龙泉官窑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除了窑址的进一步发掘，还需学界同仁的共同关注和努力。本书只是对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作最初的考证，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比如： （一）这批残片是否专属永乐一朝 这些同一窑口的官窑器残片究竟是专属某一朝还是不止一朝呢，是同一批烧制，还是几次所烧的累积呢？象梅瓶、玉壶春、执壶，基本为一两种花纹，应为同一批烧制，同一朝器物，而碗有多种样式、花纹，盘的花纹更加丰富，在没有找到更可靠的佐证实物之前，还是很难下结论的。在与同期景德镇官窑器对比时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高度相似的器物实例都集中在永乐朝青花器上，这是否可成为这批处官器的断代参考依据呢？是否说明目前所发掘到的这些残片只是永乐一朝的遗存？根据一些器物器形纹饰来看，还很难排除洪武时期的产品，那么除了洪武、永乐，还有没有其他朝的作品？如《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第186页图144的“明宣德青花花卉纹莲子碗”，在器形样式与花纹装饰风格上都与这批残片中的菊瓣纹碗非常相似，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这种菊瓣纹碗是宣德朝的作品，那么为什么没有宣德朝的其他器形？另外，我馆这批残片中，各类器形所占的比例与传世品中的流传比例也不一致，比如传世完整器中，墩碗的数量并不多，菱口盘要比圆口盘多，但这批残片中墩碗的数量却最多，圆口盘在数量上也不亚于菱口盘，花纹比菱口盘更加丰富，这其中又有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当时这类墩碗、圆口盘属于新兴的样式加以重点烧造呢？看似简单然而复杂，这是我们对这些处官器残片的切身感受。 （二）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与景德镇官窑的关系 （三）关于这批处官器以外的其它器形与纹饰 根据国内外博物馆及一些世界大拍卖行拍卖的同类瓷器来看，还有不同于该窑口残片的器形样制及纹饰种类的很多例子。 如盘口执壶，日本德川美术馆藏的“青磁刻花·芭蕉文水注（《千声·万声龙泉窑青磁》图142）”，《世界陶磁全集·明》图129的“青磁牡丹文水注”，都是这种类型，除盘口外，其余都和我馆的执壶形制相同。其中芭蕉文水注腹部所刻的庭院芭蕉图案，与纽约苏富比有限司1998年春季拍卖会拍卖的“明·龙泉窑青瓷刻庭园图折沿盘”盘底所刻的图案非常相似。《世界陶磁全集·明》图129这件执壶还配有盖子，可见盘口执壶原是有盖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博物馆也有一件这样的执壶，但缺盖。从纹饰上看，这些执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纹饰层次在腹部以上分三道，比我馆的执壶多了一道装饰，而且胫部俱刻变形莲瓣纹。类似的盘口执壶也见于景德镇洪武青花、釉里红，纹饰风格和样式都很接近，也配有盖子。 另外发现同类玉壶春胫部也刻有变形莲瓣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刻花玉壶春（腹部主体刻缠枝牡丹）”，及大英博物馆藏的腹部刻葡萄纹执壶。梅瓶与大盘也都发现新的纹样，如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2004年秋季拍卖会拍卖的“明初·龙泉窑画花牡丹纹梅瓶”即是一例，在器形上与我馆梅瓶也有细微区别。大盘的例子就更多了，如上述盘底刻庭院芭蕉图的折沿大盘，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1998秋季拍卖会拍卖的“明龙泉窑青釉雕花果纹盘（直径33.6cm）”则与明永乐青花荔枝纹窝盘（《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图67，口径29厘米）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几件大盘除其中一件菱口盘刻秋葵纹与我馆圆口盘的秋葵纹相似外，其余如松石图，莲瑭图都很少见，尤其一件圆口折沿盘，盘底刻兰花，内壁刻变形莲瓣纹，装饰风格与我馆大盘相比较为特殊。 至于墩碗的例子则有些特殊，如浙江省博物馆藏的“刻花大碗”，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两件墩碗，口径都很大，但刻花刀法偏于草率，纹样比较单调，内外壁一般都刻缠枝莲等。一些细节处理手法也很不一样，如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墩碗所刻的扁菊，其中间的圆形部分特别肥大，莲的刻法也似乎更象元代，此外釉色也偏于单薄。这在一些大盘中也发现相同的问题。但总的说来，在器形样式及纹饰风格上还是我馆这批龙泉官窑器接近的。按照官窑次品的处理制度，这些不可能是次品，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处州官窑器早期的不成熟作品，抑或是仿品呢？我们倾向于前者，因为从纹饰风格及一些笔法处理与元代相似的情况来看，前者更有说服力。毕竟官窑器也一样，有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而以我馆的这批器物来看，无论釉色、刻花都已相当成熟。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更翔实的考证，或许还有其它答案。 以上这些还仅就我馆所整理的五类器形而言的，除此外，还有没有其它器形呢？如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2003年秋季拍卖会拍卖的“明初·龙泉窑青釉花口蜡烛台”，龙泉窑蜡烛台是十分少见的，我们从釉色制作上分析此烛台亦为龙泉官窑器。但很多器形还是很难判断的，而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更何况，这些官窑器在传世品中都十分少见，所以要完整勾勒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明代处州龙泉官窑存世完整器辑佚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朝廷按封建等级规定器用制度，官窑器的生产正是为了体现帝王的尊严，满足帝王与庶民之间等级差别的需要，所以即使是次品都要销毁怠尽，长埋地下。对于广大民窑来说，官窑处于一种强制性的垄断地位，不仅垄断优质资源，也垄断产品样式、制作工艺等等。官窑器只供宫廷使用，包括朝廷对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需要，比如明朝廷对于外国“进贡”的“答赠”，民间则是禁止烧造使用的。加上处州龙泉官窑的烧造时间不长，存量本就稀少，且通过数百年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在战乱年代流出宫廷的瓷器，当时即已十分昂贵，经列强疯狂掠夺，多流出国外。所以反而在国外更容易见到这批稀有的龙泉官窑瓷器，比较集中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宫博物馆与日本。托布卡普宫博物馆展厅有七件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一件执壶，两件墩碗，四件刻花大盘，其中三件为菱口折沿盘，一件为圆口折沿。日本的户栗美术馆、白鹤美术馆、五岛美术馆、德川美术馆等都有藏品，在出版的相关图录说明中，他们还将这批瓷器称为“天龙寺手[1]”。但无论如何，如今在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和世界大拍卖行偶尔见到的这批大明处州龙泉官窑青瓷，最初应都是从宫廷流散出去的。 由于这些龙泉窑青瓷做工精湛，其官窑器“身份”虽未明确，但价值早已得到认可。如2003年10月26日，苏富比拍卖公司在香港拍卖的“龙泉窑青瓷玉壶春瓶”，以454万港币高价成交。 为了便于对明代处州龙泉官窑器有更丰富的感性认识，也便于将完整器与残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现将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及拍卖行中所能找到的明代处州龙泉官窑青瓷完整器，及相关说明辑佚如下。由于条件学识有限，挂一漏万，还待方家就正。 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存世完整器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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